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陈锦华
２０１２ 年９ 月２９ 日，我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座谈，建议研究院编撰一本《中国开放报告》，系统研究中国的开放问题。我当时设想的是这样一本书：能够及时反映中国开放的理念、制度、政策和举措，能够长期跟踪分析中国开放的发展轨迹、成就和问题，能够充分展示中国开放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创新性。
这样一本书，最适合深圳来做，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向世界宣传中国，拿深圳来做样板是最有说服力的。深圳几十年以前是个“渔村”、边陲小镇，现在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开放，靠的是以开放促改革。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中国和平崛起、快速发展的前沿标兵城市。证明中国的和平崛起，证明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有比深圳更好的例子吗？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地处深圳，伴随深圳开放而成长、壮大，最有条件也最应该研究开放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深圳未来发展路径选择和文化、制度软实力提升的现实需要，也对推动全国其他地区的开放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建议研究院把开放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长期坚持下去。
２０１０ 年，我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专家合作撰写了一本书，就是《开放与国家盛衰》。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说过，通过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凡是追求富国强兵的国家，适应世界潮流、实行对外开放，不断调整和完善开放理念、政策和方法，制定相应的内政改革举措，消除不适合本国国情的负面影响，这个国家就充满生机和活力，经济发展，国力昌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即使国土疆域不大，也能登上世界舞台，在全球博弈中建立强势地位。相反地，只重个人统治、实行劣政治理，视对外开放为洪水猛兽，甚至闭关锁国，就必定背离世界潮流，思想保守，国家机体丧失活力，不能与别国互通有无、互惠发展，经济社会状况每况愈下，人民生活难以改善，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直至被强国欺凌宰割。
回首中华民族的发展模式与开放史，自汉唐以来的历代盛世，无不与对应朝代实行开明、开放政策呈正相关效应，而由封闭导致国家与社会逆势而行、国策反动、积贫积弱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中国在晚清时期国力一落千丈，由世界首位大国败落成为受西方列国侵略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根子并不完全是１９ 世纪中期以后百年间的荏弱无能，而应溯源到１８ 世纪后半叶的乾隆盛世。自１５ 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５００ 年间，中国因王朝更迭、体制和政策执行者的因循守旧，三次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包括明代海禁首次错失开放机遇，清代康乾时期再失开放机遇，晚清时期又失强国机遇。一而再，再而三地丧失开放机遇，错过了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的时机，最终导致国运式微。了解历史，就会发现开放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繁荣和人民福祉有多么重要。
回到现实，开放对于中国的发展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重要节点是１９７８ 年的改革开放，第二个节点是１９９２ 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节点是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在这几个重要节点之间，中国经济获得了怎样的发展？１９７８ 年中国经济总量是３６００ 亿元，到１９９２ 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是２ ７ 万亿元，由３０００ 多亿元到接近３ 万亿元，大约用了１５ 年。２００１ 年加入ＷＴＯ，中国经济总量是１１ 万亿元，到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５２ 万亿元。也就是说前２０ 多年总共增加了１０万亿元，后１０ 年增加了４０ 多万亿元。哪一阶段发展得最快？显然是加入ＷＴＯ 后的最近１０ 年。这说明什么？说明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平崛起和跨越发展。中国开放发展，又不断为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机遇，多方位、多层次地实行互补、互惠，造福广大合作伙伴国（地区），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增添持续的动力。
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开放对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福祉都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研究开放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２００８ 年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 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改革”讲得多，“开放”没怎么讲，讲得不够、不深、不透。实际上，改革和开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没有开放的改革不会走得太远，没有改革的开放将会失去底气。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习近平同志２０１２ 年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１００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他强调要做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开放是中国的长期任务，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是符合人类进步规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以上是我为《中国开放报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所写的序言的主要内容。现在，《中国开放褐皮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已经撰写完毕，即将公开出版。研究院的同志希望我将以前的“序言”略作修改，作为《中国开放报告》的“总序”。对于开放的内涵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我依然坚持此前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
我希望研究院要高度重视《中国开放报告》这个公共研究项目，不仅要坚持下去，而且要越做越好，既为推进国家的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又充分展示研究院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智库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
是为序。
二○一五年七月 前 言樊纲 郭万达
从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中国开放褐皮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新一轮更广更深对外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这一进程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产业分工，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价值链，更体现在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更高、开放领域更宽、开放范围更广、开放力度更大。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出超元年的出现，是中国对外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
中国正在研究和探索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举措和新路径。全球经济衰退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冲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同时研究和探索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新举措与新路径，展现大国风范和责任担当。从２０１４ 年成功承办ＡＰＥＣ 峰会，到签署《乌法宣言》，再到２０１６ 年将主办Ｇ２０ 峰会，中国正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金砖银行在上海的成功开业以及有５７ 个创始成员国参加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将成为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经济金融合作的新模式，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趋于完善。在积极参与制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等多边规则的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中韩、中澳等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则是积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尝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对接，不仅可以使亚洲、欧洲、非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还能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形成一种独具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的全球开放合作新方式和新模式。
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标准和水平已经取得新成绩形成新特点。当经历金融海啸劫掠后的世界经济还在动荡中徘徊，中国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战略机遇期。突出表现，就是积极推动高水平的引进来和大规模的走出去，主动布局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较之以往，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呈现“优进优出”的新特点，表明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开始进入“结构优化”新阶段。中国装备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以“郑新欧”“渝新欧”“汉新欧”等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开通为标志的跨境物流的加快发展，以及跨境电商的迅速崛起，均表明中国开始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转变，正在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水平。以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前海探索跨境金融创新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ＲＱＦＩＩ）及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ＱＤＩＩ）等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探索与创新，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金融开放。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的新工具，其进程的稳步加快，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
中国对外开放新政策正在催生内部新突破和新格局。中国主动提高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修订或制定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着力加强涉外法律体系建设，全力创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对“外资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进行修订，即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历经十余年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也已正式实施；中国主动全面深化改革，通过自由贸易区试验，提升对外开放的标准，在全球贸易竞争加剧，美国及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ＴＰ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ＴＴＩＰ）、国际服务贸易协定（ＴＩＳＡ）等多边贸易规则和标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主动通过自由贸易区试验，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努力提升新一轮开放的尺度和标准；中国主动全面开放，在人员交流、行政、教育、医疗、文化传媒等各个领域，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开放体系；中国主动实施区域全方位开放的战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中部地区、边境地区开放同步推进，区域协同开放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中国对外开放仍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对外开放尤其是全面对外开放的推进，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就是妥善处理中国权利与全球责任的关系的过程。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承担全球大国的责任，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没有先例的新事物，既需要大国责任，更需要大国智慧；中国对外“产业输出”和“资本输出”，需要与世界各国保持平衡的政治经济关系，如何兼顾双边利益，追求共同利益，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诸多风险防范和风险化解问题；此外，中国全面开放又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开放有开放的风险，全面开放有全面开放的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将与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伴生，当然也与新问题和新挑战的逐步化解乃至彻底解决伴生。
《中国开放褐皮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总论，是一个主题报告。聚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超这一核心问题，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出超原因、战略意义、潜在风险与问题，以及一带一路与资本输出的关系。
第二部分论述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包括２０１６ 年中国Ｇ２０ 峰会前瞻、金砖国家与新兴市场开放、中国主导和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新进展等内容。
第三部分分析中国经济领域的开放。重点分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ＦＤＩ、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物流、科技、海洋经济等领域对外开放的新特点、新成绩和新问题。
第四部分阐述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开放，梳理中国在人员国际流动、行政体系、教育、医疗、社会组织、文化和传媒等领域开放的新动向、新突破和新挑战。
第五部分介绍中国区域的开放，包括自由贸易试验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内陆、边境、特区和新区的开放，以及中国在推动区域协同开放发展所采取的新政策、新布局和发展的新态势。
此外，附录部分梳理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统计资料。包括ＧＤＰ 总量、进出口总额、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来投资、对外投资、外汇储备、金融合作与发展等。今后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对附录的类别范围适度调整，以便于加深对中国对外开放的认识。
《中国开放褐皮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是中国对外开放报告的第二本。与《中国开放报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相比，框架基本不变，部分主题和领域有所调整，更多的主题和领域则延续下来。这一做法，将是我们今后研究和撰写中国开放报告的基本原则之一。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研究人员将一如既往地追踪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理论、新制度、新政策、新措施以及实践的新进展、新成绩、新问题和新挑战，以期能够为中国在对外开放领域的重大战略决策、政策制定、问题的解决、风险的防范提供决策支持，充分发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要一员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二○一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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