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2%，不及投资整体增速的一半，与去年同期12.7%增速相比，呈现“腰斩”式回落；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去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引起社会的关注。
相比民间投资下滑而言，更应关注的是投资的稳健和效益。投资的灵魂是稳健。所谓稳健，是指投资主体能够利用自身的投资收益、自有资金、资本金化解投资风险，而不是仅仅指望扩大投资增量稀释短期风险。投资是为了取得收益，但收益未必由社会全员共享。同时，投资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由于大量粗放投资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若得不到有效缓释或化解，积聚的风险必然引致经济紊乱，最终的投资风险必然由社会全员来承担。
低效投资不但造成资金、资源的浪费，也降低了投资增量的边际效用。笔者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个别地区的固定资产存量利用率不足50%，资产大量闲置，浪费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处理这些“僵尸”固定资产束手无策，甚至坐以待毙。当前，我国部分行业总体产能过剩，若仍一味强调扩大投资规模来维持增速，由于边际效应递减，作用必然有限。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要转移至盘活固定资产存量上来。盘活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盘活的方向必须明确。盘活固定资产存量的质量、水平及数量，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政策决定的依据。在强调投资增量的同时，不应忽视盘活存量。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增长、促创新、增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自有资金。由于投资环境的变化，民间投资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但民间投资的核心仍在于对风险的计量与把控。
过去几年，民间投资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目前，一些民企无论在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国际化进程、人才团队、文化建设上，均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上，民企发挥了标杆引领作用，展示了民企投资的理性与成熟，这些内因是民企投资发展的基础。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提高民间投资的质量与水平，尚需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国企的“去保护”。地方政府、国企凭借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使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约束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
二是民企借贷中的“去失信”。通过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保护依法合规民企的正当权益，扭转诚信企业吃亏、失信企业受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
三是政府管理的“去低效”。针对民企强烈的呼声和愿望，出台政策和措施，确保见到实效。主要包括：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民间投资准入成本；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务，解决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消除投资上的所有制壁垒、限制或歧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确保投资信息披露的深度、广度、质量和水平，使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的计量更具确定性；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加大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支持，降低诚信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失信企业的违约成本；加快国企中“僵尸企业”的市场化退出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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