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于该倡议究竟属于一个什么领域的倡议，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论。由于这一倡议是中国领导人最初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际场合中提出的，很多人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一个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核心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然而，随着中国领导人频频在国内场合提及“一带一路”，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近相互利益纽带。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和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提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开始被作为一个国内发展战略问题，尤其是中央将“一带一路”委托给发改委牵头规划论证，“一带一路”越来越被当作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直到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才正式被定性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战略倡议，它以互联互通为抓手，以金融合作为前导，通过激发大市场活力，共享发展新成果。
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的同时，中央政府也紧锣密鼓地建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及其下设的办公室，从执行团队的豪华阵容来看，“一带一路”也成为涵盖外交、发展、改革、政策、商务、金融、安全、宣传等众多领域的国家大战略。特别是中央要求方方面面都要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的愿景倡议，“一带一路”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抓手，是各部委、各领域和各地方共同参与的“大合唱”。然而，在方方面面都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之后，如何避免四面出击和平行用力，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领域，就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一带一路”是发展之路
发展是硬道理。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一个关于发展的倡议，是新的时代形势系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向世界开放，特别是向原来相对隔离的西方世界开放的道路。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多亿中国人创造了堪称“奇迹”的经济增长。在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经济增长，其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只有19 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和二战之后的日本可堪媲美。在30多年内，中国的发展引擎主要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拉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和投资都大规模扩张，拉动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
然而，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受西方市场疲软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发展遭遇了出口、投资、消费增长的瓶颈。从出口来说，中国最近十年来出口快速增长主要靠发达国家市场、美欧日市场，但这些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已经面临市场空间瓶颈问题，且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加剧了市场萎缩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快速膨胀的庞大产能在出口拉动下仍然在扩张，中国庞大产能与欧美日市场空间萎缩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瓶颈，要求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出口市场。从投资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东部沿海地区是最主要的引擎和承载地。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规模的扩大，越来越面临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生态环境压力、劳动力价格和社会治理压力，可供承载的土地也日益紧缺。同时，中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也面临着日益放大的风险，迄今为止我们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有6万亿美元，但有近4万亿美元是储备资产，如何盘活储备资产，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接近传统制造业饱和的状态下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也成为制约当下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性问题。从消费来说，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发现，长期以来，小城市中产阶级及富裕消费者是推动中国消费者信心增长的主导力量，但是由于近年来通货膨胀、房价上涨以及日益沉重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等限制了中产阶层的消费，在大中城市中的消费者信心继续下滑，中产阶级及富裕消费者在消费支出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并更具选择性，主要是为了大笔开支（比如汽车、房产和教育）而进行储蓄，在其他消费上开始变得节俭，制约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受出口、投资和消费瓶颈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要求在发展思路上作出新的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作出的发展道路调整，“一带一路”首先是一条新发展之路，是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的调整。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出口导向上从发达国家逐步向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变，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南亚、非洲、拉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出口贸易额在迅速上升，增长势头已经超过了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中国庞大的先进产能正是这些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有着极大的经济互补性。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意味着中国投资发展重点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和海外发展中国家转变，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也正在将庞大的外汇储备转化为资本投资，中国正在从一个外资接受国走向是一个外资输出国。再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意味着中国刺激消费的主战场从城市中心转向城乡平衡，通过开发广大乡村地区的消费需求，调动中小城市消费群体加入消费大军，为中国经济发展安装新的引擎。
很明显，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出现市场萎缩和结构性调整的时刻，中国发展正在积极适应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趋势，在发展重点上积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整，中国在发展思路上开始重视推进“两个对接”：一是对接西方发达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对接欧美发达国家；二是对接发展中国家，中西部内陆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通过“两个对接”，中国经济改变了以往那种片面尾随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套路，越来越扮演着链接发达经济体和引领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台、窗口和桥梁角色，强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和两类规则，正在走向一条新发展之路。因此，“一带一路”首先是一条发展之路，是发展空间、发展重点和发展思路上的调整，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以发展为中，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这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
二、重在三大发展收益
与以前强调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不同，“一带一路”更强调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是一种强调内涵式发展的新道路。目前，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很多人对“一带一路”充满担心，比如担心“一带一路”是不是能收回成本，是不是能收回投资，是不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的确，此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确不如投资发达经济体更有保障，存在着制度不完善、安全高风险和投入大、回收慢等众多缺点。从一般经济规律来看，“一带一路”赔钱是肯定的了，我们必须做好赔钱的准备。
然而，“一带一路”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用赚钱赔钱来考虑问题的倡议，事实上是不可能保证“走出去”战略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赚钱的项目。在当年美国推动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中，究竟在欧洲的投资哪些是赚钱的，也是很难衡量的，很多项目是一种援助，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支持，欧洲的市场却基本上被美国跨国公司控制住了，从而稳定了美国公司的发展空间，对于这样一个战略收益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中国经济规模日益壮大的今天，我们在发展重点上已经不能讲眼光局限在赚钱上，要放宽视野，钱还是赚的，但那更多是市场的事情，是私营企业的事情，不完全是国家的事情。在国家看来，更应该关注的是政治账、战略账和经济账一起算，这些就不是赚钱所能衡量的了。因此，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从根本上不是为了赚钱，至少短期内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推动发展道路的改革创新，是着眼于谋求长期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为了这一目标，即便是赔钱也要做，问题的关键是赔得值不值，如果赔得值，赔钱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市场战略表明，不做好赔钱的准备，没有赔钱的承受能力，要想赚大钱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中国希望从推进“一带一路”中获得什么样的发展收益呢？具体来说，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收益：
一是重大科学技术突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这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得出的重要结论。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拿得出手的核心科学技术，说来说去无非是高铁和核电两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际上推销的中国技术也只有这两项，其他技术虽然也有突破，除了劳动力价格低廉外，说到底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而且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在趋于下降。因此，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能否在今后发展中实现更多像高铁和核电那样的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我们在世界竞争中赢得核心竞争力的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实现若干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比如港珠澳大桥的规划建设可能会带动中国在世界桥梁设计和建造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一带一路”智能电网的开发、高原戈壁的通信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都可能会为重大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绝佳的试验场。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是否赚钱不应该是中国国家战略所关注的重点，真正应该关注的重点是能否组织动员一大批科技研发人员，利用“一带一路”提供的建设机会，在精密机床、航空发动机、智能电网、桥梁设计、隧道开发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能够在世界上牢牢确立领先地位。一旦这一目标实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就有了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竞争，中国企业都可以参与，这将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的发展空间，高铁和核电所取得的成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信心。
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长期以来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实行追随发达经济体的思路，接受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规律影响，使得在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发展质量不高、低附加值和高污染的问题。从目前中国各大银行提供的贷款数据来看，中国贷款结构长期依赖于“铁公机”、房地产和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现代服务业领域迟迟难以取得突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中国银行的贷款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任务就不会真正完成。
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则首先意味着对区域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逐步扫清在基础设施上存在的地区障碍，推动经济资源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扩散，这一方面可以缓解东部地区发展空间不足的压力，也在客观上有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一些过剩产能也会随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向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造福当地人民，而且还会这些过剩产能行业和企业带来转型发展的机会，从而走出过于依赖低端产业的尴尬处境。同时，“一带一路”建设还意味着推动中国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因为中国产能的转移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的更换，而是包括技术革新和成套设备的革新，随着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优惠调整，中国企业可以在成本降低的同时，有能力进行技术研发和工艺革新，这对于整体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果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使存在着赔钱的危险也是值得的，其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将不仅会弥补今天付出的代价，甚至可能会带领中国经济步入一个新的春天。
三是培植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公司。
除了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任务外，“一带一路”还承载了一个历史性的使命，那就是配置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公司。在过去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公司，这些公司步入世界五百强行列，在广泛参与国际竞争中得到了历练，逐步成长为令世界尊敬的企业。最典型的例子是任正非所领导的华为，在商海博击中，任正非视野开阔，敢于拼搏，带领华为从1987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到初具规模、成为中国高科技领域领头羊之一，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全球130 个行业标准组织，如3GPP、IETF、ITU、OMA、ETSI、IEEE 和3GPP2 等，并担任OMA、CCSA、ETSI 和ATIS 等权威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在任180 多个职位，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达拉斯及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等地设立了23个研发机构和34个联合创新中心，通过跨文化团队合作，实施全球异步研发战略，华为正在成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民营企业。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典型代表就是马云领导下的阿里巴巴集团。阿里巴巴自1999年创立，坚持走开放图强、创新发展之路，最初从软银（Soft bank）、高盛、美国富达投资等机构融资2500万美元创办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B2B，通过创新先后成立个人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在线支付系统支付宝、与雅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投资口碑网、开发商务管理软件（阿里软件）、成立网络广告平台阿里妈妈、成立阿里巴巴研发院、开发阿里云计算、投资仓储网络体系、重组事业部管理模式等。经过10多年的努力，阿里巴巴从一个小公司一跃成为拥有超过2万员工、市值估值约1680亿美元的中国最大电子商务公司，甚至已经超过Facebook1502亿美元的市值，并接近谷歌3475亿美元的一半。阿里巴巴的成长经历更是成为世界惊艳。
华为和阿里巴巴的神奇经历给我们以启发，那就是只要国家战略提供大的发展机会，中国企业就会获得成长壮大的空间。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公司和企业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它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也是其成长为具有世界竞争力大集团公司的过程。只要在世界五百强排位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排位越来越靠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越有保证，庞大的中国财富在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捍卫下将坚不可摧，牢不可破。
三、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既然“一带一路”在中国战略构想中并不是仅仅考虑赚钱，而是有着深谋远虑的战略构想，那么在具体实践中应该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呢？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很多场合做出了表述，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重点内容：
一是经贸产业园区。
建立实行特殊政策的特区和经贸产业园区，鼓励国内外企业进入园区投资创业，带动对外贸易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整个经济发展链条上，这些分布在各个大中城市中的经济开发区、高新产业开发区、跨境经济合作试验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经贸产业园区虽然规模不一，园区制度成熟度各异，都发挥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犹如一个个的经济发展引擎，以点带面，带动了整个城市及其周边经济的发展。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尽管强调建立经济走廊，但经济走廊依赖于这些经贸产业园区的发展，没有这些一个个的经贸产业园区之点，就无法连成一条涵盖生产、物流、运输、管理、服务于一体的经济走廊。
东北沿边城市满洲里就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1992年4月，国务院同意在满洲里建立中俄满洲里--后贝加尔斯克边民互市贸易区，这是迄今为止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我国唯一一家国家间互市贸易区，以城市主城区为主体，重点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旅游及配套服务业，打造现代化口岸商贸旅游区，设立了5个功能不同、各有侧重的小区，即自由贸易封闭区、商贸金融区、保税仓储区、工业免税加工区、服务游乐区，按照“园区集聚、龙头带动、产业升级、服务配套”的要求，逐步形成“产业链向两头延伸、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生态链向循环再生”的产业集群。同时，大力建设全国对俄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该中心将集运输、装卸、仓储、展示、货代、查验、报关等功能于一体，以果菜、机电、建材、家具、机械、汽车等商品进出口贸易为主，在俄罗斯赤塔、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等地建设境外配货中心，实现厂商直接见面和境内外互联互通，形成中国最大的对俄跨国贸易直销通道。满洲里以经贸产业园区带动经济走廊建设的做法值得“一带一路”借鉴，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先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布点，然后推动产业园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强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打造经济走廊和海上通道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是城市化。
“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也是从线到片的过程，这一过程最主要的要靠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自十八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口、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开始向城市集中，到2000年，全球60亿人口中已经有将近一半居住在城市之中，城市的规模也在快速扩展，形成了一些具有强大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世界城市。比如伦敦在19世纪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被成为“全球金融首都”，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都选择定址伦敦，一大批知识精英和社会名流都聚集在伦敦，伦敦成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个枢纽和中心，其一举一动都影响到世界发展的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美国大都市也或多或少地扮演了类似于伦敦的角色。
城市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枢纽和节点，在全球资源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显。据经合组织报告估算，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29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75%以上，作为全球化网络的节点，城市中聚集着复杂的全球组织指挥系统，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命脉的主宰。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城市化仍然是拉动其他一切发展的强大引擎。无论是三大经济圈建设和两大核心区建设，还是八大内陆型开放高地和十五个港口，其最终的依托都有赖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抓手。不过，值得提出的是，“一带一路”所驱动的城市化要吸取第一轮城市化建设的教训，改变片面强调硬件建设的问题，要实现硬件与软件的配套发展，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多属于文明交汇的密集地带，有复杂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摩擦问题，要重视文化对话和交流，将城市化引入和平相处、包容开放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是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在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愿景行动文件中，描绘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框架思路，即在陆地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在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最终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可见，无论是以点带面，还是从线到片，最终的目标指向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有双边多合作机制，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众多合作机制结合起来，在不排斥任何一个合作机制的同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释放各个合作机制活力的基础上，凝聚人气、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建设，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总之，“一带一路”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发展问题，“一带一路”是一条新发展之路，在发展空间和发展重点上努力实现新的调整，特别是将发展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所关注的重点不是仅仅的赚钱，相反，中国已经做好赔钱的准备，中国更关心的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配置一大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此，中国强调共建经贸园区，大力推动新型城市化，最终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不难想见，一旦这一倡议取得成功，中国就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又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新道路，这不仅符合中国国家的需要，更会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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