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秋季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到今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再到迄今“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全面推进实施，已经历两年多时间了。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稳健推进，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一带一路”是我国践行合作共赢理念，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的大战略。把握这一战略的重大发展潜力和空间，将全面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新水平。
一、“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之路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发展与变革、合作与竞争、冲突与危机交织并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生产网络逐步形成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业链分工并存的格局。这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其中，极大地增进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也使得相互间的贸易投资关系更加复杂和密切。目前，各国之间的经济融合度和依存度以及贸易投资联系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大背景下，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日益增强。无论对全球经济走向新的繁荣来说，还是对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秉持包容开放理念，积极拓展合作空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以合作求互利，以合作求共赢，以合作求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已七年之久，世界经济仍在坎坷复苏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结构性矛盾之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矛盾趋于尖锐化。面对全球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只有真诚合作、携手戮力，进一步开放而不是封闭各自的市场，才能摆脱困境，迈上新台阶。因此，加强国际合作需要新思路，需要开拓更广阔的新领域。共建“一带一路”为各国展开更加密切而有效的合作提供了新舞台，为各国通过合作实现新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战略博弈中，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大量非全球性的、但涉及许多大型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涌现，成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性制度性安排正在谈判中。TPP已在今年10月5日宣布达成贸易协定，下一步工作是在各自国内的立法机构获得批准。TTIP谈判自2013年7月启动至今已经举行了十轮谈判，美欧在力争今年年底结束谈判。RCEP谈判也进入关键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质性结束谈判。这些贸易投资安排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相关国家的经济融合，但同时对区域外经济体具有排他性。
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开放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与现有的一些区域合作框架相比，由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度更高、包容性更强的跨国区域合作。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一带一路”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开放性倡议，“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国家并不局限于沿线60余个国家，其经济辐射、延伸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组织均可平等参与。“一带一路”的合作没有前提条件，也不刻意强调参与国家都遵循同一个标准。共建“一带一路”，目的在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带一路”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它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与中国、沿线各国和本地区求和平、谋发展的诉求高度契合，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一带一路”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在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将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构架和合作模式，它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将成为一条为世界繁荣创造新机遇、激发新活力的增长通道。各国将以此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打造合作新亮点，探索合作新模式，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动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在理念上创新，而且也为务实合作指明了具体方向，这就是致力于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多领域合作交流。“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还将创造“三同”，即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五通”的方式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泛区域经济合作范式。以建立利益共同体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开创了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将形成多元化的国际经济合作格局。这些都为沿线国家加强多领域合作交流、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也将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更为持久的新动力。
在“五通”中，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探讨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新平台、新机制，以消除合作中的制度障碍，为深化合作提供便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优先领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需要物流、客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因此要推动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共同推进交通、能源、信息等国际骨干通道建设；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通过贸易互通有无，通过投资优势互补，通过产业合作优化价值创造体系，大幅提升沿线国家的人民福祉和产业竞争力；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沿线各国经济的密切合作、有效衔接和高效运行，离不开深化金融合作，重点在于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建设、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快中国与沿线国家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民心相通成为约束国家非理性行为的社会根基，包括教育、旅游、医疗、科技、文化等多层面的合作与交流，以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具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我们相信，推进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沿线国家利益，也将增加我国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
二、“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开放引进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总额、制造业产值、外汇储备均居世界第一，是世界名列前茅的引资大国与对外投资大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GDP占全球产出的13.4%，占亚洲的47%。未来5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将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中国需求已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规模效应已经全面显现。
但也要看到，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呈现出新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重塑中国经济动力的关键所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本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开始脱离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将逐渐向更强调质量、更强调效益、更注重创新、更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更重视民生改善、更具可持续性的轨道过渡。从发展眼光看，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在加速。
在今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关联。要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要通过新一轮的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国内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再造一个“开放红利期”，实现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我们不仅要打造国内经济的升级版，也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有利于构建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支撑。
推进“一带一路”将打造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经济增长以往更多得益于东部沿海的率先开放，更多地强调“引进来”，更为重视发达国家市场。目前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约85%的进出口、82%的外资、82%的对外投资。这既反映出我国对外开放的不平衡性，也彰显出对外开放仍有巨大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在战略格局上平衡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构建起中国新的增长基础。与更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推动我国沿海与内陆的协调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构筑东西互济、南北互通、陆海统筹、内外一体的新型开放合作格局，为我国优化经济空间布局、打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提供了综合战略依托。
“一带一路”是我国今后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总纲领。经过几十年开放发展历练，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提升对开放格局提出更高要求。未来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仍有很多扩大合作领域空间，同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重要性将会显著提升。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凸显了我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变化和目标指向，传递出通过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块“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政策思路。“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通过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潜力，扩大对沿线国家开放，推进双向广泛务实经济合作，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拓宽和改善我国经济开放发展的国际空间与外部环境。
有效推进“一带一路”，需要着力推动实施一批沿线国家有需求和共识、影响力大、带动性强的重大合作项目，共同打造沿线区域合作的贸易流、产业带、联通网、人文圈。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将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一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形成国际大通道，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完善交通合作平台与机制。二是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挖掘区域贸易新增长点，相互扩大市场开放，努力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深化海关、检验检疫、标准、认证、过境运输等全方位合作，提高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三是大力拓展产业投资。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着力推进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四是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习题，拓宽贸易投资环境，优化周边经贸发展格局。
事实上，作为中国政府主推的对外合作战略，“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合作引领作用正在凸显。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7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这一情况远好于同期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6.2%，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15.3%。作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新模式，经贸合作区在沿线国家建设成效显著，促进了相关国家就业和产业发展，打造了新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加深了中国与域内国家的产业融合。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加强投资合作的意愿强烈。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积极实施沿海与西部地区双向开放的战略，以充分利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进沿海地区产业更多地向中西部转移，形成我国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撑。无疑，推进“一带一路”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赋予了新的内容，也为沿海、内陆、沿边的扩大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和着力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与开放战略的对接和组合，将全面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新水平。
三、积极应对“一带一路”的风险和困难
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对我国加强国际合作、稳定周边及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成为沿线区域加强经济合作的共识。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一带一路”建设正在逐步收获早期成果，积极效应正在显现。但“一带一路”前行之路并非一片坦途。“一带一路”覆盖范围广阔，目标宏大，涉及因素多，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文化多元，这都决定了这一倡议实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所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建设中的困难不容回避。
1、地缘政治形势复杂
“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正处于政治社会转型期，安全稳定问题突出，宗教、文化、社会矛盾纵横交织，自身政治风险很大。另外，欧亚大陆是国际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区域，在这一地区大国利益集聚，角逐异常激烈。中东是美国长期经营的战略重心，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南亚为印度所苦心经营，大国间的博弈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而政治、军事上冲突完全会改变相关国家的经贸环境，大大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对该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构成巨大挑战。实际上，不管是域内还是域外，对于“一带一路”的质疑一直此起彼伏。在大国竞争（特别是美中俄印角力）日益激烈背景下，“一带一路”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大国战略冲突。这需要充分估计到“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不能低估上述困难带来的影响，做好增信释疑工作，而处理好与主要大国和沿线重要国家的关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
2、规划协调对接困难多
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但并不意味着其发展方向只基于我国的需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活动布局及发展重点不同，经济体制和经济战略不同，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导致利益诉求各异。可以预见，沿线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接受将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不少国家的执行力也未必赶得上中国的期望。我国如果一味根据自己的定位、需求和理念推进“一带一路”，可能会授人以柄，引起他国反感，造成合作推进的困难。以陆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一项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要落地，是需要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政策对接和制度协调。由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需要对沿线国家有深入的研究和把握，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承受力，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各施所长，各尽所能，与其他国家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3、贸易投资环境复杂
“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宗教习俗、民族习惯差异大，投资环境及管理体制差异较大，各国投资的法律基础、市场准入规则以及标准千差万别，由此造成经营环境相对不稳定，贸易投资风险比较高。有些国家正面临转型之困，国内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主权信用风险大，有可能增加经营活动的风险。沿线国家还有一些是资源输出型经济，当前国际市场需求减弱增加了其出口和财政压力，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些近邻国家怀疑我国借此实施扩张，对于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网络存有疑虑，不太愿意让我国参与大通道的建设，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些种种消极因素势必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不利影响。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间合作，同时企业也要认真研判，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以保证投资效率。
4、经贸合作机制建设滞后
目前“一带一路”区域不少国家的经贸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经贸往来存在较多壁垒和障碍，经贸合作机制建设滞后。不少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不稳定；国与国之间仍存在较多贸易投资壁垒，如实施较为严格的许可证准入制度等；各国口岸合作机制尚未形成，海关程序和文件不统一，通关便利化程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规范不一致，物流成本偏高等，这些都对该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形成严重阻碍。目前这一区域存在由不同国家主导的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合作机制要么缺乏大国的引领和强力推动，要么覆盖的区域不全或合作层次较低，政策协调和制度建设进展缓慢。未来在加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投资合作上需要克服诸多难题。建立经济合作机制是我国发展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的基础和保障。要加快发展与那些经贸合作关系基础较好、有条件的国家商签相关合作协定，特别是对于条件比较成熟国家，可以进一步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一带一路”建设同自贸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并扩大示范效应。
展望未来，有效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须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要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既要树立机遇意识、平等互利意识，同时还要树立风险意识，注重各种风险的防控。针对“一带一路”存在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各方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各级层面上建立一套高效的风险规避、预警和处理机制，加强政府间的沟通，防范系统性风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要找准定位，谋而后动，发挥核心竞争力，严防盲目投资，更要做好风险评估，主动防范外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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