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AIIB）是2013年习近平-苏西洛会晤时由前者首倡、2014年10月24日由20个亚洲、1个大洋洲国家在北京通过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创立的，至3月31日意向创始会员国申请截止日，已有40多个国家提交了意向加入申请。
亚投行的成立宗旨，是向亚太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促进亚太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增加亚太国家间的合作力度。
由于亚投行架构、政策尚待各成员国协商细化，目前仅知将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重架构和监督机制，但具体细节仍不清楚；投票权方面，亚投行凸显地域特色，即亚太区域内会员占总投票权比75%，非亚太区域会员占比25%。
亚投行法定资本暂定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20%，原则上认缴资本和成员国GDP挂钩，中国曾承诺在初始阶段认缴资本最高可达50%，以确保亚投行得以启动，但倘若各会员国认缴踊跃，则中国无需认缴如此高的比重。
尽管中国多次表示“不做老大”，但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京，第一任行长也很可能是中国人，不过今后也可能由其他国籍者出任行长。
亚投行在亚太地区最直接的参照对象，是1966年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ADB）。
亚开行根据认缴股本多少确定投票权，投票权被分为基本投票权和比例投票权两部分，其中前者仅占总投票权1/5，而后者则根据比例认股多少分配，美国和日本在亚开行的认缴股本都为15.65%，而排第三的中国（6.46%）和第四的印度（6.35%）之和也不如美、日单独一家，因此在亚开行决策中美、日可轻松“四两拨千斤”，尽管迫于其它成员国压力，亚开行曾几次表示将进行投票权改革，增加中、印等国认缴股本，使投票权分配更符合当前经济实力对比，但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亚开行的实际最高决策机构为理事会，各成员国都有权委派一正一副两名理事。理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主持业务工作，董事会为12人，其中8名亚太代表，4名区外代表，但美、日两国有权固定派出一名董事。行长由董事会主席兼任，负责亚开行日常行政工作，迄今9任行长均为日本人。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是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产物和孑遗。
二战结束后，英国金融霸权随着殖民地的纷纷独立、工业地位的下降，和军事力量的急遽萎缩，开始土崩瓦解，而美国趁机取而代之。
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
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中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从此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以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形成，这也标志着美国金融霸权的初步建立。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就是以IMF和世行协调国际间货币金融政策的一致性，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各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初始规定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并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
IMF和世行组织结构相似，其股本和投票权实行复杂的“配额制”，即由理事会根据包括经济规模、发展潜力、历史传统等一系列复杂参数，计算出每个成员国所应在两机构占据的“特别提款权额度”（SDRs），各成员国再依照这一配额认购基金份额。也就是说，两机构的钱来源于各国对SDRs的认购，以及这笔资金的投资得利。
各国的配额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会费，而更意味着一种权力：一个成员国在IMF的发言权、投票权，不是按照一国一票方法表决，而是配额多票也多，比如比利时，拥有占总额2.12%的配额，投票权则相应为2.09%，而澳大利亚配额仅有1.47，投票权也就只有1.47%了，因此，IMF的权力来源于拥有最多配额者。
两组织均规定，重大议项需不低于85%的投票权附和，这样一来，15%就成为“一票否决”的门槛，美国在两组织中均始终保持15%以上的投票权，因此实际上握有全球重大金融货币政策的“一票否决权”。两组织的分工，则是世行负责向受援国发放长期贷款，而IMF则通过储备金稳定各国货币，平衡外汇市场，储备金必须在5年内归还。IMF的总裁照惯例由欧洲人出任，世行行长则由美国人出任。
IMF和世行的配额和发言权，是根据各成员国经济实力来分配的，但80年代末之后，新兴国家开始崛起，逐渐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如“金砖”国家，2000年时中、巴、印、俄四国国土面积之和占世界领土总面积26%，人口占总人口42%，四国GDP比重分别占全球总量的3.70%（中国）、2.00%（巴西）、1.45%（印度）、0.81%（俄罗斯），叠加占7.96%，当时高盛研究小组就认为，“金砖”到2025年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达到2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将达到40%，2025年“金砖”将有2亿人口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从而极大改变全球经济和市场格局。但新兴国家的发展速度，甚至比这一预测还要快得多，
2004-2008年，全球GDP增长的44%都由“金砖”提供，而到2010年，“金砖”GDP总值占全球比重就已高达18.30%，2013年更达到21%，同年“金砖”在国际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也达到了15.5%。也就是说，在GDP总量比重方面，“金砖”提前12年就完成了高盛2004年的预言，而在增长贡献方面更提前了18年之久。
2013年“金砖”国家的GDP世界排名，中国第二、巴西第七、印度第八、俄罗斯第九、南非第29，虽尚未达到奥尼尔预言中2050年时“六强占四”的水平，却已在TOP10中占据了近乎半壁江山，这和同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首次超过全球GDP总量50%是一脉相承的。
正如一些分析家，如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弗拉沙德.克多努.索尔等所言，在大多数全球性机构中，“金砖”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在IMF和世行中都是如此，在联合国安理会也只有中、俄有相应的分量，和迅速成长后的经济实力越来越不相称，金砖国家在IMF投票权总和不过11%，而美国一国就有16.75%，欧元区则有22%，法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国，但在IMF它的投票权为4.29%，中国却只有3.81%。金砖国家成立银行和基金的目的，是试图挑战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因为它们对IMF/世行体系改革缓慢深表不满。
针对新兴国家的挑战，IMF和世行也作出一些改革姿态。
IMF2010年实施改革，中国所占配额升至3.72%（原为2.34%），投票权升至6.17%（原为2.28%），许多新兴国家的配额和投票权得到提升，但美国仍保留15%以上的“一票否决权”，2013年3月11日，美国参院否决了向新兴国家转让更多配额和投票权的提案，令IMF改革无法推进。
世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决议，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转让共计3.13%的投票权，使后者的投票权比例达到47.19%，接近半数，而被称为“世行改革最大赢家”的中国，投票权比例增加至4.42%，一下提高1.65%，使之超越德国、法国、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在世行投票权位居第三的、举足轻重的国家。但美国仍拥有15.85%的投票权，依然可以“一票否决”。
IMF/世行体系改革的最大障碍，是美国始终不愿放弃“一票否决权”，随着其在IMF、世行投票权比率接近15%“否决线”，其“让权”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小，希望逼迫其它工业化国家让权给新兴国家，而自己置身事外。
此次亚投行筹组过程中，英国带头、多个美国盟国不顾美国脸色竞相加入亚投行，除了实际商业金融利益考量外，美国在IMF/世行体系改革方面口惠而实不至、政府承诺让权国会却予以否决，让相关国家觉得“曲在美国”，中国是在现有体系内得不到应得发言权而不得不另起炉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评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