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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胜:过分强调低失业率不利于经济转型

来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 作者: 赖德胜 | 时间: 2016-07-18 | 责编: 王琳_观点

赖德胜:谢谢组委会的邀请,使我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今天的发言题目,沈越老师比较扣题,有二次转型的元素。我认为经济转型对劳动力市场有很大强度的冲击,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好于坏会影响到转型是否顺畅。

中国经济第一次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劳动力市场的角度里看,一是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农业不断流向城市、工业。农村流向城市的2亿多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制造中国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二是劳动力市场本身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改革,比如1982年,我们搞“三结合”,在统筹规划一下,政府部门的介绍、资源组织,这些政策的实施事实得我国的失业率从5.9%,降到了很多的失业率。1986年关于劳动合同制的四项规定,使得企业和劳动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93年大学生就业政策,从组织分配到自己找工作,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断增强,特别是有些部门的灵活性非常高。私营部门、非政府部门,劳动市场灵活性非常高,有一些企业主讲,劳动力上午来就来,下午就就走了,没有约束,过度灵活。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去年达到了10.2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0%。过去30年增长人口红利,我觉得是人口红利加人力资本红利。过去30多年人力资本红利为中国经济的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第一次经济转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做了比较好的调整,支撑了转型。

中国第二次转型,比如张平老师的一个定义,从工业化转型为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人说是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有人说是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不管怎么说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种转型,二次转型对劳动力市场来讲有三个问题:一是现在所开展的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必然会释放出很多劳动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谈到,可能钢铁和煤炭就释放出180万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释放出来以后,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安置问题好与坏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转型。劳动关系问题,以前没有劳动关系,现在劳动关系日趋紧张大规模的游行或者是罢工时有发生。两会期间龙煤集团的闹事,劳动关系的紧张如何化解。二是二次转型过程中产业迈向中高端,要发展现代服务员,必须有足够多的高质量劳动资本。三是创新驱动,提高增长质量,一定是有更强大的创新力,如何实现。

分析一下,劳动力市场与人员安置,这涉及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稳定性的问题,这个词是荷兰经济学家上个世纪中期提出来的,他对灵活性和稳定性有很多的界定,灵活和稳定性根本来说就是企业内部搞灵活、稳定的问题,还是企业外面。我们可以说,企业内部搞稳定,比如劳动力出去,调整工作时间或者工种。劳动力是往社会上排放,成为一个外界的蓄水池,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如何保证灵活、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对于经济转型非常重要。

去产能、去库存之后劳动力要释放出来,怎么办?中国政府当前主导的是岗位的稳定性,让我们的企业不要把我们的职工推向社会。经济增速下滑这么厉害,但是登记失业率在4%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要求企业,不管经营多困难,要维持岗位的稳定性。这个办法行不行值得探讨,可能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就业安全性。

比如某个企业不要他,但是到市场之后很快能找到工作,就业是稳定的,不是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单位或者同一个岗位,这比岗位安全性更加重的途径和方法。收入安全性问题,如果走向社会以后没有就业,能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收入?李稻葵教授提出来,每个人给10万,我们500万的下岗人员,5000亿够了,不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道理,但过分强调岗位的要求,可能是不利于整个经济的转型。我们要考虑到就业安全性和收入安全性及

劳动力市场一定是城乡一体化的,我们以前是典型的分割市场,今天城乡之间分割性开始减少,但是有一个问题,城市内部拷贝了以前的城乡分割。以前是区域分割的,很清楚的区域分割,现在是在城市里有一个城乡分割,这个城乡分割非常严重。怎么办?如果不去改变,使得城市里工作生活和老百姓市民化,这就有问题。我们做了一个研究,用了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力再生产应该是一体化的,时间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再生产空间是分割的,小孩在农村、父母在城市里,这种劳动力再生产导致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如此使得城乡劳动力一体化,特别是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享受到城市比较均等的公共服务,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劳动力市场如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这不仅是劳动市场的问题,没有逐步的高劳动力我们是很难实现转型的。因此,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包括人力资本素质提高、知识结构的提高,可以通缩小差距,可以实现这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提高无非就是教育和培训,这是根本。教育一个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教育经费,GDP收入的4%,这个有争议,因为我们2012年实现了4%,有些部门的领导说教育部门的经费太多了,要压缩,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牵涉到整个教育体系里能不能提高质量和扩大规模的问题,如果仅仅是4%,甚至还降下来,这就比较可怕。

因此如何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包括义务教育规模的扩大,包括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优化结构,这个问题很多,我讲一个例子,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偏差,有的专业就业没有问题,有的就业很困难。我前一段时间听到北大的一个教授讲的一个故事,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的时候,中央2月份定下来扩张,6月份完成,时间非常短。这时政府有关部门就到大学里找校长谈判,你们学校应该收多少学生,你们学校应该收多少学生,要消化掉,因为从108万涨到158万,加了50万,而我们的条件没有改变的。校领导接到指标以后怎么办?讨论以后决定选择的成本比较低的专业来扩张。比如文科,成本很低,工科成本很高、医学成本很高,最后发现这些年真正就业困难的是经济的、会计的、文史的,工科的就业很少过剩。这种就业结构的调整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提高质量有很多值得探讨的,比如小学义务教育提高质量,中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我这里讲的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缩高等教育内部不同教育之间人均培养资源的参与问题。义务教育的均等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资源的分配也应该是均等化的,不是基本均等化,现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差异非常大。有讨论取消211、985,这个是明确的,以后要搞一流学科,我觉得是可以搞的,但是不要行政手段太明显的干预,导致的结果是高等学校的内部差异越来越大。

高等教育模式的问题,有两种模式可以考虑,一是所谓的宽口径、厚基础,二是像德国的那种,很专业。现在中国有两千多高校,很多学校强调宽口径、厚基础,这是有问题的。北大、清华的学校宽口径、厚基础是必要的,搞仰望星空的事情,但是有些学校也这么搞,就没有办法就业,没有办法适应企业的要求。提高质量有很多工作可做,一是高校内部之间的差异要适当缩小,二是教育模式可能需要做调整。还有培训,如何对企业有更多的激励,让他们去培训,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都去读MBA、EMBA,很多高校的EMBA不让招,但这不能影响到一般的企业培训,否则企业没有培训也会影响资本积累。

劳动力市场与创新的问题。创新很重要,但如何创新?现在很多人把教育质量差或者教育质量本身有问题归之为创新不好的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靠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不可能有创新的,一定要使得已经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高校的毕业生,所有的人才如何配置。人力资本与创新的关系,人力资本特别是高等人力资本如果配置到政府里太多,我想可能不利于创新。如何使得人力资本,毕业的大学生快一亿了,使得他们更多地去民营部门、私营部门、竞争部门可能是创新的重要前提,只有这些部门有人力资本内涵的企业精神才能得到释放和激励,在政府部门里得不到释放。

  这个改变不仅仅是人力资本配置本身,就涉及到要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主体,是造租者、寻租者,那毫无疑问人们都往公共部门去。最近几年高压反腐,政府工作不是大家首求的部门,这是反腐败的副产品带来的创新,可能使得人力资本配置发生重要变化,如果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人力资本生产对创新的影响,人力资本生产质量高低已经讲了很多,人力资本配置很少人讲,目前为止人力资本如何最优化配置,对创新的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应该比第一次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劳动力市场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作出相应调整。特别是要兼顾好灵活性、稳定性,要保证就业优先战略得到实施。就业是底线,就业是民生之本,使得就业优先战略得到实施和体现,从而为经济第二次成功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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