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埃及

编者按：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路一带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路一带地区的60余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进行分析。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约研究员

方鹿敏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2014年12月，中埃两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战略合作的新阶段。2013年，中埃两国贸易额首超100亿美元，中国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埃及本国经济的多元化程度在中东地区名列前茅，其整体经济实力在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世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同时，埃及扼有苏伊士运河的航运要道，并地跨亚洲和非洲，其经济区位优势明显。在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埃及将是重要的环节。

一、埃及国内社会政治概况

埃及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其全称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从地理位置上看，埃及地跨非洲和亚洲，其大部分国土位于北非地区，西奈半岛则位于西南亚地带。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截止2014年，埃及境内人口超过8400万。东方哈姆族为埃及人口的主要构成族裔，另有少部分努比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法国后裔等。埃及的国教为伊斯兰教，其中，大部分埃及人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最大的宗教少数派为科普特正教。埃及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由传统古埃及语（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科普特语言如今仅在宗教仪式中使用，此外，英语和法语在埃及的大城市和国际旅游区亦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埃及自1953起实行共和国体制，第一任总统为穆罕默德·纳吉布。包括纳吉布在内，此后的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均为军人出身，尽管他们在担任总统后都转为文职身份，但几届埃及政府和总统在国家统治上均有赖于军方提供的稳定保障，同时也为军方提供了多重特权保护。1971年9月11日，于总统萨达特任职期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永久宪法》经全民投票通过。根据宪法规定，埃及是“以劳动人民力量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上实行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三种形式。在埃及的政治体系中，总统为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由人民议会提名，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为六年。人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为五年。在萨达特担任总统期间，协商会议于1979年被提议成立并写入宪法。1980年11月1日，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委员共210名，其中三分之二由各阶层、机构和派别选举产生，另三分之一由总统任命。协商会议在权力结构中与人民议会并立，是无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咨询机构，每届任期六年，三年改选一半委员，可连选连任，亦可再次任命。

1981年10月14日，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在阅兵大典期间遭同情伊斯兰份子的士兵枪杀，副总统穆巴拉克逃过一劫，并于8天后在军队的拥戴下越过选举程序而继任埃及总统。在穆巴拉克统治的三十年时间里（1981年10月至2011年2月），埃及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以军人集团为核心，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的专制统治”。同时，在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时期，埃及一直处于紧急命令与戒严状态之下，埃及公民长期在政治上受到权威统治，缺乏选举权和言论自由，经济上则面临着高失业率、高物价和低工资的现实性问题，社会性问题的累积最终导致了2011年埃及革命的爆发，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并将全力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2011年11月28日至2012年1月11日，埃及人民议会选举分三个阶段进行，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获得498席中的235席，成为人民议会第一大党。2012年6月，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然而，2013年总统穆尔西意图修改宪法，将埃及转型为文官政府，此举损害了军方传统的特权利益。同时，随着民间对穆尔西政府的不满加剧，埃及国内于2013年爆发多轮抗议活动，要求穆尔西下台，穆尔西随后遭到以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为首的军方软禁。穆斯林兄弟会通过民间抗议示威与军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并导致埃及社会的新一轮动荡。2014年6月，塞西成为新一任埃及总统。

二、中国与埃及外交关系

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洲阿拉伯国家。中国与埃及于1956年5月30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自双方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一直发展顺利。中埃双方的建交前奏可追溯至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两国对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维护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处关系等原则性问题有着一致的态度。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多次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两国建交后，高层互访频繁，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1999年，中埃两国发表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并签署了一系列相关的合作协定，2014年，中埃两国继续签署了《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埃及与新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有着积极的互动与合作。早在两国建交初期，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中国政府便坚决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武装侵略，中国民间也对英法以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在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期间，其于1973年对以色列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攻击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这场战争对于埃及而言不仅重获了国家荣誉感，也在地缘战略中打破了美苏两国在中东地区维持的“不战不和”的局面。战争期间，中国向埃及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物质援助。战后，埃以签署了著名的《戴维营协议》，双方达成和解，然而，这一和解举动随即遭到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许多阿拉伯国家断绝了与埃及的外交关系，埃及与诸多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被中断，既有援助被停止，甚至其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的身份也一度被中止，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对埃及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援助，并积极在相关阿拉伯国家中参与协调工作，试图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稳定。

穆巴拉克在担任埃及总统的三十年时间里，曾7次访问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因政治风波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埃及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系列封锁政策提出了批评，并坚持中国在内政问题上独立自主的原则。1999年两国签署《中国和埃及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埃关系进一步良性发展，并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进入21世纪，中国和埃及的双边关系有了更为多样化的发展。随着“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性对话平台的出现，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了更多元的互动平台。2014年12月，中埃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关系在21世纪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非洲的核心战略地位，中埃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基础也为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外交纽带。

三、埃及经济状况与中埃经贸关系

 1、埃及整体经济概况

1953年革命前，埃及常年受到英国的控制，尽管英国已于1922年被迫承认了埃及的独立，但仍享有对埃及在国防、外交、包括经济方面的种种特权。因此，从客观上看，革命前的埃及其整体经济水平仍然非常低下，外贸结构上则呈现出对英国等西方国家很强的依附性，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埃及本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埃及共和国体制的建立和国家实现完全独立，其对外贸易结构亦呈现出更为自主和多元的状态，并伴随着国内对外政策的调整而变化。2011年埃及政局的持续动荡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相关统计显示，埃及革命后外国投资下滑超过70%，有关行业，如旅游、苏伊士运河航运收入都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从经济结构上看，埃及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产值约占GDP的18%，农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约31%。其中，糖类、肉类等农产品均有较高的自给率，政府近些年来的农业政策改革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使埃及的农业产值稳步提高。油气工业为埃及的重点工业产业。埃及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居非洲国家中的第五位和第四位。根据统计，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在内的19个国家的近50家公司在埃及进行石油开发项目的投资、埃及政府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陆续推出50个油气区块进行国际招标，吸引投资86亿美元。纺织工业为埃及又一主要的产业，占埃及GDP比重的3%，占制造业总产值的27%，纺织品行业的就业人数约占全国工业就业人数的30%。另外，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的旅游业在2011年埃及政变前一直为其服务行业中的支柱性产业，对埃及GDP的贡献率超过10%。由于受到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旅游业的萧条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埃及整体经济结构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埃及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辐射区域为其提供了一个作为投资目的地的良好的客观环境。由于北隔地中海与欧洲大陆相望，南部直通非洲大陆腹地，苏伊士运河沟通了大西洋与印度洋，使埃及通往欧、亚、非的贸易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同时，亚历山大港、塞得港等大型的国际化港口为埃及的自由贸易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相关的运输和区位优势使埃及成为北非和阿拉伯国家中较受国际投资者青睐的投资目的地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5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15）显示，埃及的投资环境在全球189个被观察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2位，较2014年的128位排名有所上升。该报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埃及15个主要城市区域和省份的考察。具体而言，从审批立项等法律程序上看，除军工、烟草和在西奈半岛的投资需要相关部门严格审批，以及涉及进出口贸易经营、沙漠开垦等少数特殊领域必须由本国人占多数股份外，大多数投资领域现已全面放开。其中，根据埃及《投资法》和其补充条款规定，在航运、金融、计算机软件等相关领域，外国投资者可享受一系列的法定优惠政策。此外，埃及及其严格的《劳动法》对本国工人的雇佣比例以及工人岗位的终身制的规定，使埃及面临着劳动力竞争缺乏、生产效率低下，在一些外国投资进入的技术效率导向的行业中，僵化的劳动力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劳动力问题也成为了外国投资者进入埃及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2、中埃经贸关系

中国与埃及的贸易关系同样受到了当代埃及各界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尽管在埃及革命后的初期，纳赛尔政府积极倡导外交政策中的中立原则，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有所减少，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欧美等发达国家仍然是埃及对外贸易结构中最主要的对象。虽然中埃之间的贸易往来历史已久，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日趋稳定，以及双边各项贸易协定的签署，中埃两国的双边贸易才开始呈快速增长的状态。中埃两国政治关系的相对稳定和成熟进一步推动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埃双方正式建交以来，两国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偷税协定》等重要的双边贸易协定。这些协定的签署为两国建立平等、互惠、有效的贸易关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埃及于2006年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商务部相关统计显示，2013年，中埃双方的双边贸易总额已超过了100亿美元，达到102.1亿美元。中国亦超越埃及传统的贸易伙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中埃两国的贸易结构中，中国向埃及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各类纺织品、鞋类、箱包、机械零部件、通信产品、光学仪器等。埃及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等领域，如石油、镁、钢铁等。同时，在一些高科技新兴产业中，如生物医药、电信等，中埃两国合作成效显著，并在客观上优化了两国传统的贸易结构，促进了两国贸易更为多元和可持续的发展。另外，中国也积极参与了埃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契合了埃及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赖于外方投资的情况。据统计，截止目前，在中国驻埃及使馆经商参处备案的埃及中资企业机构共79家，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汽车摩托、机械设备、通信、油气勘探等。

然而，两国间的这一贸易结构也带来了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埃两国的贸易中，埃及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且呈现扩大趋势。为了缓解本国的贸易逆差，埃及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等相关产品进行了相对严格的进口准入限制，同时积极刺激本国产品的对外出口。尽管此类举动控制了中国部分种类商品的出口数量，但也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埃两国贸易结构的优化以及各自对本国投资环境的改善。

四、中国在埃及地区投资的政治风险

尽管中埃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但由于埃及国内近几年混乱的局势和复杂的地缘、宗教因素交织作用，中国企业进入埃及投资仍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几项政治风险：

 1、埃及国内政治的不稳定。自2011年埃及革命以来，埃及国内政局始终处于动荡状态。2013年埃及再次爆发的多轮示威游行不仅迫使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下台，更是暴露了埃及在向文官型政府过渡时所需要面临的来自各方势力的博弈。这一多方对决直接引发了波浪式的暴力冲突，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人员伤亡，使埃及的政治局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14年5月，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当选新一任埃及总统，将埃及重新带回军人统治的政治传统中，此时的埃及被称为后穆巴拉克政权以来“最分裂”的时期，塞西的民间反对者们不断用爆炸等致命性手段表达自身的抗议和不满，亦对原本已经混乱不堪的埃及国内局势增加了更多不稳定的变数。混乱和未知的政治局势会降低外方投资者对埃及的投资信心和期待，并在客观上增加投资者的安全成本。

2、政局的混乱带来埃及经济金融政策的变化。在涉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方面，由于埃及当前处于外币短缺的状态，在外汇兑换方面埃及中央银行作出了新的规定，要求按照顺序优先考虑进口基本且重要的生活物资，如粮食、油、医药、化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埃及的贸易和投资选择，传统的优势贸易投资领域将受到一定冲击。

3、商业政治的腐败和法律的漏洞。腐败问题是埃及社会的一大严重问题，延伸至经济领域会严重破坏参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根据透明国际2012年的评测报告，埃及的腐败指数水平在176个国家中排名第114位。尽管埃及刑法典中规定了滥用权力、蓄意腐败、行贿和受贿等犯罪行为，但并未明确外国人的行贿行为是否违法，也没有规定企业应承担的相关责任问题，因此，在国际间投标等竞争行为中因法律漏洞而出现不公平竞争现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公平竞争体系遭到破坏的投资环境会降低其吸引外资的能力，并增加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4、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尽管军人出身的塞西可能对埃及政治局势的问题作出相对切实有效的控制，但国内面临的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以及军人政权与主张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都可能进一步撕裂埃及社会。事实上，从2011年埃及革命开始，自下而上的冲突性思维已经弥漫在整个埃及社会，若作为根源性问题之一的经济压力不得到缓解，将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社会力量、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引发新一轮动荡局势。

5、埃及国内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矛盾继续被激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随着埃及国内在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而逐渐突出。埃及国内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了巅峰，其中的代表性事件便是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由原本的高压政策转为怀柔性政策，试图对极端宗教势力分化瓦解。然而2011年埃及革命后，在一系列根源性社会经济问题的刺激下，埃及国内的原教旨主义重新日益突出，埃及混乱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前半个多世纪埃及发展所采取的世俗主义路径，这使得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冲突被重新放大，并成为可能进一步引发埃及社会局势动荡的又一颗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