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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禹东:万里长城挡住了谁

来源: 察哈尔学会 | 作者: 李禹东 | 时间: 2016-07-25 | 责编: 蒋新宇

    春秋战国,中原大乱,北方诸侯一面应战于内,一面加强城防,抵御外族入侵。说这“外敌”,倒也别有一番来头。在中原部族眼里,这“外敌”被称做“荤粥”,在商朝,这“外敌”又得名“鬼方”,周时则得名“猃狁”,再后来,他们与氐羌被合称“戎狄”,戎狄戎狄,来到战国时期,再得一名,就是如今众人皆知的“匈奴”。

    为防着匈奴趁火打劫,战国时期北方诸侯于是想用一面高大的城墙将其挡在门外。就这样,随着秦王朝崛起,中原复为一统,只见那位既做了不少坏事、又做了不少好事的秦始皇一道指令,79万军民齐心协力,将那北方诸侯先前铸造的城墙彻底补了起来,连成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宏伟防线,西方人将它称之为“THE GREAT WALL”,我们则将它称之为“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之建,自然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但讽刺的是,这“外族”究竟是哪一族?却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个明确的定义。早期的夏族人,又自称华族,“华夏”一词,由此而生。华族也好,夏族也罢,本是为了区别周围的“蛮夷戎狄”,结果随着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华夏”的概念,竟成了泛泛之谈,所谓“华夏子孙”,也早就扩充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竟然囊括了56个不同的民族种落。汉朝以来,中原民族,又自称“汉族”,汉武帝的部队连年征战,声势浩大,颇显威严。现代的许多历史爱好者们,谈及“种族”问题时,颇多感慨。为证明“汉族”血统的优越,甚至有人还列举了历史上的朝代,比如繁荣者如唐、衰落者如清。然而他们却忘了,若单以血统而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都不是纯种的汉人,而是鲜卑与汉族的“混血”。中国文明之衰落,也绝非从清朝开始,而是从明朝便已有所表现。“资本主义萌芽”并没能带来对全新社会体系的需求,社会意识沉醉于对现有制度下、个人等级地位的尊崇。这一切促使后世著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忍不住提出了那个以他自己命名的“李约瑟难题”。(工业革命为何未发生于领先世界的中国社会。)

    殊不知,当一个社会的信仰被局限于一个具体的形象、或是一种具体的标准中时,它向前行走的步伐,也就自然受到了拖累。世界各国无不如此。然而一个社会的形成,却又总是需要这样一种信仰的撮合,这一信仰或者是一种血统,或者是一种规则、一种宗教、一种共识,甚至有可能是为击败共同的敌人、发起共同的战争等等等等。社会团体的形成,为生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但随着不同社会团体的相遇,随着对掠夺资源、土地、人口等等事物的欲望不断膨胀,在两个社会激烈的肉体冲突过后,又难以避免的会发生同样激烈的文化冲突。在不同环境下所诞生出的不同生活标准和文化信仰,彼此间互不相让,试图占领“道德高地”。冲突的结果,有时是一方的信仰彻底消灭另一方,有时是在激烈对抗中相互退步,相互妥协,选择一条“中间线”,但从本质上来说,都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价值核心,又或者在表面上保留了对方的信仰模式,却将它至于自身信仰之下。诸如此类。

    然而中国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如果按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任何文化的诞生都与其地缘密切相关,那么也许正是我们的地缘因素,促使我们的文化在早期发展中逐步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特性。

    这一特性的表现,从春秋战国之后开始逐步强烈起来。老子《道德经》中更是以一段精妙的话语,描述了中国人对于宇宙的某种信仰观念: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曰‘道’,强为知名曰‘大’。”

    一个“道”字,囊括的竟是宇宙万物。更重要的是,这“道”究竟为何物?老子不知,他人亦不知。然而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是,中国人似乎并不喜欢强行探讨这深奥的宇宙形态,只是为他“勉强地”取了一个抽象的名字而已。这抽象的名字看似毫无意义,却是中国人思考方式真正独特的地方。

    在狭义的现实社会中,中国人信奉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的概念,却并非独尊于某位神仙、或者某种社会体系。在美国作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他提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统一”,就是“政治制度与道德的统一”。而他对这种“统一”进一步的解释则无奈地表现出了一种美国式的单薄。

    在不同社会客观历史因素之中,用以维护道德的手段自然也不相同。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在诞生之初,正是用以代表社会道德诉求、维护其基本利益的政治实体。对于古代“君臣”之设,管仲就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

    可见在那时,将一个团体的绝对领导力交给某个大多数人都可信奉的“共主”,任其充分调动整个集体,则可将对抗自然的力量做到极致,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于族人的需求。事实上,在早期的氏族部落中,这位“共主”一定程度上也是源自于“选举”的。而大概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阶级的诞生等等因素,为避免在继承权更迭时为争夺利益而造成又一次社会动荡,人们才逐步确立了相对固定的、以前任领导者“优良”血统为核心的“家族继承制度”。也就是说,这种如今看似落后的家族统治,它的出现和发展,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其实出发点都是用以维护社会安定和满足社会道德需求的。

    将继任者定于“血统”这个窄小的范围内,自然有它的局限性。家族血统内部的竞争并不广泛,时常会有一位“昏君”或“暴君”坐上权力的宝座,使权力集团自然而然地与社会道德诉求相悖,也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从而导致改朝换代的发生。

    但不论如何,对一个朝代、一种制度的遵循,其实都是用以维护不同社会背景下文化诉求的一种手段,但本质上来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种行政方式、任何一个皇帝、一尊神像或是一个学派,都不是其文化诉求的最高信仰。为了一方神明,消灭异教徒的做法,在中国也绝不适用,对宇宙抽象的认知,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思想的“多元性”。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深深地破坏了整个社会这种逐步形成的文化特性,为秦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汉武帝“独尊儒术”,只因儒家学派适用于“守成”,其中许多思想及政治手段,适用于当时的政治体系,但儒家终归只是被推向了前台,当做了一种必要的“方法论”,而绝非全民独一无二的“精神图腾”,所以在后世汉宣帝当政时,亦提出“王霸杂行”,从未“独尊儒术”的观念。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社会的绝对“信仰”,来到中国,却仅仅变成了一种“方法论”。“道”的抽象性,使中国人既认为宇宙的主宰可以是元始天尊,又认为这宇宙的主宰似乎也可以是释迦牟尼,又或者是唐朝时传入中国的“耶稣”和“安拉”,在中国人眼里,似乎上帝并没有意愿和真主争夺天庭,因为上帝大概本身就是真主,真主本身也就是安拉。结果,当本土的“道”碰上了外来的“佛”,就有了“儒释道同行”的模样,外来的景教(基督教一派)、碰到了劲敌“回回教”(伊斯兰教),却也没有发生什么“宗教冲突”。百家争鸣可共融,不同宗教可共融,只不过,谁被推向前台,要看谁更适合当下的社会环境罢了。

    正如前所述,中国社会似乎对于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不同规则、不同标准、以及不同种族本身都并不感到排斥,在西方社会以信仰不同为依据,发动“十字军东征”、消灭“异教徒”之前,中国人早已在丝绸之路上以尊重的态度,开始了与不同文化的广泛交流。

    然而,包容的中国人,却也有其自身的底线,那就是“我不可犯”。通俗来说,外来民族的不同文化认知,我们予以接受,但倘若对方欲以其单一的文化信仰强行更改中国社会现行规则,且其行政方式远不能驾驭中国时下社会现状时,这强行的入侵,则会遭到严重的抵制,但这种抵制的后果,却又往往不以消灭对方现行文化信仰为代价。就如明太祖之反蒙,虽在军事、政治两方面抑制其再度入侵,但对其信仰等文化因素均予以保全。

    五代十国时,契丹人建立了广阔的疆域,定国号为“辽”,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宋对峙。契丹人就这样被“汉化”了。在对如何入主中原这个问题长久的思索中,他们发现,汉人并无心改造其自身文化信仰,只要尊重了汉人的社会诉求,对方自然会反过来,保护契丹的文化信仰。于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最早的“一国两制”思想。只可惜随着北部少数民族的崛起,契丹被摧毁了,其文字被破坏、文化信仰被粉碎,最终以四分五裂的形式散落在各个地方。

    然而,如果回过头去,想一想那些昔日凭借一腔热情,想要在富庶的中原豪抢一番的匈奴,想一想他们昔日的威风,再想一想万里长城那时所起到的作用,就不难发现,这道坚固的屏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阻挡中华民族的逐步扩大,却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塞外民族的傲慢与偏见,延缓了域外敌人的进攻步伐,让他们从激情变作理性,迫其能够冷静下来,在思考如何寇边的过程中,也思考一下,这“敌人”的文化究竟是怎样的。

    事实上,这万里长城,并非仅横跨于地面,更横跨于华夏子孙的灵魂。《三国演义》中所讲过的“空城计”,诸葛亮高坐城上,城门大开,司马懿虽兵强马壮而不敢入内。有一种解释很有趣,说司马懿根本就清楚城中无兵,诸葛亮亦能猜出司马懿的心境,明白他早已料到城中无兵,然而,诸葛亮漫不经心地弹奏一曲,打开城门,从而促司马懿平静下来,停一停、想一想。于是,司马懿忽然意识到,眼前的诸葛亮,正是他司马懿能够被重用的主要原因,若此时此地将其捕获,自己同样官位不保。

    “空城计”当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却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一个冷静的敌人,远比一个不明事理的莽夫更有机会被我们“化敌为友”。生于现代,当西方社会以其所谓“普世价值”为人类标准时,当产自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看上去又要发生在我们这个新兴崛起的大国时,当恐惧感和敌对心理垄断了他们的认知时,对我们的“围堵”,于是开始了。

    两天以前,一纸不具法律效应的“仲裁案”被大洋彼岸的美国炒作得沸沸扬扬,转瞬之间,似乎成了他们用以表明中国——这个假想敌何等“罪恶”的宣传单,他们傲慢地以各种手段压制我们、贬低我们,甚至讨论着怎样能够摧毁我们。他们的意识形态,在伊拉克受到了重创、在利比亚受到了重创、在埃及受到了重创,但他们依然不愿善罢甘休,面对5000年文明的我们,他们依然满腔热情地准备着“颠覆”。

    那么,今天的我们,怎样才能够促其冷静?今天的我们,又该建设一条怎样的“万里长城”?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明朝以后,当中国文化褪去其“多元”的属性,逐步迷信一家、独尊一家、热捧一家,当我们所发明的火枪传入西方,当我们所创造的科学技术传入西方,帮助他们敲碎了宗教信仰的枷锁,建立了另一个符合其社会需求的、全新的文化信仰时,我们自己去并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沉默。当儒家不再是百家中的一家,当“道”,不再是抽象的宇宙万物之母,当无拘无束的文化认知,被紧紧套牢在封建制度本身的规则中时,李约瑟所提出的那个怪现象于是发生了。

    也许,当今天的我们,重新理解我们祖宗所留下的文化精神时,我们新时代的“长城”,也就自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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