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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已步入衰败之途?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王晓博 | 时间: 2016-07-29 | 责编: 王晓博

欧洲已步入衰败之途?

文|程亚文,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原载于《读书》

欧洲—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已步入衰败之途?对此见仁见智。我比较赞同王义桅在书中所说,欧洲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存在着种种矫枉过正或过度发展现象,这导致欧洲现代文明模式不太可能持续,在一些制度上出现退化。

2011年6月10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在布鲁塞尔批评欧洲国家对军事和国防投入不足,使得历史性的北约军事联盟目前正面临危机。批评归批评,欧洲国家却有其难言之隐,高昂的福利支出、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和不见改善的财政收入,使欧洲的政府首脑们只能考虑把国防开支减少点再减少点。欧洲债务危机发作以来,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艰难处境,以及挪威枪杀案、英国伦敦骚乱所表现出来的乱象,加剧了人们对欧洲前景的担心。一些欧洲评论家,如德国的约瑟夫·约费、法国的居伊·索尔芒等,都纷纷表示欧洲已坐在了火山口,近半世纪以来为欧洲人所骄傲的民主福利制度,业已疲象毕露、势难维持。

这并非危言耸听,细致考察欧洲人口向老龄化的变迁、制造业对外转移引发的工业衰退,以及良好福利下欧洲人劳动精神的懈怠等情况,能深刻感受当前欧洲所遇到的问题,并非简单是以往曾有过的经济危机的重演,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后工业化综合征。这种病症该如何化解,之前欧洲没有类似经历,因此眼下尚无可用药方,至于将来能否找到治病之药,也还在未知之数。

欧洲和美国的困难,首先表现在经济和财政上,在制造业借全球化之风纷纷转移至其他地区后,近二百年来西方以工业发展为实力来源的传统财富创造方式业已失灵,在此情况下,虚拟经济即金融霸权无论对欧洲还是美国来说都性命攸关。英国和法国2011年联手军事打击利比亚、美国2010年以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背后都闪现出对金融优势可能丧失的担心。实体经济已日落西山的英法两国意图将欧元和英镑与北非石油相结合,而美国则害怕在东亚出现人民币经济圈。

然而,对金融霸权的迷恋,却是饮鸩止渴,这造成了两个可见的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转移,使欧美失业问题严重。美国近年来登记失业率高达9%左右不下,如果算上隐性失业人群,实际数据将远高于此,2011年发生在华尔街的示威,失业率高就是导火索之一。二是贫富分化重新加剧,也就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大鸿沟”。1976年,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把国民总收入的9%带回家,今天,他们把24%带回家。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九月十三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2010年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与2009年相比新增贫困人口260万人;贫困人口比例攀升至15.1%,相当于6.6个人中就有一名穷人,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两个经济上的问题,给社会领域带来一个严重挑战,那就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精神心理上日益保守,社会对立情绪及其物理表现显著增多。近年来移民保守主义在欧洲表现得越来越扎眼,美国的茶党运动同样对移民极不宽容。2011年七月底挪威发生的枪击案,据信就与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有关。不仅在移民问题上,在其他领域,欧美社会都呈撕裂状态。2011年八月初的英国骚乱以极其“无厘头”的方式发生,就深刻反映基本的社会信任和共识已在英国岌岌可危。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有其精神动力的。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包括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政治原则的确立与建构,也与此有所关联。日本的发展则据说与同样强调勤奋创业的儒家伦理有关。

然而,这种精神传统现在却已显著衰退。日本的“草食男”一族、美国人的“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思想,都活脱脱勾勒出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极致时,公民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疲顿。简单说说他们的特征。日本和光大学名誉教授岸田秀发现,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社会充斥着“无生机、无感动、无关心”的“三无”青年,与勤劳向上的父辈们相比,这些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男性,“不想出人头地;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性欲减退,无心取悦女性;不以无知或缺德为耻;没有信仰故不执著,冷淡面对红尘世间;不饮酒故无醉态;只与极少数亲友交往,回避生人……” “草食男”的批量出现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隐隐有着对应。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美国人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他所担忧而美国人至今没有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不怕要求美国人做出牺牲,那一代人愿意为国家的福祉做出奉献,敢于在全球政治中承担责任和喊出“跟着我”。这些现象和品质,在当前的美国已无迹可寻,相反最优秀的人才是到华尔街制作赌博的筹码而非到硅谷制造计算机芯片,越来越多的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美国领导人不敢要求美国人为未来付出,对全世界所说也由“跟着我”变成了“你先走”。

价值观向消极无为和享乐主义方向的演变,当然不纯粹是精神因素使然,而与西方社会已经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最有改天换地的创业精神的一个群体,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起步,以往西方世界的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农业和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同样是重要因素。当西方在向工业化迈进时,西方人一开始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出“懒惰”。马克斯·韦伯在百前年的知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就谈到这一幕有趣现象:当时大量东欧农民跨过边境,前来德国垦殖土地,竟然受到了许多德国容克地主的欢迎。原因其实不难找到:当年德国已处于工业化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已从农业中脱离,德国人懒得再务农,再自然不过。

二十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推动了“农民终结”,原先最有创业精神的一大群体,就此消失,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业人口不再以在装配车间操弄机器为荣。由此造就的情形,是发达国家一边失业严重,另外一边,如清洁工、家政服务等有些脏累的行业,却又人手短缺。一位朋友从美国访问回来,他与美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交流,对此就有深刻印象。比如他发现美国当前事实上的失业率,达到了将近20%,尽管官方数字说不到10%。但这些失业人群并不愁生活无着,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以基本生活保障。“低贱”一点的活儿,有福利保障的“正经”美国人是不愿意干的,而多交给“贱民”去干,是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所说的拉美“外来越境者”,撑起了这些脏活累活的蓝天。而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消息说在美国的“黑户口”拉美裔青年纷纷要求从军,原因是他们听说只要为美国军队卖命,就有可能获得一张美国绿卡。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欧洲完善,但比起非西方国家来说,则又优越得多。欧洲的情况则又更上一层,弗里德曼说“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不能说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不知道问题所在和要从何处解决问题,如福利制度一样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政治体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敢如当年的约翰·肯尼迪那样,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弗里德曼因此感叹:“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方法都必须是无痛的。”

欧美世界在民主福利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在金融和债务危机发生后,显露无遗。对此有敏锐认识的,在西方国家已大有人在。德国《时代》周刊时事评论员约瑟夫·约费指出: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保证已使欧洲各国政府与民众形成“毒贩和瘾君子”那样的,但却完全合法的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希望得到的越来越多。从逻辑上来看是这样的,民主制度助长了欧洲民众过度的福利要求,而福利过度则导致欧洲各国债务累积并最终深化为难以化解的危机。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近年来也频频发言,直陈西方文明之歧途。在《文明》(Civilization)一书中,他说西方文明有其崇高和卑鄙的两面,如今西方步入衰败,在于没有有效延续、弘扬其曾经主导世界的六大撒手锏,即竞争、科学革命、法治和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相反,这些曾经让西方傲视群雄的秘诀被其他国家学习掌握后,西方也就大势已去,“发生了江湖地位鸠占鹊巢的转换”(王义桅,9页)。 而在后出的《西方的衰落》(The Great Degeneration)一书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传统上构成西欧和北美支柱的四大制度优势,曾使得公元十六世纪前后西方社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如今它们都已陷入衰败之途。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际契约,将高额的债务转嫁到后世子子孙孙;市场已经被过于繁杂的监管政策扭曲,法治也沦为律师之治;公民社会日益变得不再文明,把问题一味推给政府去解决,正是人们的一种惰性。

那位曾在二十多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12年也在美国《外交》双月刊撰文《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能够在中产阶段衰退时幸存下来吗?》,就指出近三十年来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及福利制度也已疲态毕露。他所期待的,是左派要拿出一套既有别于全能市场和小政府的右派自由主义,也有别于以国家提供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大量服务为核心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主张。而美国对外政策焦点研究所副所长约翰·费弗也认为,资本主义已深陷危机,世界需要出现一位“现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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