贺军：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几个尖锐问题

贺军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几个问题

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落实之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时，保证基本的经济增长是中国2015年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中国也将面临深化改革、反腐败与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的挑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策略

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仍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事实上，保增长已成为2015年最重要的经济工作目标。新形势下，市场和政府都关心一个问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在我们看来，所谓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的一种担忧：在过去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如制造业、房地产业）推力减弱或熄火之后，找不到替代的增长动力。

在我们看来，提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问题，恐怕本身就有些问题，原因在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是处于调整期的经济，非常规经济可比，如果简单地按过去的增长动力来盘算，会一直陷在缺乏动力的怪圈之中。事实上，经济调整期就是新常态的一种表现，在经济调整期内，更应该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策略，而不是具体的某一种增长动力。

什么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策略呢？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主要是“稳国企，推民营，扩市场，改制度”。这12个字应该就是转型时期的增长策略，也是中央和地方在十三五规划中应该考虑的核心。

所谓“稳国企”，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稳定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做好国企所在基础领域的基础工作，保障社会基础服务的稳定供应（从水、能源、电信到金融服务），发展好重要领域（如装备制造、军工、重大交通系统等），扎好基础，别出乱子，别制造失业。二是稳守现有领域，不需要大规模扩张，尤其是在竞争性领域，国企不需要跑马圈地，也不要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抢占更多市场。国企还要通过改革减少数量，如央企改革要按计划缩减为40-50家的规模。

“推民营”就是要扩大民营经济发展，强化其在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撑地位。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法人的90%以上，民营经济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5%以上，占全国企业资本的60%以上，占全国投资的60%以上，占全国税收的60%以上。民营经济在2013年至2014年一直处于深度调整之中，2014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32万亿，但增速下滑明显，从2012年初的超过30%下滑到2013年的23.1%，再到2014年的18%。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民营经济的效率也在降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集体企业增长1.7%，股份制企业增长9.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3%。2012年股份制企业增长11.8%，2013年增长11%。2014年的增速下滑十分明显。

这种情况可能与三大因素有关：一是投资跟风情况严重，再加上资金成本比较高，在不少领域如光伏、风电、电商等领域的投资损失惨重。二是受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和冲击，部分民营经济的经营思路剑走偏锋，只想着拉关系、赚快钱，但大环境一变则自寻死路。三是很多民营企业都处于企业交棒换代的关键期，自身管理转型和升级面临挑战。在2015年，资金成本将趋于稳定，如果民营企业适应了转型期的洗礼，管理上也进行了调整，则可能存在发展机会。由于民营经济占GDP已达2/3，民营经济搞的好与坏，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

　　图1：2014年中国民间及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制图：安邦咨询研究部。

“扩市场”指的是要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意义和方向，实际推进则不如人意。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对中国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央政府屡次强调的“改革红利”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于市场化改革！我们认为，本届中央有三面大旗可以打——分别是反腐败、法治化和市场化。其中，市场化改革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之下谋求中国稳健发展、实现小康、赢得人民满意度的最佳路径和手段

“改制度”不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指包括市场制度、政府改革以及配套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加适应市场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实际上，制度建设和维护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发挥作用的地方，理顺了这个关系，市场要素就会发挥作用。在制度改革中，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特别重要，这对于活化中国的金融与实物资产，促进资本要素的有效流动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中国加大参与全球经济，中国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要有国际视野和战略高度，需要更多地参考国际规则和制度。

　　判断中国经济的前景，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能盲目悲观。从目前形势看，悲观的看法已占主流，认为政府债务风险、经济下行压力将会压垮中国经济。但我们并不认同过度悲观的看法，中国经济有庞大的经济规模（2014年超过10万亿美元）、有13亿人口基础上的“世界市场”、有庞大的政府资产、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都为中国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特别要指出的是，面对海外过度唱衰中国政府资产的趋势，我们不能跟着起哄，妄自菲薄。对中国的政府资产不能低估，尤其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论是中国自己的基建需求，还是向国际市场输出基建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世界性（包括美国在内）的影响力，我们有什么必要自己唱衰自己呢？对于政府资产的效率问题也不必过于担忧。港口、路桥等基础建设，都是有价值的资产，要增加其流动性，需要完善资本市场和产权制度改革，只要设计好了制度，如创新资产证券化机制，增加政府资产依旧可以拉动更多的资本。

要指出的是，在维持2015年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政府实际上掌握有足够的政策工具。从2015年初透露出的信息看，中国对2015年可能面临的复杂形势。

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比如在投资方面，2014年底中国已批准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人民币的七大类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等。基建投资将成为2015年保增长的“稳定器”。如果配合以市场化改革，中央投资计划将会产生“乘数”效应——带动大量的地方和社会投资跟进。

此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也会成为2015年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抓手。我们注意到，地方经济发展都在紧贴中央这些大政策、大规划的变化。比如，本来只与部分地区相关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现在全国31个省级地方都推出了自己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这些计划的背后都会配套大量的项目。所以，在2015年，市场关键要看民营经济，项目关键要看“一带一路”。

我们还认为，2015年稳定中国经济还有一个有利因素：中国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管理经济比过去更为娴熟。对于本届政府来说，在经历了2013年上任后的一年摸索、2014年的艰难试水之后，相信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情况和政府管理经济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成熟的办法。在2015年，政府在动用金融工具方面可能更为熟练、可动用的资源也会更多，以此来保证中国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

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建设最令人期待

诸多改革中，2015年最令市场期待的应属金融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倡导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主导作用，在这个改革方向上，如果政府退出市场，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呢？肯定有金融市场！如果说，2015年有什么领域将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答案是金融市场；在2015年，有什么改革最容易引起积极的反应？答案还是金融市场！因此，建设和完善金融市场，是中国今后的当务之急，甚至比土地政策的改革还来得紧迫。

2014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区间进一步扩大，存款保险制度正式推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扩大，民营银行也于年内正式成立。为应对经济下滑，央行还创造性的采取了系列定向操作，包括两次“定向降准”，并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MLF），希望低成本资金流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

2015年的金融体制改革，首先需要明确顶层设计。去年8月中下旬，接近政策层的人士透露，由央行牵头的“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中，方案即将公布出台。但遗憾的是，这份金改方案直到2014年结束，依然不见踪影。目前，在金融改革方面谈得最多的顶层设计，是国务院在2013年与2014年发布的两份指导意见：2013年7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十条”），2014年8月发布的《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新国十条”）。但比较两份意见文本可以发现，布置短期工作任务的意味十分浓厚，难以作为指导中长期金融体制改革的纲领。

除此之外，国务院在2014年还发布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金融相关政策文件。但左一个“国十条”、右一个“国九条”似乎表明，中央在对待金融改革的议题上，有可能还未形成系统思路，对不同金融领域、不同改革议题之间的联系也缺乏统一认识。如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情况下，金融改革方案对此并没有多少落墨。再比如，面对中国即将转变为净资本输出国的趋势，已经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缺少对这一情境的讨论，更不用提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相应调整了。这些都是拟定中的《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案》需要讨论的基本内容。

展望2015年，下一阶段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开放为核心要点。其中三项“抓手型”的改革主题是：围绕IPO注册制的资本市场改革，围绕“融资难、融资贵”的资金流通渠道改革，以及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资本项目开放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目标，需要在统筹下逐步落实推进。

进入201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风声频传。在2014年初，监管层便曾尝试推出发行改革，最终以乱象收尾，显示出对于这类“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行政力量的单方面动作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但当时市场低迷，人气不旺，IPO开闸带来的资金分流效应也令改革进入存量博弈状态，推进起来格外艰难。随着A股蓝筹自2014年7月起快速回暖，推动股指节节攀升，吸引增量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改革的最佳窗口期已经打开。据了解，证监会已基本确定将IPO发行审。

核权下放给交易所，将此作为简政放权的具体措施向中央作出交代。放权时间有待最终决定，有两种可能：一是6月份全部放开；二是上半年放开再融资，下半年放IPO。有理由相信，IPO注册制改革有望在2015年年中取得实质突破。

相比之下，资金流通渠道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改革可能就不会这样迅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存在一批财务软约束主体，资金流通中间环节太多导致效率存在问题，但这并非金融问题，更多是财政与政府治理问题，对症下药则需改革现行财税体制，增强对各级政府及相关经济主体（国企、城投平台与地方纳税大户）的财务约束，尤其要将政府财政纳入法治的监管框架里来，依法理财，依法行政。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是国内争议最大的金融改革领域。争议的焦点不在是否应该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在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和时序上。赞同加快改革者认为，中国经济已深入参与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这既是中国的经济目标，也是中国的政治目标。反对加快改革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当国内市场制度建设还未准备好的时候，过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金自由流动，从而引发跨境资金大量流动，可能会造成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货币急剧升值，或者不受控制的资本外流、海外洗钱等现象，给中国带来一系列金融风险。在激烈的争议之下，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至今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不过在我们看来，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相比，人民币国际化实践已成为一块短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要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相适应，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产能过剩也需要开放资本项目管制，为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服务。如果开放资本项目管制对海外众多国家央行增持人民币资产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力，也将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开辟了海外新市场。实际上，相比欧美因消费形成的政府债务，中国各级政府为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政府债券无疑更具有投资价值。我们认为，开放资本项目管制并无损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支撑。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完全可以对海外人民币的流入流出进行管理，避免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过多的冲击。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必须借助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潮才能实现。2015年的金融改革与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有重要关系。2014年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一系列对外发展战略，这些发展计划被外界统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实施这一计划不仅需要中国金融机构的大力参与，该计划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金融资源则是推动计划落实的利器。要推进落实这些发展计划，中国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推动配套的金融改革。

中国官方并不认同中国存在政府推动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里使用这个概念，是指中国不断加大的对外投资、金融资源输出、企业“走出去”、产品输出等客观存在的经验现象，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上述现象未来都会加强。因此，中国虽无“马歇尔计划”之名，但有“马歇尔计划”之实。

进一步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已是大势所趋。在我们看来，金融市场在2015年可能会有不小的变化，不少金融产品都将在2015年正式出台（如首个场内期权产品上证50ETF期权上线，这是中国基础性金融衍生产品体系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之后的创新），新三板市场建设和交易将更加活跃（如新三板竞价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转板等方面的制度在2015年将逐步完善），这些变化将会吸引大量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对于活化资产、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转型的路上，必须完成也有条件完成的一个领域就是金融市场建设。只要金融市场建设起来，中国大量隐藏在民间的资本，就能够用各种渠道进入金融市场，其效果必然可期。

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管理如何平衡？这是金融监管部门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国内有一种倾向是金融市场管理谈得多，但建设谈得少，由此导致的情况就是，管理上越来越紧，建设越来越不足，创新突破越来越少。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不行。没有建设和开放，就没有金融市场，如果没有市场，管理还有什么意义？纵观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发展，都是先建市场、让市场发展起来再说，出现了问题再完善，在完善中实现管理。如果只是奢谈管理和风险，这是典型的纸上谈兵，空谈误国，会贻误发展时机。

反腐败运动的“破”与“立”

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是国内国外都高度关注的重大事件，它既是政治治理行。

为，也对经济有重要影响。自十八大之后不到两年时间，全国共有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面对高强度的反腐败运动，安邦研究团队较早就在关注反腐败的“破”与“立”的问题。

早在2014年2月我们就提出，反腐败是“破”，当反腐败进行时，有必要考虑更加长远、更加重要的发展和建设问题，也就是如何“立”的问题3。4月，我们又提出反腐败要注意三大关系：一是反腐败与改革的关系。反腐败除了在政治上立威，更重要的是为改革护航。现在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热情却显得不足，没有体现出深化改革所需要的“势”。二是反腐败与建设的关系。这主要是谈反腐败的“破”与“立”，反腐败之后或者同时应该重视建设，“破”的目的是“立”。三是反腐败与开放的关系。反腐败有助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而开放也有利于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的反腐败。

考虑到反腐败的复杂性，“破”字当先是正确的，而且“破”得要稳、要狠，不能让腐败力量死灰复燃。在经历了2年多的“破”之后，2015年应该开始重视“立”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3日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做好“破”和“立”这两篇文章。

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讲话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他从战略高度开始强调“破”与“立”的问题。过去两年多中国持续反腐，全国十多万官员被查，一些地方党政系统“塌方式”落马。与此同时，全社会不知道何时开始“立”、开始重新建设的过程。以安邦研究团队在国内基层的大量调研所见，这种情况在部分地方引发了一些困惑。习主席开始强调“立”，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2015年将显著加强“建设”工作的权重。这可能意味着，2015年的建设工作有可能会呈现阶段性的差异。

2015年是中国的新常态之年，是改革落实之年，更是新常态下的“立”之年。未来将会在哪些重点领域“立”呢？在我们看来，有如下四个方面需要优先。

考虑：

一是“立”队伍，要补充和建立新的干部队伍。十八大以来持续反腐败，全国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和国企高管，落马人员超过18万，在不少出现“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干部队伍更是出现了系统空缺。因此，干部队伍的遴选和建设在今年十分紧迫。中央对全国县委书记进行轮训，习主席专门给首个县委书记培训班专题讲话，都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明确信号。

二是“立”经济。经济发展是需要“立”的重要领域。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使得中央在去年的保持稳定方面多费了不少劲，2015年稳增长的工作比过去更为迫切。如果2015年想推动更多的建设工作，经济增长一定不能塌陷。可以肯定，2015年保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变得迫切。

三是“立”改革。中央政策已经很明确，2015年中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开出的改革清单，在2015年将会加大落实力度，这是体现本届中央决策层是否言出必果的领导信用的关键问题。在多个领域落实深化改革，是2015年“立”的重要工作。最关键的是，从中央到基层社会，不能因为经济下行、反腐败而忽略改革，丧失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四是“立”市场化。市场化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任务，但由于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应该与其他改革区分开来加以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转型升级过于痛苦，市场运转不畅，归根结底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所致。安邦研究团队过去多次呼吁，市场化改革是改革核心。形势发展到现在，已经不能只停留在理念中，而是要付诸实践。2015年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更是市场化改革的迈大坎之年。

需要强调的是，持续的反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将会重塑党政队伍。根据安邦（ANBOUND）的测算，2013年中国被处分的官员在公务员中占比达2.57%——考虑到官员基数以及还未暴露的问题，2.57%的“出事率”在全球公务员体系中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官员队伍的大幅调整对政府改革前景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反腐败和深化改革中所暴露的问题看，当前存在一种现象，即在顶。

层的中央领导有很大的改革热情并力推多项改革和转型，但在中下层普遍缺乏同样的热情和改革的行动，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及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呈现的上下一齐推动改革开放的形势有很大不同。在我们看来，这种“上行下不效”的现象，说明现在的政府班子适应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旧常态”，但并不适应新的改革形势要求。中央高层近期屡次提出要反对“懒政”、干部在新常态下要有作为、会作为，就是针对干部适应新形势问题发出的催促。必须承认，政府改革和转型需要一个过程，未来的政府改革将会与反腐败结合起来推进，但不会急切地推行。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预计，中国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形成新的政治势场，崛起新一代政治集体。在这种转变中，一大批能够适应新常态、有改革意愿并主动参与改革的官员，将踏着反腐败运动砸下的瓦砾，走上改革和建设政府的舞台。我们估计，这种变化将主要发生在十三五期间，而起承转合的2015年则是关键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