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简称“大梅沙论坛”）开幕，论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覆盖了“法治建设、反腐、特区创新、互联网创新、金融创新、混合所有制发展、科技创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吸引了百位来自全球各地政界、商界、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士出席本次论坛。
我院参与主办了其中“特区与新区：新时期改革创新地位与作用”分论坛。论坛由院副理事长李罗力主持。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改革办）主任乐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王德培、原天津滨海新区人大常务副主任、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郝寿义、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等分别就“特区与新区：在新时期改革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区与新区：在与港澳合作中的地位及作用”两个议题进行发言。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恩、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助理范军等嘉宾也就特区与新区的作用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对本论坛做了精彩的总结。以下为论坛速记稿，未经本人审定分论坛之四特区与新区：新时期改革创新的地位与作用
时间：2014年11月7日下午14：00
地点：大梅沙喜来登爱琴海1厅
【现场文字实录如下】
【主持人：李罗力】这一节我来主持，我是李罗力。我们这个分论坛题目是《特区与新区：新时期改革创新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大家都很感兴趣，我们从特区来讲、从新区来讲，如何在我们这个新时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怎么样继续发挥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验地和各方面的作用。
第一位发言的是市委的副秘书长、社科院的院长乐正同志，他发言的题目是《深圳，改革创新的新探索和新进展》，下面请他发言！
【乐正】谢谢主持人，这一次中国创新论坛在深圳的大梅沙举行我觉得和我们这个城市、和我们城市目前发展的进程非常契合，应该说中国的经济特区就包括我们的新区都承接着整个国家创新发展的排头兵的作用，应该说改革和创新是特区的第一使命。上午我听了一些精彩的发言，下午首先我把深圳的一些有关的情况，在改革创新方面以及最新的探索和一些新的进展情况，向各位与会的嘉宾介绍一下，同时也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深圳创新发展最新的进展情况。今年整个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特别到了下半年出现了下行的压力，但是深圳的情况还是比较好，去年深圳GDP的增长是10%，这是沿海去年来讲并不算特别高，但是今年最初深圳定的是9%，后来省里面要求深圳还是保持在10%的增长，前三季度现在GDP增长9.5%，根据我们初步判断，今年全年保持10%的增长应该希望非常大，因为大家知道深圳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越到后面他经济拉升越快，所以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应该会超过9.5%，会有一个拉伸的过程。
还有一些数据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的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也增长20.6%，这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在我们的财政收入里面税收占了将近90%的比重，说明我们的财政收入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从深圳经济围观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达到28.2%，在一些中型以上的企业的目前效益来看还是可以的。
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占了65.5%，先进制造业占了工业增长值的73.6%将近3/4。从“十二五”开始，深圳提出来了六个战略型的新兴产业，应该说是有适度超前的新兴产业。今年前三季度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是14.6%，目前占了全市GDP的37.7%，应该说这些新兴产业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我们第二产业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步伐在加快。
大家知道深圳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发达的一个地方，过去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深圳的加工贸易非常发达，典型的是富士康。但是近两年来这个格局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加工贸易占整个外贸出口所占比重不断地下降，一般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比例在不断地上升，今年一般贸易所占的出口份额已经超过加工贸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性的转变。一到三季度一般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增长分别达到了19.5%、38.4%和29.4%，都远远超过了加工贸易的比重和业内的增幅。目前深圳拥有国家和省市的创新载体993家，在PCT的国际专利的申请量目前已经占了全国的一半50%。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目前从“十二五”开始，深圳一直在强调着“质量引领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的新的增长模式，或者叫“深圳版的新常态”应该说现在显现出来了。可以说创新驱动这样一种对整个经济拉动作用现在越来越明显。下一步深圳的创新发展我们最近深圳市委政研室做了一个课题，我们的题目叫做“迈向智慧型发展”，所谓的智慧型发展就是以创新和人才为核心竞争力，把城市的未来发展建立在广泛的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技术平台，智能化的移动中端和创客经济的繁荣以及智慧性文化普及的基础之上，今后的发展可能要用这个来引领。所谓的智慧型发展的关健词是“大创意、大数据、智能化、新能源、共享经济和公共治理”，希望未来一个时期深圳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特区和新区，能够成为中国智慧型发展的一个先锋地区。
第二，目前深圳全面深化改革一些新的进展。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深圳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提出了以“三化一平台”为未来深圳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总体目标。也就是说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前海战略。目前深圳改革进展有这么几个突出的亮点：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这是2010年开始启动，去年3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目前为止来讲按照新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我们新等级的商事主体60多万家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政府的职能由过去的事前审批为主转变为事中事后的监管为主，也由多窗口、全流程的模式转为网上的便利高效模式。
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法院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同时完成了审判长负责制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
在公务员管理体制方面，我们在2009年大部制的基础上推行了公务员的聘任制的改革，这些年新招聘了4千多公务员全部是聘任制的，这方面我们向香港的公务员进行学习。我们进行了公务员的分类改革，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目前行政执法类的公务员已经占到公务员的总数超过一半。深圳的公务员养老保险的改革方案已经完成，我们本来今年想择机推出，但是国务院的人社部说中央近期准备推出让深圳暂时不要推出所以我们没有动。这个改革将会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双轨合一得以实现。
前海的改革方面我们主要在金融创新、服务贸易、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做了大量的制度的创新设计，但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中央的试权和现行法规的一些障碍，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中央部委给深圳前海更多的一些改革创新的试验区。
接下来最近我们深圳开了市委全会，提出了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1+6”文件，就是以一个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总体方案再加上六个专项工作方案，包括提升立法质量、建设法治政府、完善司法体制改革、普法、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六个专项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
【主持人：李罗力】谢谢乐正院长的发言，下面由王德培先生发言，他讲的是《特区之特，新区之新》。
【王德培】我来自上海，刚才听了深圳一连串的事情很羡慕、很振奋，我也回想起当年上海在特区这个姓头上有连续12年GDP高于全国的2.6%，自从“特区”这个话题越来越淡了以后，非均衡的国策被均衡的国策替代以后上海现在越来越平了，有时候GDP是全国有的时候是最后面了。
“摊子大了”这句话是事实，更主要的是非均衡时代的变局没有了。我核心的第一个要点是特区的内涵已经变化了，当年邓小平开创的上海晚了深圳一个年代，非均衡制度下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自贸区他最大的特点是涉及到国际贸易的许多规则，不是一个地方政府马上能够做的，北京好多的各个部委特别是银行，央行不动、海关不动是很伤脑筋的。这个意味着并不是说上海不肯干，目前的改革格局已经到了习近平讲的“好改都改了，不好改的事情现在存在面上了。”
第二，作为深圳也好，作为上海也好，上海中央要求排头兵深圳走在最前面的，作为一个领袖城市对全国的改革、经济的辐射，前几个月我到浙江去为几十个市长做报告，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口号，十一五的口号是“接轨上海”，“十二五”提出的是“联系上海”，“十三五”规划请我们来做，我估计他们根本不需要上海，上海作为一个经济辐射和改革提供样板这样的领袖城市的地位在迅速地衰减，为什么会衰减，刚才秘书长也是一针见血“摊子大了”，这些年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增量上在动脑筋，特区的“特”他基本上也是体制外的一个增量上，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也在增量上。上海6300平方公里现在有建筑面积的已经达到了对外宣布是43.8，现在实际上已经接近42了。香港2千多平方公里只有27，全世界达到近50%这个城市是有灾难的，整个上海市是基本上摊大饼的。传统的工业被江浙两省全部吸走了中心坍塌了，今年上半年整个上海市中心的销售商业惨得一塌糊涂，50%的倒闭，大型的购物中心撤退。这是政策不好吗？这里面我们不去反省这句话，主要是我们人类的生产方式、城市运作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大家所知道的网上的销售一系列的变化。所以领袖城市的地位在衰减。
我发现托夫勒到底了不起。但是科学知名，二十年之后他的预测失败了，至少在中国全面失败了，我们的高铁、高速公路等等一系列，中国的城市是摊大饼的同时和开发商和我们国家土地制度和政府的推动经济的方式都有关系，中国的非典托夫勒肯定没有看到，他没有想到。但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不仅仅是中国，在世界范围也有。这种情况下作为深圳届时的深圳、届时的上海市区，他想怎么办？他以往在城市里面交流都是看得见的商品、物质意义上的商品，未来主要交流的是思想、概念、一些前瞻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大梅沙今天开论坛，他昭示着三十年以后深圳应该玩什么。
【主持人：李罗力】谢谢王德培会长，第三位是天津滨海新区的人大常务副主任、天津滨海新区综合发展研究院的荣誉院长郝寿义院长，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新区治理的思考》，对新区做一个研究和思考。
【郝寿义】我来自新区，我想就新区的情况说一下个人的意见。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从区域性的实验开始，起点是特区，到现在新区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批了11个新区，今年一念旧批了5个，据说还有2个马上也要批。
为什么设立新区，我讲了地方政府的动因，还有国家的动因。最关键的还是跟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关，在改革的这种初期我们国家整体从去经济的角度来看，他是要素在点上聚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使新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采取了经济特区的方式。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现在要素在点上的聚集现在已经开始扩张了，而且这个扩展又形成了跨区域的要素再聚集。这种要素的再聚集，就是我们国家不断成立新区的这样一个内在的要求。
特区和新区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现点，他们有相同点，相同点都是我们国家最新的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先行先试。但是也有不同点，不同点在于第一个是过去的经济特区是国家给予一个区域的特殊政策，这种变量是从外部供给的，来促进要素在点上的聚集。现在的新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国家政策的外部攻击为主，而是以内省的这种变量为主，他要促进要素的再聚集。第二，过去包括现在的特区，他很重要的特点是在一个行政区之内来建设的，现在的新区基本上都是跨行政区的，我们把他叫做一个小区域的。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新区的这样一个特点。
新区现在在发展当中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管理体制的问题，我们国家特殊经济区域的管理体制，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自贸区到新区，我把他都概括为“特殊经济区”，特殊经济区的管理体制现在基本上三类，一个是管委会体制，一个是全政府的体制，一个是管委会加政府的体制。我们国家级新区管理体制设立最长的应该是上海浦东新区还有天津的滨海新区，刚才王总说到上海城市没有了，还有，我们新区就是按照你们上海来学的。这个新区早期的阶段都是领导小组加协同机构的管理方式，接着在快速发展的阶段都组建了由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的管委会的机制，现在都向传统的政府体制复位。
这三种模式有利有弊，管委会的模式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在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当中最有效的一种形式，他的缺乏是缺乏行政资源。政府的这种模式政府的权力资源非常清楚，法治的职责也很分明，但是我们过去政府的弱点他都存在。
还有一种是管委会加政府的模式，这种模式试图把管委会高效的管理效益和政府的资源结合起来，但是他有巨大的问题，就是管委会和政府之间怎么协调。
新区在这方面也想做一些探索，想按照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要全面实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区也要进行治，治理跟政府管理是两个概念。政府管理他是按照官僚体制这样的一个线下来的，治理他是一个各方面的力量，合作共同来进行管理。新区在国家皮肤的滨海新区综合改革配套方案当中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滨海新区成立一个功能区管委会，管委会下面有一个政府，政府下面设两而机构，一类是管委会，还有一类是城区管委会，原来想法是功能区主要抓经济，社区的子职能由城区管委会来承担，城区管委会把经济都让出去由他承担社会的责任。他没有资金怎么办？由功能区贡献的税收，通过新区政府转移支付给新区城区管委会，这是原来的设想。
实际上发现有问题，一个是功能区法国搞一些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像教育的、像医院的等等，这些成为他招商引资重要的条件了，城区管委会还要管经济，特别是为老比兴直接服务的，比如社区的商店你非得放到功能区里面对不起，所以得分开，这样从去年底滨海新区又进行了调整，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把功能区进行合并，由原来的九大功能区变成五大功能区，把城区管委会取消，这就是学上海浦东了。
现在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应该说现在正在过程当中震动非常大，现在应该说新区的震动非常大，部门增加、领导职数增加好办，部门减少领导职数减少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样的方式因此我们现在提出来新区是不是可以采取管委会加小政府或者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的模式进行治理。
这方面我们做了几个事，第一是政府简政放权，我们去年年底今年初把全区的所有行政审批职能归到一个审批，一个印章管审批，然后成力一个监管局，然后把功能区进一步加强，让他直接享受市里的待遇。再一个在社会治理方面学习新加坡的经验，成立了社区、社会建设管理委员会和社区管理理事会，跟政府一起对社会进行管理，进行类政府的方式管理社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罗力】下面请香港理工大学的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先生，大家欢迎！
【陈文鸿】谢谢罗力，罗力知道我的普通话不好，所以这么多年没有改变，所以把PPT放出来供大家参考。（PPT）
我不太清楚深圳的具体发展情况，因为很多数据我拿不到，最新的东西我们都不清楚，但是从总体的本质来说说一点关于我们对特区的看法。特区的政策基本上是政策差异或者是成本代价差别来补贴特区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寻租的浮动对加工贸易可能比较好，但是对其他的发展影响是很小的，所以只能够利用政策的差别来赚钱、来推动，除非政府来干预了，否则他持续发展的机会不会太大了。特区在短时间希望很快地发展，很快地积累可以，但是这是跟政策对称起来的，对整个价格、对整个经济结构是相对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特区的发展是特区以外的地区，这个作用是很大的，本来是特区发展比较快他税收方面各方面得惠，但是其他部分的外贸出口的影响，外贸出口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一般外贸出口的，这两方面是有矛盾的，不能说特区的发展是一定好的，因为我们要计算成本、计算代价，整个范畴来说不单是特区的增加，要全国来说机会成本怎么样的。80年代深圳搞特区的时候，那时候上海搞得比深圳好，因为上海有基本的基础，他发展起来的条件比他好。但是深圳发展可能好看，因为什么都没有，从没有到有的时候发展速度很快。然后这个发展等于把上海压下去，不给上海发展，把资源给深圳，所以深圳的发展代价比上海大一点。
中国整体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够说某一点发展就是很好的，但是某一点发展跟其他地方的关系是存在的，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发展的。经济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
特区的挑战，我担心深圳发展整体的成本上现在起伏看起来好像是香港一样是金融跟房地产的发展是为主，在加工贸易不行的时候，其他的产业转型的压力很大，是不是我们要搞汽车呢还是传统的工业化还是要全新的转型呢？我比较担心，因为从数据来看，我们高科技的好多东西也未必真的是高科技的，所以整个结构转型我比较担心看起来深圳的整个方式是搞金融、搞房地产，这个比例很大，特别是前海的例子。这个发展对深圳的情况可能跟上海的情况是一样，这个是复杂、作用比较小，整体再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很小，因为金融放都是投资为主的。
深圳不能够离开珠三角，整个珠三角都市化都会区化的发展，广州和佛山同城华两城市合一。轨道交通发展形成1小时的生活圈、2小时的经济圈，城市的边界作用消失。电信的发达今年是4G，4G比3G增加了10倍的速度，2020年是5G了他比4G快了1千倍，整个区域虚拟化和同城化更加快，2020年左右轨道交通和电信都有大幅度地变化。
特区政策的差别一定有一个边界的，这个地方划地为牢，政策不是全社会有的，只有特区有这样的情况，这跟市场化是有矛盾的。深圳应该是重建特区还是融合于珠三角的市场化跟都会区化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轨道交通2020年的交通建设，可能慢了2年，因为温家宝的问题我们可能是停了一两年，现在2020年建不成，2022年左右。总的来说我们轨道交通会建成，我们在广州为中心的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的范畴很大，三小时、四小时等于当天的来回，不仅仅是珠三角的城市，而是深圳或者是广州通过高铁把其他周边大城市融合起来、整合起来，所以整个区域不能说深圳是独立出来的，也不能说广州跟珠三角分离。没有分离的时候这个特区的政策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去特区化，市场一体化考虑，甚至很多市场的发展还是不够的。我们说的深圳特区很久了，主要是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深圳的产业政策还不知道怎么样，其他很多都是人家的不是深圳的，生物科技说得很好听，有一些对国际的规矩也没有遵守，所以我担心深圳的发展没有新的可行的政策，可能要考虑服务业的重新组合，因为深圳在广州珠三角的都会圈里面地价会越来越贵，一般传统的服务业除非政府给地否则很难发展起来的。还有空间化是多中心都会区的一体化，我的看法是深圳要发展不能够只看深圳，要看整个珠三角，可能是广州跟香港更重要，深圳也有辅助的角色。这是我们对香港的看法，可能不对，因为深圳发展的层次很高，我们把握得不够，所以可能说得不对请大家原谅，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罗力】谢谢陈文鸿教授，老朋友总是跟我们的想法有不一样，他的观点是去特区化，你要以市场为主导进入新的市场布局和政策布局，这个观点很好，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去讨论。下面还有四位嘉宾的发言，下面请方舟，他的主要题目是《特区中的新区：如何突围而出》。
【方舟】先给大家看两张图（PPT），这是1980年的深圳特区，这是2007年前后拍的。
应该说从深圳特区的角度特区的成绩还是很大的，我这里讲一个很短的小故事，其实不是我讲的，是现在香港的特首梁振英经常讲的。他1980年的时候上深圳，那时候深圳什么马路都没有，还是一个3万人左右的渔业为主的镇，当时要成立特区了，因为他当时做规划测量的，当时的领导找了他说我们要在深圳规划一条大马路准备叫深南大道，梁振英问他说你按多少万人来规划？当时领导也没想到深圳将来会变成怎样的城市，梁振英说当时是3万人口，去哪里搞30万人口出来啊？今天的深圳大概有1千多万人口，这是当初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就像刚才各位讲的那样，不管是特区也好、新区也好，都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新的挑战，其实刚才几位教授专家都讲到了，我们现在一个发展趋势整个国家有了一个城市群的模式，而且是多点开花均衡发展的，不是个别地方非均衡发展的，这几年国家陆续颁布了很多城市群的发展战略，现在近期颁布的整个若干个国家新区也是依托这些主要的城市群为基础的。
刚才陈文鸿教授讲的我非常赞同他是一个城市群为核心的一个多中心的扩散模式，但这个我觉得跟特区和新区本身也不矛盾的，因为我们今天讲特区跟新区他不市一中纯粹是划地为牢说我只在这一个小小的区域里面几十平方公里、一百几百平方公里一个区域里面做的东西，而是想透过这个平台制造一点政策上的创新，或者向中央找一点新的政策，辐射到周围整个周边区域。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策略实际上是可以互补的。
就拿珠三角来说，在珠三角你看现在其实我们过去有珠海深圳两个特区，现在又有南沙、横琴国家的新区，前海虽然不用新区的名字，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特区中的新区”的模式。加上周边一些新的发展区，沿着整个珠三角的珠江口的湾区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城市群的格局。尤其是在这个图上（PPT）可以看得很清楚，沿着新建的广深的沿江高速公路和未来正在建的穗莞深城际铁路和港深快速铁路主要是香港和深圳未来的增长点和发展区域都是沿着这条轴线发展的。
我举前海的例子来说一说，前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区域15平方公里，跟其他的新区比起来面积非常小。这几年声势非常大也有一些问题，香港也在观望前海到底做什么，是不是大家都感觉在卖地，然后要搞金融，要搞什么基金什么金融企业，是不是又走出传统的模式了呢？我自己想提几点简单的建议，这个不但是针对前海的也是针对现在整个国家包括上海自贸区在内的很多新区，或者是新特区、或者是自贸区也好，他们及时在争取国家一些新的政策中间遇到很大的一些阻力和挑战。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这种光靠地方政府的区域突破难度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国家的整个综合的战略的考虑光靠地方政府来推进这个区域的即使是特区、新区还是自贸区也好，这个地方向各个部委争取政策难度非常大的。所以需要把整个新区特区的开放放在国家整体开放的大战略来考虑。
我举前海的例子，前海怎么打香港这张牌，香港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问题，香港老是觉得其实前海自个儿卖地卖得很高兴跟香港没啥关系，是不是打着香港的牌子，所以我提了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来考虑开放的问题。过去有一个富边贸易协定的，我们现在WTO多边贸易协定走入了一个僵局，美国跟十几个发达经济体搞了一个服务贸易协定，想通过局部突破的办法推进区域的贸易自由化。香港先期参与了美国主导的这个协定，如果前海适用整体服务贸易协定（TiSA）使前海跟香港的服务贸易对接，为香港参加服务贸易的协定增加筹码，也为内地进入服务贸易协定打下基础。如果前海整体适用香港参与谈判的结果，这将形成与上海自贸区有区别的模式，从而参与到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过程当中，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探索一个路径。
另外是CEPA框架下，这里面的阻力还是不小的，如果前海能够作为一个突破口由国家综合授权之下，除了极少数涉及安全和意识形态之外，实行全面开放和准入级的国民待遇，实际上对整个国家未来的服务开放定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最后讲讲金融和科技，金融因为现在香港已经有一个1万多亿规模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钱怎么用，人民币怎么用，如果前海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试点，对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做一些试点，对双方都是很有益的一个模式。另外一方面，香港现在的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单一，但深圳有一定的科技产业的基础，如果能够把香港的金融方面的一些优势包括他的生活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优势跟深圳配合起来，实际上能够有助于整个地区形成一个产业多元化的模式。
【主持人：李罗力】下面请陈恩，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他的题目是《推动内地与港澳合作转型升级，打造合作的升级版》。
【陈恩】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我是来自广州暨南大学的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内地与光奥合作发展到现在已经35年，所以说内地与港澳合作的转型升级可以说是势在必行。我们都知道中国内地港澳地区贯穿改革开放35年的全部历程，深圳和珠三角他们进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这系一个平台和基础，特别是2003年的CEPA实施，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内地与港澳合作，内地与广东珠三角的合作，奠定了建立世界制造业基地，世界级城市的经济圈。
我们都知道深圳是一个小渔村一跃发展成现代化、国际化的的都市，现在中国的广东、深圳珠三角的发展，已经站在继往开来新的历史起点上，另一方面内地跟港澳的合作进入深水区面临一系列的深层次的矛盾，特别是CEPA实施以后现在存在大门打开小门不开的处境，美国主导的TPP和TPIP主导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开放型高水平的贸易协议和贸易模式，转型势在必行。内地跟港澳的合作转型升级必须大开放、必须深化改革，必须创新。
在改革开放35年以后的今天，特别是CEPA实施10年到今天，我们要深入总结这35年来这10年来内地跟港澳合作的客观规律，剖析内地与港澳合作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特别要探讨美国主导的TPP和TPIP和国际经贸规则改变和新自由贸易区模式的影响形成的机制，这个基础上创新内地与港澳的合作机制，推动内地与港澳合作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推进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港澳加工贸易群体转型和产业转型，进一步扩大对港澳的服务市场开放，创新转入方式，加快构建与港澳对接和市场机制。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内地与港澳社会管理的学习和联系。
内地与港澳的转型合作模式升级必须建立新的自贸区，建立新型的保税区，要进一步推进内地港澳的转型升级，要创新CEPA的机制，加快内地特别是深圳和珠三角地区服务贸易市场市场化的环境，进一步实现内地在港澳的产品、贸易、技术、服务和营销标准的完全对接和一体化，特别是在TTP和TTIP和新国际贸易规则和新自贸区的模式来参照，来借鉴和移植相关的体系。实现深圳经济特区的创新发展和转型期，进一步打造内地与港澳合作的升级版，从而构建面向21世纪的开放型高水平的粤港澳市场经济形势，构建粤港澳世界级的新形势和发展格局。
【主持人：李罗力】谢谢陈恩教授，下面请袁易明，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的题目是《新阶段经济特区存在的逻辑和发展空间。》
【袁易明】特区特与不特的时候从1995年的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讨论，特别是在深圳。
【乐正】从特区开始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停过，要不要成立经济特区，特区特在什么地方，从1980年开始讨论没停过，80年代初我们陈教授（陈文鸿）是主要讨论的成员。
【袁易明】我们看中央电视台播的电视剧，1984年的时候都是在学术里面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95年前后这一场争论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在谈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说特区不重要，现在我们的主题还是讨论怎么发挥作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讲三点我的看法：
中国经济特区的存在逻辑跟国外的经济特区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的逻辑是基于国家的需要，我们需要改革、需要去探索一条路，是怎么去干，这个意义很重要。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区他必须是在功能上起到领先的意义。世界上有很多的经济特区，前不久我去了朝鲜，包括东亚，包括我们到越南，他们经济特区的出发点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是吸引外资，他并没有说我这个国家像朝鲜要改革，要进行制度实验，他没有这个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特区在今天是不是要沦为一个区域性的城市，如果干得不好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城市，如果这样本质上特区就没有了。刚才有些观点有些教授讲得非常好，但是我不认为未来的经济特区要在这方面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城市，如果是这样上海浦东新区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就不是我们所说的“特区”意义上的特区了。
第二，未来经济特区的中国在我们国家他的存在逻辑在哪里，我认为存在逻辑还在于我们这个市场很远，我们离社会管理很远，这个角度来说经济特区存在有非常强的逻辑的存在。还有为什么他存在呢？我们全面的都搞一样的事业都好办了，问题是根据我们的特点走的路径，必须在一个地方先试没有风险再拿出来干。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无论是特区也好、还是新区也好，未来存在的逻辑都是非常合适的。
未来干什么呢？就是在改革和创新两个方面，我讲的改革是制度上的改革，我讲的创新是发展路径，是探索一种在新的一个时期，比如说我们从现在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如何探索一个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办法和路径他是跟发展工业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探索要探索一种新的发展逻辑、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之外体制上的改革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既然是特区、依然具有全国意义上的新区，需要探索一些一般性的问题，我们的改革选择重点上我认为需要探索制约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社会体制发展一般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局部性的地区，肯定有地区跟一般性的区别，有的地区比如说深圳也好、上海也好，还是天津滨海也好他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改革核心意义在这儿，还是围绕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有的改革我觉得区域化了，区域化了就是你这个特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经济特区未来还可以发挥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现在更多讨论经济特区未来怎么发展，我们经济特区要在过去走的路子国际上非常感兴趣，可以在国际上发挥一些作用。我们跟国际上最近几年打的交道非常多，非洲也好、东亚地区也好，这些国家都特别想学习深圳这样一些经济特区你怎么干起来的，你怎么发展气得，如何去投资到公共设施，如何引进外资，如何来管理这些工人，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这样的一种东西可以在中国经济特区我把他叫做“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范式”，这种范式可以在国际社会的市场上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可以在未来的国家整个大战略当中可以作为一个可以抓得住的东西，因为大家来深圳一看这个发展模式太了不起了，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制约的因素，但是他们看到的都是成就，为什么三十年就发展成这样，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好地发挥经济特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我再小结一下我说的这一段，未来经济特区他应该是在功能上成为一个全国意义上的特区，这一点必须点住，不能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城市。第二点，未来的创新要抓住一些全局性战略上的意义改革内容进行改革，并且同时在发展路径下进行创新。第三个就是发挥经济特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主持人：李罗力】谢谢袁教授，下面请深圳马宏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助理范军先生讲一下《公众参与和监督政府方面的作用》。
【范军】虽然有七位讲者在讲，真的是天南海北各个地区的差异很大，从上海开始到香港到深圳，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改革那么多年以来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就是改革到底是谁在推动？是我们政府单方面的推动还是社会的一种呼应政府的，他应该是后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改革政策都是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推动他，政府来总结和选择性地出台政策。我觉得前面的三十年来看都是这个过程，市场和社会在推动，政府不得不改，一点点退一点点让出一点东西，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这个问题的。
我本人从研究院开始做公众参与这个事情，因为公众参与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偶然或者是很巧合的机会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点，我们感觉在中国这样一个现有的制度下面，只有公共参与或者是市民参与这种方式才是中国最有前途和市场的方式，06—2010年阶段我们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和乐主任有很多的合作，我们政府让很多的社会化的人参与到决策当中来，到了2010年以后有一段时间消失了三年，2013年开始好像又有一股新风出来了，这个出来之后我觉得深圳我们有很多的民间的力量和我们中科院的马洪基金会有一个很好的汇合，我们在去年成立了一个智库的民间志愿者的第三方的平台，我们利用这个平台参与到了深圳或者全国各地的一些政府的各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方面，包括王院长讲的上海城市规划的功能参与。上海的2040整套的公共参与的路径是我一个外来人帮他去设计的，因为他借鉴了深圳城市总归的一套路径，基本上按照我的做法在做。
上海的发展路径来看，深圳我们谈到特区，我们觉得他不是一个政策的实验室，他是一个忠实的基地。我讲三个建议：深圳在未来法治化的管理下，我们深圳拥有立法权，这个权怎么用好，是谁来制定法律，是法制办的人还是部门立法。最重要的是已经在法治环境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谁来立法，或者是法治的这种再检讨的问题。我们原来很多的法律是不是适应新的方式，我们原来不适应的方式做法治化，这对社会来说应该是一个灾难，我们需要在新的法治环境下对我们的立法很多的东西做全面的梳理，要有一种参与立法的过程，部门立法和社会立法的过程。还有我们很多的决策，政府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征求话语权和开放空间，利益相关者能够进来。我们深圳市政府在参与式预算这一块一直走得比较慢的，我好像看不到一点点的可能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钱往哪里花往哪里去，这也是一个功能参与的话题。政府很多的公共政策最后的评议效果是谁说得好谁来检验，是我们内部评估还是怎样的一种内部和外部的相结合的评估。我们最近年底接到很多区政府也好，他说你帮我们把去年一年做的好多事情做一个评估，看我们的民生到底效果怎么样。各个地方已经在做了，我们基金会去年对于深圳市的40多个部门的政府所有的民生承诺做评价，我们评出了最好的是金秤砣，最差的是纸秤砣。评出来以后这个反响出来以后特别有效果，很多得到金秤砣的部门大量宣传，得了纸秤砣的部门辩解说我们做得很好为什么想一张纸呢？如果我们的改革都停留在纸上的改革，或者通过政策或者是文件来改革，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死路。
全国各地都在搞新区，政策的药效已经产生了抗体，原来靠一个政策带来一个新区的发展，这个政策通过那么多年政策的差异性越来越小，政策的抗体已经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政策怎么样出台好的政策，一定需要很强的功能效应，这是需要一步一步来走，特别在深圳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在公众参与这一块能够为全国所有的特区和新区提供一整套的从决策到预算、到评估整个过程的经验。
【主持人：李罗力】接下来我们是自由讨论时间，大家可以针对刚才讲者提问题，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邓胜智（音）】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文章，也看到这次十八大里面的三中、四中全会里面的领导人的说话，我将里面一些重点研究之后有一点点意见，从我香港人的看法来说。
这个改革是什么，我看到领导人的意思是一定要推动小康的社会，一定要让中国人富起来。他们提出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的改革制度。我在研究是不是中国没有改革，我看到中国三十年来有改革，改革得很好，但是领导人现在讲的是深化改革，不是普通的改革，是要深化。他怎么样深化他呢？我们看到他推动现代化很重要，是中国特色不是外国人的现代化，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跑一条中国人的路这个现代化。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谁来推动的问题，如果这个小康的社会我们要去做的话，一定要在民间来推动他，这个现代化是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化，不是外国人的模式，是我们跑出来的模式。这个模式里面一定要深化，深化的意思就是将我们以前做的要做得深一点，这个深一点的意思就是不是普通的人富起来，不是现在李嘉诚要富起来的意思，是以前穷的人、没有那么好的人，我们目标一定要从改革的时候让他们富起来，我们改革的时候先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就要让其他的人都富起来。
【乐正】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想谈一点担心，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开了六次会，每次会审议了4—5个方案。应该说步伐非常快，可以说中央决策层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快速推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力度，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也有一个担心，他可能对于经济特区改革先行先试过去这种区域性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种思路会不会越来越淡化了，现在你看看中央统筹顶层设计越来越加强，地方基本上是贯彻落实，而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你地方先行先试，你有好的经验我把他总结提炼出来在全国推广，鼓励地方“先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不是，现在是你们按照中央统一的步骤来，地方不要乱动，我没叫你动就别动，是这种观念在这里面。这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特区未来的路向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第二我回应一下刚才陈文鸿教授的交流，第一个判断，深圳的产业结构未来不会走香港这条路，或者说深圳的产业结构跟香港已经分道扬镳了，不会去把金融和房地产作为主导产业。但是金融度对我们很重要，金融增加值我们GDP占到14%，富豪榜香港和深圳排在前面几位是什么人，深圳的互联网产业在全世界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了，社交网站腾讯是全球排第二位，深圳的富豪榜排前面没几个是地产商，我觉得这三个城市香港和广州深圳走了三条不同的路，不一样的。可以肯定地讲，未来五十年之内深圳不会复制香港，而且会走另外一条路。比如深圳现在的互联网产业非常发达，这个方面我认为香港是深圳的学习，深圳可以做香港的老师。但是在传统的金融、贸易、航运、物流这些方面香港仍然是深圳的老师，香港有那么好的高校但是他的创业创新不成气候，而深圳未来都是要靠创新吃饭，所以深圳走在前面的富豪榜跟香港的前十位的公司、深圳前十位的公司完全是两个路径。，而且这个差异越来越大，不会是重叠的。所以香港不要担心深圳会不会去克隆香港的模式，肯定地讲是不可能，深圳不会出现李嘉诚，不会出现新鸿基这样的大富豪。但是深圳的这种IT业的大老板在香港十年二十年你也找不到。
【主持人：李罗力】文鸿还是老观点，他三十年前就是这个概念说现在特区是寻租的，所以你只能这么发展。今天不是我们在这方面对特区本身的讨论，我们主要是讨论对未来这个时期我们特区新区的作用。我认为文鸿我们既是老朋友也是老争论对象，我们一直在争论。
我觉得刚才袁教授讲的对于我们中国特区还有郝院长讲到的新区，我觉得都是做了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我们看中国的特区和新区都不能作为一般的经济区域来定义，他都是在中国整个的改革开放发展中间去做这个实验，制度变革的实验，路径探索的实验，在这方面的意义可能更大于他作为区域本身的意义。当然由于他做实验，他往往站在一个政策高地上，往往会 汇集到更多的政策资源，同时也会汇集到更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样的，他拥有了政策资源，拥有了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资金大的资源，在这里面聚集起来，使这个地区能够得到快速地发展。
陈文鸿教授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曾经在广东的很多包括广州的一些大的会议论坛上说过这个观点，我们现在有一个缺失，我们深港合作，深圳跟这个合作、深圳跟那个合作，广州也是跟这个合作跟那个合作，你看看没有过“深穗合作”，我们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出现在每一个省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比方沈阳和大连，比方青岛和济南，比如福州和厦门。珠三角现在两个特大城市，四个一级城市里。
【乐正】每个省份的A牌和B牌是没有合作的。
【主持人：李罗力】我们深圳和广州不是省级的城市，他是国家的特大两个城市，但是我们没有交集。刚刚陈先生提了一个观点，当你的信息等你经济运输同城化了、经济同城化了，信息同城化了，你这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在哪里，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正能量，而不是变成一个互相之间的抵消或者是不合作。
【陈文鸿】我同意罗力的说法，深圳跟广州应该有很多合作的但是现在没有，可能深圳是非地，说的普通话跟广州的白话没有合作起来，这对深圳跟周边长远的发展是小的考虑，这是很浪费大家的资源的，特别是广州在区位方面交通的网络，在批发市场方面这方面都比深圳还好，深圳这方面场地能够做起来反而发展慢。
我同意罗教授说的香港都是地产商作为首富前几名，主要是回归过渡时期，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时候不允许地产商发展，中英谈判之后的情况应该带我们中国去搞房地产，所以我们搞了房地产，所以李嘉诚起来了，这里面有中国元素在里面。但是深圳有一个重要的情况，你刚刚说的是有钱人是IT，他的公司在深圳，他公司很多的东西都在深圳，华为就像华为在深圳多少，跟他整个体制占多少比重呢？这个可能是不太好的比较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深圳很多的公司统计不到的比如第三产业的金融比例很大的，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很是严重的。我不敢说深圳发展怎么样，但是总地来说有一些倾向是金融和房地产。当年在深圳的IT产业做得很好的，跟香港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说创新方面，香港人很多创新不是在香港创新而是在外国创新，很多的美国的IT产业很多创新的企业都有我们香港人，只不过是因为香港的环境问题，回归过渡时期我们都是搞金融、搞房地产，所以把这些人赶走了。但是香港的国际网络是很大的，我们也应该是做了很多。主要是深圳跟香港怎么样一起考虑创新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深圳跟广州斗跟香港斗，整个地区里面我们这几个城市合起来怎么样带动整个区位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交通真的很方便。
我很担心的是我们现在担心5G的时候比4G快1千倍，整个生态和生活形态全面改变了，这可能传统的行政区位都不存在了。
【王德培】三年前我在中南海预测香港要出事情，有几大领域，第一大领域香港的特殊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迅速下降。内地的地壳之间的断裂形成的能源释放这是必然的，当时是主要的一个理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的特殊在下降。同样我刚才提到的吃偏饭的国家让你先富先走的，就是我赞同他讲的寻租的方式也在下降。
第二，地方政府还有没有改革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我同意刚才乐正讲的，现在上面要求你不要动，你听我的指挥。但是如果说是真正讲改革的话，改革都是进入未知的领域，原来没去过的地方，所谓要碰到高压线就是他原有的游戏规则。现在新经济上来整个国家面临的就是老的经济在去产能，新的经济他接二连三在上。我举一个马云，马云阿里巴巴为什么在香港和内地上不了市，香港的股市制度和内地的股市制度不足以容纳合伙人控制的围绕着新经济的公司制度，没有。怎么推动新经济往上走，我认为深圳和上海我们沿海这些特区新区也好，这个空间大了去了，没有必要推到上层去也没有怪到底层去，这个意义上难辞其咎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主持人：李罗力】实际上刚才我们乐院长讲到一个担忧，刚才我们的王德培王院长也解读了一下。我们现在实际上确实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特区所谓的新区，我们现在讨论的怎么样发挥作用，但是实际上你看真正的改革的国家意义上的或者各方面改革中间，真正发挥特区、发挥新区的作用并不是那么明显，并不是像我们九十年代深圳的特区，后来浦东的开放，这样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现在好像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更复杂的阶段以后，他为什么现在强调顶层设计，他不是单兵突进，过去某一个方面你引进外资大开放，深圳可以带动全国、带动效应。浦东新区开放也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带动了一批新的因素。
现在由于改革到这个阶段复杂化了，我们更多强调顶层设计，而且我们的现在利益集团等等各方面的阻碍因素多。实际上我今天想特别强调，我替我们现在自己做的工作也宣传一下，我们搞的马洪基金会我现在是理事长，我觉得我们代表了一个特区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动员公众，我们发动公众，马洪基金会定位就定在“政府工作民间评价”，我们这个基金会的方向，我们要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高智囊的机构来作为第三方来评价政府。评价什么呢？评价政府的公共服务白皮书。比方深圳市政府他对社会做承诺，他以白皮书的方式，我们就来评价你对社会做的承诺你兑现了没有，你兑现得好不好。既然你向社会承诺了，我们就来评价你。
同时我们主要的方式建立了智库百人会，我们把深圳民间的、草根的，方方面面的这些有知识、有想法、有热心的这些人士动员起来，不管你是做医师的、做法律的、做老师的，他们很多人关心社会有想法，我们就把这些人动员起来，这些人动员起来我们这个智库百人会很大的意义等于说是搭建了为民间人士，这些闲杂人士给他搭建了一个抒发他的意见、表达他的主张、他诉求的一个平台。现在的社会变成两层皮，现在主要的改革一个是官方一个是主流的学者，主流学者和官方实际上是一致的，都是在上层，不接地气的，等于现在我们跟这个社会政府和主流的研究机构他们所有的研究是为了满足领导层的要求。我们所有人做决策给领导，让领导去听，我们什么时候决策主要领导人、主流研究机构是解决老百姓的，我是为解决老百姓，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主要的方向是眼睛向上的。
另一方面我们草根层的东西上不去，他们其实是最直接的一个利益的体现者，就现在你的政策也好、你的制度也好，你有什么问题其实最直接体现在他们那儿，但是他们的声音上不来变成负能量，因为他上不来所以他就变成牢骚，就变成了一种谴责、就变成了一种骂政府，就变成了一个政府跟民间的对立。我们现在做马洪基金会就是组织这个平台让他们去解决，把他们的意见输送给政府，把他们的意见变成主流的研究机构输送给政府变成一种正能量。
我们这种方向现在做两大工作，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评价，用金秤砣这种方式，金秤砣就是“天地之间一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用金秤砣评价政府的工作。今年我们召开连续四届的沙龙，就是发动草根、发动这些民间智库、发动我们智库百人会，来讲政府、讲改革，直接的你们认为改革怎么样。我们就把民间对改革的要求变成了一个诉求，变成了一个将来对政府形成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等于这个工作总结起来我们做了一个动员公众来参与国家的改革，参与政府的转型，大家都认为这个方向很好，这个我觉得可能恰恰是我们，像深圳这个地方大感觉到也就能够在深圳这个地方能搞，因为深圳这块已经形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热土。在内地你要想做这件事情还很难，我觉得我们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可能我们在这方面今后还有作为，将来跟乐院长、跟政府的主流机构、研究机构，跟深大还有跟政府的各个部门结合起来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跟社科联都在合作得很好。
【郭万达】时间过得太快了，“时间去哪儿了”？都在我们的精彩演讲，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想法都还没有展开讨论，还有好多想PK一下的，连我都还想跟陈教授PK一下，没时间。
谈不上总结，我觉得大家涉及到的题目核心就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特区和新区，整个主题是国家治理，我们没有用“治理”这个词，在改革创新中的定位，其实讲的就是在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其实由于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深圳事还是挺多的，乐院长开场就讲了改革创新是第一使命，肯定是觉得这个作用很重要的。郝主任讲到特区是起点，新趋势、新起点肯定也是觉得很重要的。方博士特别放到国家的综合战略中来，从国家的战略层面也讲到这个问题。易明讲到这不是一个区域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全国的，特别是特区新区在国际上还要去示范。包括陈教授讲的粤港澳的合作，德培会长特别疑问是不是特区不爽了也有很多的问题。更干脆的文鸿博士明显讲要去特区化，不应该划地为牢了。
包括大家讨论的时候都讲到的同样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感觉到我们整个的改革创新是顶层设计为突破，而是行政自下而上为实验。我可能是走中庸，我的感觉是作用和治理不确定，一个是政策不确定，我们换一个人可能让你起作用就起作用，不让你起作用你就没有作用，政策上你看这么多年特区经济都这么过来的，哪个 新区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发挥作用，不让你有作用就有作用。以我的看法跟国家的治理是否现代化有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模式还不确定，所以这个作用还不确定。
第二个是产业的形态不确定，现在互联网的发展，未来的城市形态确定吗？我觉得不确定，深圳未来的发展我认为好多是不确定的，包括我们中心一会儿福田、一会儿前海，我觉得是产业形态本身变化太大了，我们不知道未知的技术和这个城市的变化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不确定的。
第三个是人口太不确定了，我们人口的移动过来是一个形态，不过来是一个形态，不去鄂尔多斯了是一个形态。
第二个问题大家讨论到的是特区和区域发展治理的问题，这里面讲到跨境的治理、跨区的治理，都市化就是跨区的问题，还有跨城广州市的问题就是跨城，不管跨什么，咱们一体化无论你跨什么，核心的问题是政府跨不跨，政府跨了就好跨，政府不跨啥也跨不了。
第三是特区和本身怎么治理，本身碰到什么问题。乐秘书长一开始讲了这是深圳版的新常态，现在讲到新常态，这种自己的治理，我们现在所有的特区是不是已经进入新常态了呢？郝主任讲到了管理体制的治理，还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这种体制是不是一种常态呢？范军讲到的公众参与这是不是一种常态呢？本身特区的治理能否是常态，还不是常态就值得我们深入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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