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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达:变与不变——深圳如何助前海与香港实现各自发展?

来源: 综合开发研究院 | 作者: 郭万达 | 时间: 2016-07-07 | 责编: 王琳_观点

变与不变

历史上,深圳和香港都曾是珠三角地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但经历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两地面貌各自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先是跟内地其他城市一样闭塞,然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经济特区,并迎来腾飞。因为发展得较晚,深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不得不仰视它的近邻。不过,这种姿态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10年前,深圳GDP刚刚超过香港的20%,而如今,已经达到香港的80%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深圳与香港的关系就是变与不变的逻辑。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套辩证的逻辑,其实不变就意味着变,因为外力会变,而变也意味着不变,因为相对自身而言,不断向上发展,内部的矛盾则会相对平和。在这个逻辑之上,深圳与香港各自走了交叉的路——前者选择变,后者选择不变。

深圳的变化很明显地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城市功能,深圳从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逐渐成长为全国性金融中心。2014年深圳金融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4%,虽然规模还比不过北京、上海,但已经能排到第三。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深圳也排到第二十五,尽管仍与排名第三的香港有较大差距,但这种提升有目共睹,并且是不易的。

第二是产业结构,除了占比超过10%的金融业,制造业为深圳创造了大部分的经济增加值,并且并没有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租金成本的上升而衰落,反而发生了较大的结构上提升。这种提升包括创新能力提高。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深圳去年R&D,既研发投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达到4%,已经接近科技强国以色列、韩国水平。而全国平均比重是2%。

同时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原本外向型,以OEM为主的工业制造业逐步走向内销,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大多数纯代工企业开始蜂拥做山寨机。短期而言虽然产生了泡沫,但从长期来看,则为深圳产业链的进一步转型夯实了基础。

第三是在全国经济中功能定位,尤其是在最近5年,深圳已然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创新城市。

反观香港,则选择不变,例如城市功能定位不变,仍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它也一直能保住其在全球金融中心第三的排位,然而随着整个社会生产成本的上升,香港经济赖以支撑的产业大部分已经空心化了。先是早年的制造业北移,近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珠三角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高端服务行业也有北上的迹象。这意味着香港在国际榜单中的排名没变,但实际的竞争力呈下降趋势。

另外香港拥有众多国际排名靠前的高校,例如排名在内地一流学府北大、清华之上的港大,但每年花在R&D上的资金占GDP的比重仅为0.6%-0.7%。郭万达表示,这说明这么多高校根本没有太多研发。

长期研究珠三角经济的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也是香港长期的竞争者,科研主要靠政府推动,而另一条小龙台湾则靠机构推动,而香港社会上到政府,下到企业均没有什么长远眼光,不愿意去推动科研创新。

尽管港府下面设有创新科技署,有一个总额30亿港元的科研基金,每年都拨款3亿-4亿元,在今年的《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特首梁振英甚至表示要加到50亿,但实际上效率低下,政府审批非常谨慎,真正发放的基金并不多。据了解,之前的30亿港元本身还有七八亿盈余。

2003年经济遭到“非典”毁灭性打击的香港向中央求援,要求放开内地居民自由行。十几年来,自由行带动香港旅游、餐饮、住宿、零售等多个行业的增长,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过反过来说,香港对自由行的依赖越来越重,难道是安于现状,“有钱搵”似乎磨灭了香港转型的斗志吗?原因并非这么简单。

在今年香港立法会的几场辩论中,已经有议员建议香港旅游发展局(以下简称旅发局)加大在海外的宣传力度,多元化旅游市场,逐步降低对内地市场的依赖,然而在陈文鸿看来,这么做是徒劳。

“实际上旅发局在海外的活动力度一直都很大,反倒是在自由行上没做什么宣传。另外香港是成熟的国际化大都市,本身来去无阻,想来的海外游客恐怕早十年就已经来过了。增量上做不了太多文章。”他说。 郭万达去年接受官方的邀请,曾去香港演讲,中间提醒香港政府做结构性改革,然而对方的反应让他哑然失笑,“他们提都不敢提”。近年来,香港整个社会泛政治化转向对港府形成掣肘,想有作为也使不上劲。而深圳乃至内地的整体节奏是不畏惧转型。

融合与离心

在改革开放初期,港资企业充当了最重要的生力军。整个珠三角地区,尤其东部深圳、东莞遍布港商的足迹。2008年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港商一蹶不振。有人奇怪,为什么同样为外向型出口经济,深圳本地企业就能下狠心转型,从而捱过冬天,而港商则基本上快撤退完毕了。

在陈文鸿的持续调研中,他发现东莞很多地方的人口减少得非常厉害,原因就是港企收缩很厉害。“早些年,香港企业想怎么做都可以,没有压力,没有竞争,加上成本低,除了一个劲地扩大生产,没有人想到要去提升。并且与本地企业不同,港企、台企,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企只受成本驱动,从来不会从战略层面去考虑与地方经济融合。因此当成本上升没钱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转移,转不了的就只能跑了。”陈文鸿说。

当然这些已经从香港转移多年的制造业是再也回不去了。香港没有美国那样的资源禀赋,提出开采页岩气,降低工业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回流。现在他们更多的是担心曾长期引以为傲的包括金融在内的高端服务业成为下一个转移目标。

早在前海蛇口自贸区落地之前,港人面对已经划为“特区中的特区”的前海已经是五味杂陈。从条款上来看,它向有专才的港人提供了相当多的优惠条件,欢迎他们前来就业,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

首先的障碍来源于深圳与香港两地缺乏文化认同。“对整个珠三角地区而言,以省外移民为主,讲普通话的深圳就是个飞地。由于语言、文化上的隔阂,香港人即便到深圳工作居住跟当地人也少有交流。”陈文鸿说。

早些年,深圳与香港经济差距较大的时候,香港的底层人士,例如大巴司机之类的常会到深圳讨老婆,这算是比较频繁的两地交流了。实际上,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与香港人通婚的内地居民受单程证配额的限制,居住在深圳,一边等待身份,一边生活,按照审批速度,这个时间平均下来一般得4-5年。

其他大量每天从罗湖、福田或者深圳湾等地过关来往的两地民众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是消费娱乐,之间几乎没有交集。长达六年的深户“一签多行”政策于今年4月13日戛然中止,除了让深圳人骂几句娘,倒也没有激发更大的情绪。这就好比一桩没有感情,只有利益诉求的包办婚姻,刚分开时可能有点不习惯,过一阵双方也就无所谓了。唯一不同的是,深圳和香港都有发展经济的需求,大家都知道完全各走各路是行不通的。

“香港可以做深圳企业的窗口,一个是融资窗口,一个是技术创新方面的窗口。”陈文鸿的建议并不新颖,从内地改革开放开始,香港就一直发挥着窗口的作用,但这一次不同的是,陈认为深圳应该再主动一点,而不是仅仅想着如何把香港中环的高端金融业整个搬到前海。

因为服务业的转移比制造业的转移复杂困难得多,不是人工、租金便宜就能驱动,它牵涉到文化、法律制度、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因素。陈文鸿认为:“香港中环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兰桂坊,而是苏豪区,苏豪就属于一种生活方式。前海什么都没有,对于高端服务人才缺乏吸引力;第二个是前海那边的交通很不便利。”目前前海只有每天固定班次来往深圳湾的大巴,对于习惯轨道交通的香港人而言不太舒适。他还强调,前海的功能分区过于严格,例如金融区就是金融区,不能住人。

“所以广东自贸区最后不单只有前海,还加了蛇口。”在招商局等一众企业的推动下,蛇口的后海那边已经有一定的发展,有企业总部,有金融机构,也有娱乐休闲的地方。上述香港学者表示,前海加蛇口表示中央和广东省府方面都考虑到了上面这些问题,看到了将来。

在科技方面,陈文鸿认为香港照目前态势,短期之内发展无望,反而必须要依赖深圳,两地要当作一个整体来规划,把香港服务业跟深圳的科技结合起来。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郭万达刚刚接待了一个从香港过来的访问团。像这样的交流每天都有一些,但无论频次还是组织性在郭看来都与能实际产生交流效果的程度有差距。相对香港700多万永久居民,目前的交流远远不够。

港人忌讳“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被同化,因为相互不了解才会产生这样的忧虑。上述深圳学者有两个建议,一是加强两地年轻人之间有组织的交流,二是探索两地公务员相互挂职的可能。谈及后一条建议,他特意指出,正在研究美国的一些案例,例如1921年纽约州与新泽西州联合成立的港务局,两地法律,制度皆有差异,但下辖很大一片区域的港务局平滑运营了近一个世纪,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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