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各项改革事业进入“攻坚期”。本文旨在对“十三五”规划经济发展思路进行全面分析。首先，通过对“十二五”规划以来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发展状况的评估，论文分析了“十三五”规划时期经济发展的总体背景，进而提出了“十三五”规划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进一步，论文从农业与农村发展、产业结构、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等视角，阐述“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思路。最后，论文对20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远景展望。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情研究院院长，“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周绍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副教授；
鲁钰峰、张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马英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期，是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攻坚期，是落实全面科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我国将全面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各项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重大方略；继续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更广泛地参与国际治理；继续巩固和深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绿色增长、创新增长、包容式增长的轨道上；不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不断优化，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上。
一、 “十三五”规划经济发展背景
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期，突出的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主要发达经济体表现不一，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欧盟和日本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处于恢复期、调整期，世界经济整体仍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次，科技竞争力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新一轮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必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第三，能源与气候变化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全球进入绿色工业革命的黎明期和发动期，中国有望成为绿色工业的参与者、发动者、创新者和引领者。第四，世界贸易格局随着各类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呈现复杂化的特征。
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是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过渡。整体的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但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仍旧突出。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明显的阶段性下调，经济结构出现显著性的改善。2010-2014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到7.4%；产业结构出现显著性变化，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46.7%下降到42.6%，第三产业从43.2%上升到48.2%。二、三产业比重出现逆转。
其次，就业规模总体扩大，就业结构转换特征突出。2010-2014年期间，总体就业规模从7.61亿人上升到7.73亿人（增加1000多万人）。城镇就业规模明显上升，从3.47亿人上升至3.93亿人（增加了4600万人），占总就业比重从45.6%上升到50.8%；乡村就业规模显著下降。就业的产业部门分布继续呈现显著变化，2010-2013年期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36.7%下降到31.4%，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34.1%上升到38.5%，服务业部门的就业贡献显著增强，净增加3300万人。就业的所有制部门继续呈现多元化。
第三，物价水平总体处于稳定状态和较低水平。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趋向合理，从2011年的5.3%下降到2014年为2%；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出现通货紧缩，2014年为-1.9%，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应当引起关注。
第四，对外贸易稳步发展，外贸盈余占GDP的比重处于合理范围。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货物贸易继续呈现增长态势，货物出口和进口分别从2010年的1.58万亿美元和1.40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2.21万亿和1.91万亿；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从1702亿美元和1922亿美元增加到2222亿美元和382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GDP的比重由3.7%下降到2.1%，对2010-2014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整体上是负的，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受外部需求影响，从较高速增长转向较低速度增长的客观现实。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优异的。2011-2014年间，经济增长、城镇新增就业和物价均是稳定的。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条件下，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此外，“十二五”期间，结构调整明显，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取一定成绩，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出现显著下降。这些成绩也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然而，“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安全性依旧存在，全球发展的不公平、不平衡依旧存在，这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动力以及结构调整的影响产生外部不确定性。
从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来看，推进经济结构转换的基本推动性因素仍需夯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首先，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优势仍旧是显著的，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虽有显著增强，但总体竞争力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总体上尚未形成创新驱动式的增长模式，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环境仍需大力改善。其次，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再有，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约束矛盾更加突出。
二、 “十三五”经济发展目标
总体来看，“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初步进入“新常态”的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夯实期”。承接这一经济发展态势，“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的发展轨道：经济增长中高速“相对稳定期”；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度调整期”；以创新驱动、绿色驱动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增长点培育期”；收入分配的“显著优化期”；以人口布局、经济发展和资环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格局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建设期和基础夯实期”；以高效、包容、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升级期”；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综合战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升值期”；以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升级期”。主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保持经济中高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7%左右，城镇新增就业4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GDP水平逐步接近高收入国家，进入较高收入富裕型社会阶段。
——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大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工业化基本实现，工业结构明显优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也相应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到7件；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积极培育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切实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推进城镇体系优化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人口。
——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培育中国经济竞争的新优势，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改革不断深化。“十三五”时期是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财税金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协调统一。
三、 “十三五”规划经济发展思路
（一）惠农强农，加快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是一个有着13.6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中国必须依靠自己养活自己。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农业与农村的稳定发展既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石。
1增强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增强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处理好粮食安全的四大关系：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全球、政府与市场、安全与效率。从“单一安全”向“全链条安全”拓展，综合考虑种植、收购、储运、加工、销售；从“消极安全”向“积极安全”拓展，从政府主导的安全向从“政府—市场”协调的安全拓展，从国内安全向全球安全拓展，充分利用全球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科技资源提高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从“粮食安全”向“食品安全”拓展，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础，以保障食品安全为目标。
确保粮食生产总量安全。明确粮食安全的首要地位，坚持耕地红线、水资源红线、储备红线不动摇，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农田质量有所提高，实现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继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主要农产品进一步向优势产区集中，“七区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将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建设成为高产稳产商品粮生产基地，确保建成800个产粮大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达到6亿吨以上，力争达到6.2亿吨以上。加强以农田水利设施为基础的田间工程建设，改造中低产田，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提升粮食防灾抗灾能力。畜禽产品、水产品等重要品种基本自给。
完善粮食流通和储备体系。提高粮食生产、收购、储备、投放、加工、销售、食品安全监管等粮食安全各个环节的效率，加强粮食生产、物流、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形成统一有序、竞争开放的粮食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的杠杆调节功能，实现粮食市场主体趋向多元化，规模化、组织化。
积极培育大型农业经营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集粮食生产、销售、储备等全产业链的大型农业经营企业，使它们成为既立足于国内需求，同时也在生产、定价、销售等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和话语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粮食安全相关的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粮食生产和储备企业，完善农业经营企业社会化运营的体制机制。促进粮食生产和加工企业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的附加价值。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科技支撑，确保供给总量。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包括就业结构）、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也是三次产业融合互动、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过程。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农业生产品种结构、提高单产和品质，加快发展各类设施农业，提升畜牧业、水产养殖业、远洋捕捞业，提高畜牧业产值比重，提高各种农副产品的供应能力。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农民收入。
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筑“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充分实现市场运作、全程质量监管和社会化服务。塑造适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主体，发展农业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和仓储业，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标准化、规模化、高效化。
积极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巩固和提升利用国际资源服务于我国农业现代化。整合和组建大型或特大型粮食生产商贸企业，增强粮食企业全球竞争能力。大幅度增加中国企业利用海外耕地面积，提高海外粮食供给能力，增强中国粮食企业在全球粮食市场的竞争能力、定价能力、销售能力。
3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推动农业产业从资源型向知识型、科技型的转变。
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科技创新。要抓住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设立若干农业重大科技专项，推进农业关键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推动农业机械装备技术创新，加快推进粮食生产现代机械化进程。逐步创建国家级数字农业信息综合服务系统，辅导建立“精准农业”生产系统，重点生产领域的数字农业系统。完善高科技农业生产和管理人才培养的机制和措施。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社会化服务体系。
4构建新型农业经营的基本制度体系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林权、草原等产权制度，规范、有序、公平地完善农业经营资源承包经营权流转，提升规模经济效益，保障农民对农业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规范农村土地资源使用。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在制度上、组织上、机制上实施创新，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和宅基地管理机制。
5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人持续较快增长。
巩固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收储政策。鼓励农民优化种养结构，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使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努力增加工资性收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外出务工。增加县域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以创业带动就业。
大力增加转移性收入。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继续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提高财政惠农效率。增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和报销水平，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费补贴品种并扩大覆盖范围。
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建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加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发挥县域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
6完善新农村建设的体制机制
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高乡镇村庄规划管理水平，科学编制乡镇村庄规划，合理安排县域乡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聚集、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治理农药、化肥和农膜等面源污染，全面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河道综合整治和水污染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展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严格禁止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扩散。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可及的基本医疗服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全面加强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经济结构转变是“十三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任务。在需求结构上，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在产业结构上，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升级发展、绿色发展。
1改善需求结构
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能够同步。优化消费环境，支持和规范电子商务发展，促进绿色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转变，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引导和鼓励旅游休闲消费、文化消费、体育消费；优化生活服务业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养老服务。投资需求仍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也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支撑。要在优化投资结构，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降低民间投资门槛，支持民间投资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共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在提高投资质量效益的基础上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更多地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
2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形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良性互动机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制造业加快升级，进一步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坚持利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以工业化、信息化引领提升城镇化水平。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把企业技术改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战略任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企业兼并重组等工作，促进全产业链整体升级。
3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构建产业竞争新优势、培育经济增长新亮点。制造业要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必须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促进制造业加快升级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动重大技术突破，加快把新兴产业壮大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等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面向未来发展和全球竞争，制定产业发展要素指南和技术路线图，建立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基地。
4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发展壮大
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完善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落实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增强各类服务业企业活力，不断拓展服务业发展的新空间。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降低民营经济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构建公平竞争的服务贸易市场环境，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5推动和支持大中小微企业发展
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增强中小企业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源泉，［3］要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6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环保产业
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加大节能降耗力度，严格能耗物耗准入门槛，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推广重点节能技术、设备和产品，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新机制新模式，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力度，继续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支持重点企业实施节能环保项目。
（三）构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支撑，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科技支撑，也是当前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支持要素。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统筹科技、教育、人才三个规划纲要，解决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奠定我国从科技大国想科技强国迈进的基础。
1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不断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全球视野下的科学研究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和规模创新能力，注重协同创新。
把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强基础前沿研究，在生命科学、空间海洋、地球科学、纳米科技等领域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以研发中介、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等领域为重点，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壮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建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制度，促进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提供支持，升级“中国制造”。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优化创新投入的配置，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增加政府对基础研究、创新工程的公共投资，完善以企业投入和政府财政支出为主渠道的全社会多渠道的研究开发投入格局。确立大学、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和企业在应用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格局，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科技管理体制等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
2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教育。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在于全面提升各级教育的教育质量，改变传统的应试型教育模式，缩小教育发展水平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提高全体人民的教育满意度。
遵循时代发展要求、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切实落实素质教育发展战略，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新招生考试制度、各类学校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学生培养体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优化完善教育体系。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质量评价，积极探索素质教育模式，改变应试教育模式，全方位提升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
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质量的均等化。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培养更多服务中西部和农村的人才。健全国家资助制度，扶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充分适应人口趋势，科学规划教育体系。
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把发现、培养、使用、凝聚优秀科技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第一要务，为创新型人才创造发挥才干的宽松制度环境，特别让年轻人才脱颖而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我国已经进入科技创新入红利期，科技人力资源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新比较优势。
3完善人才强国战略
把发现、培养、使用、凝聚优秀科技人才作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第一要务，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功夫。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强化国际交流合作。
（四）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
科学规划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切实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国土空间和资源高效利用、人口布局与经济发展与区域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格局，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把新型城镇化建设纳入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道路上。
1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公平配置，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互益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继续从战略高度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继续给予特殊政策支持。不断完善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地质灾害防治，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继续实施重点生态工程，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完善西部地区资源开发模式，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提升西部地区的产业自生能力和竞争力。培育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完善西部地区内部亚区域的协调发展。以“陆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加快西北地区向中亚、欧洲的陆路开放。
促进东北地区的经济升级。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升级，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升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稳固的国家粮食战略基地。着力保护好生态资源，科学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促进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发展，增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和牡绥地区等区域发展。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继续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壮大优势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有序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提升产业发展的科技能力，巩固中部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综合治理。加快构建沿陇海、沿京广、沿京九经济带，落实长江经济带的规划，以推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带动中部地区崛起，推动中部地区与东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联动。
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积极发挥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潜能和制度创新的示范功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升级，着力培育东部地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建设好上海自贸区，并逐步向全国推广成功经验。着力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提高能源、土地、海域等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化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
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强化生态保护和修复，有序资源开发，加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水平和投入效率，切实改善老少边穷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继续实施四类地区的开发和扶持政策，促进四类地区的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针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实行地区互助政策，探索多种形式的扶贫开发政策。
2切实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切实落实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做到有序开发、高效开发、协调开发、可持续开发，建成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各类主体功能区建设要兼顾经济发展、环境资源承载力、人口和气候等多种因素，提升各级各类规划间的一致性、整体性以及规划实施的权威性，不断增强国土开发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制度化水平，使主体功能区建设落到实处。
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基本形成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把区域间的产业发展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有机结合起来，明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鼓励、限制和禁止类产业。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相结合，实行“点上开发、面上保护”。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特别是中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和政府投资安排，省级财政要完善对下转移支付政策，保障粮食生产稳产、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在强化对各类地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评价基础上，实施差别化的政绩考评体系和土地管理政策，完善激励和利益补偿机制。
3推进城镇化高效、包容增长，构建科学的大中小城市体系
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预计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60%。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催生新兴产业，需求结构调整的动力，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的重要推动因素，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
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促进城镇化的高效发展。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形成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完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有效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增强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强化产业功能和人口吸纳能力。小城镇建设发展有据可循，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从区域布局来看，东部地区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要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
积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促进城镇化的包容式发展。放宽中小城市城镇落户条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幅度提高城镇常住人口的户籍率，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社会保障的有序对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等同的基本公共服务。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集约土地使用，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协调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关系，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保障城镇化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深化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城镇化投入机制，对于有条件的城市，允许发行市政项目建设债券，提升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质量。统筹地上地下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改造。
提升城镇治理能力。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纠正各类“城市病”问题，避免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堵问题等严重问题，加强城市治理，避免公共安全事件、城市环境恶化，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注重文化传承与保护，改善城市人文环境，城市发展个性化，城市管理人性化、智能化。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镇体系建设，加强区域协调良性互动
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优化城镇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在能源领域，继续完善跨地区的电力、油气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在交通领域，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依托国家“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强东中部城市群对外交通骨干网络薄弱环节建设，加快西部城市群对外交通骨干网络建设。落实国家“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促进区域间、区域内、城乡间交通基础设施的衔接。统筹信息网络整体布局，构建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五）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全面合作、全面提升”的新阶段，进一步为中国经济创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1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
深化沿海开放，建设若干个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开放区。不断提高沿海地区与国际化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区域国际竞争软实力，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开放区，加快从全球加工装配基地向研发、先进制造和服务基地转变，推进服务业开放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吸引国际服务业要素集聚。深化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发挥它们在制度创新的实验功能、示范功能。加快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建设，把建设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机制，逐步扩大自贸区试点和实施范围。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扩大内陆开放。发挥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优化投资环境，依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以各类开发区为平台，扩大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领域，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和沿海产业转移，培育形成若干国际加工制造基地、服务外包基地，推进整机生产、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发结算在内陆地区一体化集群发展，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统筹推进内陆地区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快建设面向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推进重庆“两江新区”、“长江经济带”、“陆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
加快沿边开放。发挥沿边地缘优势，因地制宜实施特殊开放政策，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依托APEC互联互通倡议，发挥金融对沿边开放的支撑作用，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把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把广西建成与东盟合作的新高地，把云南建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要创新沿边开放政策，鼓励边境地区与毗邻国地方政府之间建立高效务实的工作机制，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带头推进世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便利化，探索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积极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领导者。要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落实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对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贸易规模，促进贸易伙伴多元化。主动削减关税实施水平，为世界提供更巨大、更开放的“中国市场”。
2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注重扩大战略性技术、资源进口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更加注重产业资本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格局。进一步加强对于国际资源的进口能力，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提升中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提高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产品的出口和国际竞争力。适应全球产业结构继续服务业化以及互联网普及和应用对服务贸易的推动，大力推动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服务贸易占总体贸易的比重，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直接投资。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方式，将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列入清单，未列入的领域外资均可进入，内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为企业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扩大对外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正经历着爆发式的增长，必将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动力。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等方面实施便利化政策。鼓励和允许对外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推动我国对外投资迈上新台阶。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推进本币结算和人民币发挥区域性国际货币职能。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
3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
拓展全球治理能力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是我国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提高发展潜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标志。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积极参与和领导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气候变化、国际金融、贸易和投资体系、国际移民、反恐等全球性问题治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重新调整，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四、 2030年经济发展远景目标
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发展目标。2020-2030年期间的十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十年。小康社会的建成为这十年的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物质资本基础、技术创新基础、对外开放基础。与此同时，中国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能源供给、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碳排放等硬约束的挑战。
综合发展基础和发展挑战，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具有7%左右的中高速潜在经济增长率。以1978年为基数，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GDP，到2010年相当于2057倍；［5］2020年相当于444倍；2030年相当于874倍。可以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52年的时间内，使经济总量达到80倍以上，这相当于西欧12国1820-1992年172年GDP增长系数40倍的两倍。预计2030年的GDP仍旧可以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实现2030年按照人均GDP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初步实现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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