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国际影响提升、外交布局推进、发展战略对接的一年，世界权力的转移似乎在加快，全球竞争也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
回顾2015，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展望2016，中国要解决好哪些外交问题？为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
阎学通于2015年10月出版了新书《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全面阐述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建议中国选择“王道”的崛起战略。
阎学通解释称，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崛起大国与当前主导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日益深化，但双方发生直接战争的概率下降。
阎学通认为，尽管美国的资源性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等）比中国强大，但美国政府没有很好地运用资源性实力，产生的效率不高，因为美国的领导力弱。而中国领导力较美国强，带来的结果就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
展望2016年，阎学通认为，过去三年里中国外交取得丰硕成果，国家海外利益拓展速度快，对外关系有较大变化。2016年需要巩固过去三年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为2017年拓展我国海外国家利益奠定基础。
国际格局两极化趋势明显
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国际格局呈现出哪些变化？预计2016年会有哪些趋势？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可以如何理解这些变化与趋势？
阎学通：2015年政治上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全球地位上升速度加快。中国的政治地位在上升，政治影响力在上升，这一变化使得国际格局两极化趋势明显。如果说2014年外界普遍对两极化趋势不太认可，2015年则在美欧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2015年中国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以及美国国会通过IMF改革方案，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增加等一系列事件，都是两极化趋势的内容，是中国国际权力上升的表现，国际制度的权力分配结构向两极化发展。
经济上，世界经济将进入长期低速增长已成为目前大多数人的普遍认识。也就是说，大家对2016年经济转好不抱期待，对今后很长时间也不抱乐观态度。
安全上，2015年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2015年恐怖主义对全球安全的威胁明显加剧。由此引发反思：为什么邪恶的、不道德的力量得以如此迅速的发展？武力反恐能否奏效？过去认为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能打败恐怖主义，目前持此观点的人有所减少，单靠军事力量打败恐怖主义是不可行的。普遍观点是，中东地区反恐需要依靠当地国家的力量，而非外部军事力量。
思想观念上，全球重新反思民主是否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正如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文章《民主已死？》，他开始认识到民主的效率很低。政治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也否定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重新反思市场经济能否保证经济从衰退中回升？重新反思以武力输出民主的做法是否能够带来安全？
中美实力缩小源于两国领导力不同
日报：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如何理解这些变化趋势？
阎学通：当国际媒体，特别是西方学界和战略界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质量、科技创新能力、教育水平和军事力量都不如美国的情况下，为何能出现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现状？道义现实主义针对这个理论困惑给出这样的解释：中美综合国力缩小源于两国政治领导力的不同。
尽管美国资源性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等）比中国强大，但美国政府不能很好地运用资源性实力，产生的效率不高，因为美国的领导力弱。而中国领导力较美国强，带来的结果就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
日报：道义现实主义为理解中美关系的冲突、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怎样的理论基础？
阎学通：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崛起大国与当前主导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历史时代可以用不同的战略方法展开竞争。过去常常以战争的方式竞争，在今天的核时代，由于双方都担心核战争，从而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所以，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日益深化，但双方发生直接战争的概率却下降了。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这种状态下双方竞争的是战略友好关系、战略伙伴变得尤为重要。争取到更多的战略伙伴和国际支持需要讲道义，所谓得道多助，其具体体现就是发展更多盟友。
日报：2016年中国外交应处理好哪些问题？
阎学通：过去三年里中国的奋发有为外交取得很大进展，国家海外利益拓展速度快，对外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2016年需要巩固过去的外交成果，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长期的工作，不是一鼓作气能完成的。2016年以巩固为主可为2017年进一步拓展我国海外国家利益奠定坚实基础。
互联网治理要平衡自由与秩序
日报：互联网安全成为大国博弈制衡的新场域。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互联网安全观？
阎学通：在互联网领域建立国际规范，关键是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维持平衡。从某种程度上，两者关系具有内生的矛盾，具有零和性。自由度越高，秩序越不稳定。秩序越稳定，自由度就越低。所以，需要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多，秩序必然受伤害。秩序强，自由必然受伤害。因此，中国应该建立自由与秩序平衡的规范，保证最基本的自由，同时保证最基本的秩序。不可片面强调一方。
日报：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互联网安全观？
阎学通：我认为，中国提出的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即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是有意义的。至少这四项原则为国际社会在缺少规范的条件下进行讨论如何制定国际规范提供了基础，这是最大的贡献。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互联网国际规范的原则。原则是指导性的，如果连制定互联网规范的原则都没有，就不可制定出具体的规范。
建立国际秩序要量力而行
日报：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应该如何参与重塑国际规则、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以道义界定国家战略。
对于中国如何参与重塑国际秩序，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第一，中国在参与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推行的战略要符合自身能力，不能采取超越能力的做法。比如，在国际援助方面，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的援助标准是本国GDP的0.7%，如果中国自己仍定位于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的对外援助标准不应超过0.7%。如果中国的年度援助超过了GDP的1%甚至更多，这就缺乏合理性。我们建立国际秩序需量力而行。量力的标准应是国内需要和国际标准的结合，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高低，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什么。例如，在非战争的下，大国的年度国防开支占GDP的1%~2%。年度对外援助应低于国防开支的50%。
第二，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推行建立国际规则，一定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政府是人民的代表，首先要服务于本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把本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然后兼顾他国利益。不把本国利益放在首要考虑的对外政策是对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因此是不道义的政策。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做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就是有道义的，不要做损己不利人的事。
日报：中国在对外宣传自身外交战略和外交方式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阎学通：我们常忽略先贤对我们的告诫。老子讲，“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意思是说，好听的话不可信，可信的话多数都不悦耳。外交政策的对外宣示重在讲“可信的”而不是讲“好听的”。如果外宣的目的在于让别人相信，就不能说得太好听。太好听的话必然引起别人的怀疑。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体系，没有中央政府。在无序社会里，任何一国说他的外交政策是为了给世界作贡献都容易引起他人警惕，担心口号背后另有所图。而如果将对外政策说成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他国就会坚信不疑。
因此，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应以宣传效果为引导，而非以宣传原则为引导。对外宣传的目的在于让别人相信中国是好国家。如果宣传的结果适得其反，这种宣传就是破坏国家利益的行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所有的宣传应该是结果引导型，而非原则引导型。原则引导型的外宣容易导致负面结果，使国家政治利益受损。
日报：从道义现实主义出发，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应秉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方法？
阎学通：我们提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原则是互助互利。我认为这一原则应当细分。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经济互助互利应该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是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原则。对于实力弱于我们的国家，互助互利应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我们从政治上获利，他们从经济上互利，这样是可行的。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一定是经济层面的互助互利。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实力界定国家利益的区别。因此，大国的战略利益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大国要为战略利益做出一些经济利益的牺牲，小国需要更多的是经济利益。这样双方就能达成合作互惠。
日报：您提到，“一带一路”战略只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不应成为外交战略，能否具体阐释？
阎学通：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的内容，“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战略紧密衔接”。我认为这一定位非常好。外交战略是解决政治关系的，“一带一路”是解决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战略的项目必须从经济合作中获得经济利益。
应该区分“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战略。中央的文件已经对“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政策做了区分。前者是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因此相关项目是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是以经济效益为成败检验标准。国家外交战略更多是实现国家的安全和政治需要，因此相关项目不能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当一个项目不能明确定位属于哪个战略的，就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
日报：从“一带一路”的首个战略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来看，中巴经济走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合作项目，您怎么看？
阎学通：如果“中巴经济走廊”在经济上不能获利，那么它就不应纳入“一带一路”。如果是外交战略，就需要重新评估其战略收益。严格区分“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战略应成为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原则。“一带一路”是对外经济合作，不是外交战略，定位明确后才能明确其具体目标、具体方针、具体内容。
日报：有言论说外交应包括经济外交，对外经济合作也是一种外交策略，您怎么看？
阎学通：作为崛起大国，我国当然需要进行经济外交。然而，在对外援助方面，我国需要制定对外援助法。这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对外援助法应该包括对外援助的原则和指导思想，也应包括援助的上限标准。现在有关对外援助缺少法律依据，援助多少也缺乏科学依据。
日报：当前中国领导人外访最受关注的就是双方会达成多少美元的合作，给予多少资金支持，“不签单，无外访”。最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似乎大多来自于经济实力。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根据“王道”的思想，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实现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
阎学通：对于外交成果的评估是离不开成本收效比较的。当外交成本小于外交收益时，这被认为是外交成果；而当外交成本大于外交收益时，则被认为外交损失。这几年我国外交成果是明显的，但外交投入也很大，因此客观的评价应是如何比较成本与收益。
日报：从道义现实主义看，中国作为目前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如何运用经济实力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
阎学通：简单来说，中国应增加对外军事援助，相应减少对外经济援助。因为军事援助可以直接增进两国战略关系，而经济援助则不能。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最重要的关系是战略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例如，我国与美国和日本都有非常大的经济关系，但双边战略关系却很差。相反，我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无法与中日或中美经济关系相比，但中俄战略关系却远好于我国与美国或是日本的战略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道义现实主义以军事合作关系为衡量国家战略关系好坏的标准。
日报：军事援助具体怎样进行？
阎学通：军事援助形式多样，包括培训军队、出口武器、提供军事技术，联合研制武器、联合军事演习、建立军事基地等。军事的援助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在这方面我国有很多的利益可以拓展。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都是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目标的，任何一项援助如果缺乏了所要维护的具体利益，这项援助就很可能是一个无效援助，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
避免外交概念泛化
日报：您此前提到概念泛化的危害正影响着中国提出的外交战略，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概念的泛化。为什么会出现外交概念的泛化？应该如何避免？
阎学通：外交概念泛化可能是不自觉产生的现象。当一个概念产生较好效果后，就想将其推而广之，忽视了当其泛化后，这一概念将失去作用。比如当前“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新型关系是相对于旧型关系而言的，如果我们与某国建立了新型关系，就意味着有些关系是旧型的。当我们说与所有国家的关系都是新型的，于是任何旧型关系都没有了，于是新型关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任何概念的适用范围必须适度。只有适度才能发挥概念的最大效率。
日报：道义现实主义的诚信原则与概念泛化是否不一致？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战略信誉。战略信誉指别的国家认为你是可靠的，一国的战略信誉建立在“做什么”而非“说什么”之上。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对外要“少说少承诺”，“多做能做到的事情”。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大国要建立起国际战略新兴，最重要的方面是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使其相信崛起国是可靠的国家。当崛起国的周边国家认为其在战略上是不可信赖的时，崛起国就很难在全球范围建立起国际战略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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