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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这是“一带一路”最大的痛点(下)

发布时间: 2015-12-15 13:48:54    来源: 中国网    作者: 瞭望智库    责任编辑: 戴丽丽

赵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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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沿着“一带一路”出去了,国内需求会不会受到冷落?

笔者新书《“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正在热销。

目前大家有几种担忧,一是冷落国内需求,像香港一样出现产业空壳化的现象;另一个是沿线基础设施都建好了,会挤占国内的劳动力和投资市场。以越南为例,越南在劳动力市场跟中国竞争,唯一短板就是国内基础设施差。如果基础设施变好了,我们的劳动力红利下降,他们的劳动力红利上升,海外投资就有可能更多地从中国转向越南。

但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依然是有强大吸引力的市场。

首先中国的投资能力很强。比如英国,就非常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150家中国企业陪同到了英国,国际社会青睐我们的投资是普遍现象。其次中国消费能力极强。越南的劳动力红利和变好的基础设施可能会有吸引力,但毕竟它的市场太小。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强有力的消费市场,没有哪个企业会放弃。我们的人口基数和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提升,衍生出强大的消费市场。这种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是中国最重要的市场魅力,甚至是全球独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找项目,能够提升找寻自身痛点的能力。比如,我们很多建设基础设施的企业,走出去后发现它做的是低附加值的项目,虽然项目数量很多,但利润很低。中国基建企业目前利润率在1%左右,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跟项目性质有很大关系,像是很多重资产项目,劳动密集,财务成本大,负债率高,所以利润率低。这种企业项目必须要走出去,因为国内好的项目基本上建完了,需求在国际社会,如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基建需求。

因此并这不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而是企业在跟着需求走。

举个例子,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来做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而它走出去之后发现我们是工人在挣血汗钱,只拿到了项目建成中低附加值的部分,而管理、运营等高附加值部分我们并没抓住。新加坡人从不建港口,但却是全球港口管理和运营的品牌国家。运营管理资质和能力的缺乏,就是我们的短板所在、痛点所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中交建今年四月就收购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具有铁路运营和管理资质。所以说,“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创造了一种可能,借船出海、借力发力的可能。同时让中国企业在沿线上分析自身最缺什么。

“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要卖东西,其实也是中国要买东西,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最需要的,并把它买回来。

再举个例子,南车北车为什么分,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各有侧重。最初,南车的技术源头主要是日本和加拿大,北车的技术源头主要是法国和德国。要有技术才能发展,那么这个技术怎么获得呢?当时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外资重视中国市场,就必须拿技术来合作。后来我们南车北车就分别有了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最先进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就是以渐进性创新最终获得突破性创新,所以现在中国的高铁总里程是世界上最长的,今天英国、美国和印尼等都有了我们的高铁项目。

中国一开始是自身有需求,所以去寻求合作对象,当自己获得技术优势,别人需求中国时,再把技术出口。这不是去产业化,而是产业升级的必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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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传言“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我们的外宣该怎么破解这一谣言?

针对“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国有很多高校、媒体纷纷成立“一带一路”智库,但在成立之后没有产品内容的输出。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是产品不够,特别是原创性的产品不够。第二是产品的输出不足,没有转化成国际语言。

有些新闻媒体在做尝试,甚至对“一带一路”进行专题研判,这是可喜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机构成立了研究院之后,大家在起步阶段都在做重复性建设,都是研究沿线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等基本情况,或是围绕区域、国情、国别、投资风险做研究。这个过程中,大家都 做同样的事就是在重复和浪费资源。如果国内研究机构能够共享资源,大家就不需要做重复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现在成立了一些“一带一路”的联盟。这是一个趋势,但目前效力还是有限。我们急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带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库。我个人感觉这一两年来,真正研究“一带一路”的人不超过二十个,这是不行的。

这里所谓的“真正研究”有两个限定标准: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国的沿边省份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走。“一带一路”是需要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有些专家知道“己”,有些专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了解“己学”和“彼学”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响和完善政策,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实质性帮助。

所以我个人认为完善“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从两点上发力:

第一、避免重复建设,共享资源和知识;

第二、针对研究人员多但真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专家太少的现象,应该发挥高校、研究院特别是企业的力量。有导向性地聚焦“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聚智、聚焦,我们的制度性话语权才有可能产生。

此外,媒体和学者也要互动。国内,有人说“一带一路”不等同于马歇尔计划,但有人又兴奋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属于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得想清楚。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不是政治经济学,甚至不是地缘政治学,而是文化经济学。一说到地缘政治学就有人会担心,担心撬动地缘板块,会让人觉得这背后有大国动机、战略企图,而这是不利于我们的。

我非常强烈地希望媒体和学者就“一带一路”的性质达成共识:它是文化经济学。对内我们可以讲文明的崛起,对外我们要定义是文化经济学。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从两个角度解释“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中国人在经济上要共享、共建、共赢,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鸣,要通过解决全球和平与发展难题中的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全球有很多治理失败地区,而他们的失败在于有些人群被边缘化了。“一带一路”通过互联互通会打通治理失败地区的诸多痛点,边缘化的地区会逐渐融入世界主流。这是全球经济需要的,也是全球政治需要的。所以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一带一路”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一带一路”的细节。举个例子,“一带一路”正式提出后,一年半的时间过去,我突然发现“一带一路”连英文缩写都没有。“一带一路”的全称这么长,别人问的时候应该脱口而出一个缩写。甚至有一段时间,媒体包括记者都在讨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一路一带?是“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建议要关注细节问题。要像雷区一样,一个一个地扫。

我建议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打造精品案例,要挖掘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的优秀案例。不求多,但求精美。与此同时,要关注细节。现在“一带一路”的缩写已经有了,“B and R”。但是我提的建议是学者可以谈“OBOR”。这就是个细节工作。

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说“B and R”的话,别人会认为学者是在为政府发声,这样反倒不利于“一带一路”的推广。我们说“OBOR”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学术的角度来研究,而“B and R”是中国顶层的一个倡议。这样的话会让别人感到中国社会是多元的、是进步的,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讲一套话。这又是细节工作。

3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轻重不均衡,轻资产项目为什么出不去?

重资产项目是目前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所以首先我们要接受它。现在我们提倡的不是要轻资产替代重资产,而是要轻重并行。轻资产项目投资快、周期不长,但收益高。而重资产项目离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有点远。比如一个城市建了大型水坝、水电站,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是谁建的。轻资产项目的性质就是要走到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那么,哪些项目属于轻资产项目呢?比如中医药、中餐、养生、民俗、移动医疗、文化产业等等,这些都是有需求的。我做过调研,中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有需求?他们对中国的中医药特别感兴趣,特别是针灸、按摩。因为这些可以解决他们民众的生计问题。沿线很多国家比较穷,老百姓首先要找工作。掌握了针灸或者中餐他们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教育留学、民俗、古村落保护、文化产业等大有发展的空间。实际上,国外很多知名设计师借用了很多的中国民俗文化符号。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相关的管理,没有相关的标准,在中国要素的出口和国际融合方面没有规范市场,所以人家就“白白借用”了。

现状是,中国在文化要素的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很低端,我们有文化资源,但缺乏成功的商业模式和标准规范。这些都属于走到别人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轻资产项目。例如,美国人说美国有“三片”:薯片、芯片、影片。最挣钱的恰恰是这些东西,是必需品。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提升。

而在轻资产项目上我们也有“痛点”。拿中药和中餐来说,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但是整合和转化资源的能力比较弱。也就是说别人不认同你的标准,甚至认为你没有标准,例如外国人认为中药的原产地、生产过程都没有标准。是“痛点”,同时又是机遇,总有企业会顺势而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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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被动地等着中国“发红包”,我们要反思

这个问题也存在。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存在误读,就以为中国在“发红包”。总书记讲现在“一带一路”就是微信群,愿意加入就加入。但有些国家入群了之后不说话、不合作、不交流,长期潜水,就等着砸红包。这样的就叫做“劣质群友”。当然我们也要考虑,我们是不是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印象。

针对这样的现状,首先我们不要过度抬高某些沿线国家和项目。如果过高地抬高某些国家,说它一定是区域性核心国家、项目一定要落地,这些国家就一定会对中国坐地要价。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成本负担会加强。我们需要让沿线国家明确的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双赢的经贸与人文性质的合作项目。你有需求我就来,我不是一定要追着你把项目给你。

其次,我们一定要做精品。双边合作意愿特别良好的,以及营商环境特别安全的,我们的项目就去了,就要努力做成精品。当项目成为精品,就会具有一定的区域带动效用、项目标杆效应,很多国家会主动来找你合作。中国是用品质吸引他们,因此“一带一路”是“五有”建设:有内容、有人才、有人气、有品牌、有品质。

最后的核心问题还是不要让“一带一路”项目过度政治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企业先行、市场推动、竞争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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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浪急处才有好鱼,外部环境风险不宜过分夸大

所谓“一带一路”的风险问题,现在有很多专家在研究。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宜过高地、过度地强调“一带一路”的风险。原因是这样,十年前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走出去,很多企业说是服务国家战略。但现在问很多企业为什么走出去,他会说是生存压力,服务企业自身战略。虽然说是从国家战略转变到企业战略,但是这一点并不矛盾,服务企业战略也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现在中国企业的问题在于不走出去可能风险压力更大,中国企业不走出去就不具全球竞争力。所以,虽然有一些灰色地带,但风险大可能收益就大。

有些专家的话讲得特别到位,在海上,水流越湍急的地方恰恰是出好鱼的地方。海滩上水一点都不急,可也没好鱼。全球市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走出去之后,一方面是要用产品征服沿线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文化也可能为当地带来了福利和社会稳定。

例如,我们在非洲,冷战刚刚结束时西方国家基本全部都从非洲撤出,但是中国的企业、维和士兵去了以后,非洲恰恰成为了全球聚光灯下的一个宝地。为什么?因为中国企业就是聚光灯。我们到哪里,灯就打到哪里。这就重新使得国际社会要反思他们的对非政策。其实最终受益的是非洲。

从中国和日本在印尼高铁项目上的博弈你可以看出,我们的优势在于价格,而日本的优势在于安全。结果是,中国说我们既要保证价格又要提高安全,日本说我们既要保证质量和安全,同时也要控制价格。这就是一个竞争进步的动力,但最终受益的是印尼。当然从长远来说也包括中国和日本。

全球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走出去风险会更大。关键是两句话:第一、明不明确走出去的目的。如果真的是为企业好,真的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的话,走出去就是必然的。第二、项目要选好,自身要准备好。要提升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转化以及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原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资源。但现在很多企业认为它的目的是人才技术,是标准话语权,是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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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扶持,关键在于上下互动、互联互通

国家队“一带一路”构想肯定是有支持的。当然这个支持在于社会的充分互动,属于“五通建设”: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心相通。现在有的误解认为“一带一路”会有很多强势的政策支持。不过这个项目不同以往,“一带一路”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倡议,但提供的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可能。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上:不要过度地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挂钩呢。因为亚投行是一个金融平台,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当沿线国家认为亚投行服务于“一带一路”政策的时候,他会认为那是中国自身的工具,而降低他们的参与意愿。因此,我们强调亚投行是“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国际倡议,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哪些是“一带一路”配套的、哪些不是,要区分清楚,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同“一带一路”挂钩。

政策支持方面和以往不一样。“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发改委一家说的事。沿线有这么多国家,我们只是倡议的提出者和推动者。相关国家如果有合作和共享需求的话,需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政策沟通。性质决定了“一带一路”的获利要在基层、在路上,在那些不联不通的地方,而不是在于各国的配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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