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智库中国与中国智库一路同行，欢迎收看中国网智库中国特别栏目《百家智库访谈》。我是主持人郭素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备受各界瞩目。本期访谈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与我们一同分享现代院作为智库成功的发展经验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您认为现代院成功入选的因素是哪些？然后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高端智库？
袁鹏：现代院这次非常荣幸的入围国家首批25家高端智库之一，我想我们入围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现代院有比较深厚的底蕴和历史的传承。实际上现代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伴随着国家的革命战争的年代。但是被外界所知道，是在1980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院成为国家首批对外开放的国家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所以应该说，现代院的发展始终跟中国的、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国家看重现代院入围首批高端智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现代院始终强调自己研究的战略性、全面性和综合性。因为我们有可能是全国最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同时我们人员众多，研究机构人才也是比较突出，同时思考的都是国家重大的战略性问题。
第三个原因，我想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是直接为中央的对外政策决策服务，应该说，我们所有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主要的精力就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应该说，既是名至实归，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至于说中国特色高端智库应该具备哪些主要的特点，我想，作为智库，无论是中国特色、美国特色、欧洲特色，它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是一样的。比如说首先要服务决策、影响决策，甚至参与制定一些重大的决策，这是一样的，包括塑造舆论，这都一样的。
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的高端智库，我觉得除了这些基本功能之外，还有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面：一方面中国的智库跟国外的智库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比较少的是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绝大部分的智库到目前为止还是跟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着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中国特色的智库，它服务于中国各种决策，渠道更加畅通也更加直接。它不像国外的智库，它基本上还是一个间接服务的，我们是直接服务的。那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的一个优势。我觉得这个优势应该发扬光大。
其次，中国特色高端智库，因为中国现在正好处在崛起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作为中国特色高端智库，应该始终思考在崛起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所有的重大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智库比别的国家的智库来说，承担的责任、任务、义务，面临的问题会更加的纷繁复杂，因此也对中国智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主持人：此前现代院是作为中国从事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机构，被誉为全球顶级的智库，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以后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袁鹏：实际上我们入围才刚刚一年，那么要在一年出现截然不一样的面貌也不太现实。那么现在我想入围这个国家首批高端智库，首先对现代院上上下下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它表明了国家和同行对我们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同时也是政府和国家对我们一个更高的期许，期待现代院这样的老牌智库在新时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对我们现代院的同行来讲，就是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因为你入围国家高端智库意味着我们今后要以高端智库的标准更严格、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提供更高端的产品，培养更高端的人才，所以围绕这个目标，那么上上下下现代院都在进行新一轮的体制机制人才方方面面的创新、改革，在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方面寻找一个最佳的一个契合点。
主持人：现代院和其它智库相比您觉得有哪些特色？最突出的优势在哪里？
袁鹏：实际上我们的特色跟我们的优势应该是相吻合的，我们的特色所在也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想最主要的特色和优势就是我们比较强调我们的集体研究，我们不太追求个人的名和利，所以现代院很多的高端产品都是我们集体创新研究的一个结果。那么经常围绕一个重大的问题，组织一个小的研究团队，打乱所室界限，那么进行务虚探讨、撰写、修改、讨论，所以它的产品应该来说更加经得起推敲，也是这些年现代院的产品经常得到高层的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我想由于这种集体研究的特点，所以我们比其它智库来讲更加全方位的服务于中央的决策，它不像有些单位它可能是部分的，或者是部分人，或者是部分时间，我们所有的工作就一个主题，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中央的和国家的对外战略决策服务，所以这种渠道是比较畅通的。
那么第三个特色或者优势就是我们全面性、综合性、战略性，也就是说你能想到的这个世界上的国别地区在现代院都能找到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对应的人才，然后一些重大的功能性的议题，比如说海洋问题，还有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网络安全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反恐问题，在现代院也都能找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和领军的人物，所以也被誉为大而全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在全世界来看，也是比较少见的。
最后我想一个特点和特色那就是现代院的整个的院风就始终强调我们跟国家的民族命运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对每个研究人员，每个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始终把这个放在第一，把个人的名利放在第二，所以这么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现代院的战略文化，所以走进我们这个院，扑面而来的大家往往觉得好像这个院有很深的底蕴和一种战略性的文化，所以也是一支让国际同行和国内同行比较认可的一支过得硬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主持人：我们谈到智库的时候，觉得智库应该是重在智。现代院经过了36年的发展，作为高端智库建设，最重要的是做了哪些人才储备？成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以后，在人才的吸引、培养、使用、发展等诸方面有哪些新的措施或者是新的一些进展？
袁鹏：在人才方面，我想现代院自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做了很多很突出的一些贡献和储备。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重大国别和地区，我们都有领军人物，比如说有比较知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问题专家，欧洲问题专家，印度问题专家，还有日本问题专家，都是国别地区这个方面的领军人物，在国内也都是一流的，同时一些新的领域我们也提前预知，培养了很多专家。比如说，我们有国内比较突出的反恐问题的专家，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现在又立足于国家的海洋战略和“一带一路”，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海洋战略专家，“一带一路”问题的专家。换句话说，在人才的集合度和全面性而言，我觉得现代院还是可圈可点的。
同时，现代院还有我们自己的人才的一个培训机构，也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博士点，我们培养自己的博士，这个博士不一定都会留在现代院，但是他毕竟通过现代院文化的熏陶，有一部分人就留下来，即使留不下来，他也把现代院的这样的一种文风、学风传承出去，所以形成了所谓现代院的学派。通过一种硬性的、软性的、有形、无形的这样一种人才的储备，形成了一种人才的良性的循环。
当然，也因为历史的发展和种种的原因，现代院也输送出去了不少的人才，现在像北大、清华、复旦、中央党校、社科院一些很有名的领军人物过去都有在现代院从事研究的经历，我们也觉得这也是现代院人才储备对国家的一种贡献。
现在作为高端智库之后，实际上对人才的要求和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智库建设如火如荼，很多单位通过重金招聘人才，有的单位是有“库”无“智”，或者是有“库”无人；像现代院这样既有“库”又有人的就成了各大单位争先恐后、重金聘请的很好的一个人才储备的摇篮。所以，现代院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但是同时高端智库给我们带来新的动力。
把这个压力和动力怎么有机的结合起来？首先是怎么把优秀的人才留下来；其次是吸引一批优秀的人才进来；再就是把这些优秀的人才用好，让他在正确的岗位从事正确的事业，使他能够安心的从事国家高端的战略研究。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在尝试着一些新的机制和体制的变革。
主持人：我们谈到现代院作为智库总是在说“直接为国家的国际问题和对外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有没有可能请您具体阐述一下，这样一个完整的决策的程序、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
袁鹏：我想直接为重大的决策服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们研究的问题都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既不同于高校学院式的纯学术的研究，也不同于一线的像外交部、中联部的系统直接从事一线的务实的工作。我们是介于二者之间，既与现实紧密相联又超越一般事务性的工作；既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也超越那种经验式的研究；所以我们称之为对策性、战略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国家所急需的，要么是国家定点、自上而下给我们派一些研究的课题，或者我们急中央之所急，思考一些自下而上的一些课题，形成我们的一些拳头产品，这样的产品当然就适销就比较对路，就深受欢迎。
第二个方面，就是几十年下来，我们形成了固定的、行之有效的、高效率的渠道，这种渠道是很多业内的同行比较羡慕的。通过我们的渠道，我们更快、更准确、也更及时的把国家所急需的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甚至对策呈现出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我们比较好地阐释了中国特色高端智库的一个内涵——那就是直接的、全天候的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到目前为止，口碑、评价，无论是各层级的领导，还是国内外的同行，都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主持人：现代院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些研究机构经常会有学术交流，您在这种实地的和其他的智库交流过程当中，是否发现一个在国际上通行的智库的运作模式，以及他们的各自的影响力是如何的？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值得分享？尤其是对于中国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有哪些好的借鉴经验？
袁鹏：你这个问题正好提醒我，实际上现代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和优势，就是我们每年都有广泛的深入的国际交流，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每年出国的团组有上百个，跟四十多个国家，八十多家智库有固定的学术交流关系。这么一个庞大的交流网络，实际上使得我们跟许多国家的一流智库保持着全天候的日常的往来。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取长补短，同时我们也了解了国外智库运作的模式和可借鉴的一些运作方式。现在以美国为例，因为我本人到美国比较多。
美国智库的运作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成功。有些东西我觉得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我觉得最值得借鉴的大概就是它的“旋转门”制度。所谓“旋转门”，就是智库的学者研究到一定程度，在政府需要人的时候，他就摇身一变就进入政府的某个部门当一个官员，比如说到国家立法委员会，到国务院，经常我们会碰见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过了两天他就在国务院当官员了，他就能把他的研究的心得转化为政府的一个政策。
“旋转门”的第二层意思就是有些官员退下来之后，他要到政府智库里面做一个研究人员或者是一个掌门人，这样的智库的研究就不像那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无的放矢，而是一个有着很深厚的政府从政经验的人在管理、在指导，使他的研究就跟政府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旋转门”最近这一两年也在逐渐地旋转，但是作为机制性、体制性大规模的或者常态化的旋转制度，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放开，这点我觉得是值得学习的。
另外，很多管理的方式，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以美国最知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学会领导的分工各不相同，有负责财务的副会长，有负责人事的副会长，有负责研究的副会长，然后真正的会长就负责抓住全面。它不是按照研究领域去划分领导阶层，而是按照每个人的具体特长分工，这样使得术业有专攻，不同人从事不同的领域，但是最后形成一个合力。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然，还有助手制。像美国的智库，它往往有实习生制度和助手制度，你想想，很知名的智库，出名的专家也屈指可数，靠什么总是有不断的产品出来呢？就是靠一个专家后面有十个人组成的团队在为他服务。分层级的，一个领军人物下面有几个学术助手，学术助手下再有几个实习生帮他打杂、查资料，然后他出思想就行了，他甚至都不用自己亲自去写作，他有思想旁边的人把它记下来，然后他找助手去查资料，写完了给他看，不行再讨论。像基辛格90多岁高龄还在写书，其实都不是他写的，甚至都不是他的主要助手写的，是他助手的助手写的，他就出思想，这样就能保证智库真正的有思想的人物在那儿多方位的去思考问题，而不是自己去动手又去查资料，又去开会，又去接待，这样才能真正让智库的研究人员发挥“智”的作用，而不是作为一个一般的综合性的工作人员。
总之，国外的智库有很多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它的用人和用钱的制度。比如说招人，往往是成熟一个招一个，看到谁比较成熟了就挖一个，挖一个哪怕60岁，他给你搞一个项目，来了第一天就用起来。国内的很多智库，往往从大学生、博士生招起来，招来以后把他变成一个成熟的研究人员大概是5-6年的周期，这个周期有的成功有的还不成功。等他成功再过个7、8年他就成熟了，成熟之后他可能觉得你的待遇不好他就跑了。这个用人制度实际上你花费的周期长，投入的成本大，产出和投入之间往往不能成正比。国外用人是看中谁了，就把他招进来，他马上就可以产生这个成果，所以中国的高端智库建设应该来说方兴未艾，才刚刚起步，未来我们应该学的东西还很多。但是在学的同时一定不能乱学，别学得东施效颦，把我们自己的特色给丢掉，我觉得还是坚持我们的特色，然后借鉴别人一些有益的东西，进行一个整合比较好。
主持人：国家提出“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这样一个目标，现代院要打造成为一个高质量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如何来实现呢？
袁鹏：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对现代院这样一个老牌的、大而全的综合性的智库而言，首先，在继承传统不要丢掉积淀的同时，“老树新枝”进行创新，这个很重要。在这个方面，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国家亟需。你研究的东西不要跟国家的亟需的东西离得太远。我们国家在崛起的时候，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颜色革命陷阱……难题困难都很多，现在绕开这些困难，研究一些阳春白雪的东西也许有用，但是不是国家亟需。所以一定要研究国家最热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东海南海问题、一带一路问题……等国家重大战略问题，如果不紧扣这个时代脉搏和国家亟需的话，这个智库是没有生命力的。
但是与此同时，在国家亟需的同时，也不能搞浮躁式的研究，国家亟需不一定都是热点，有的还需要厚重的理论支撑。比如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到底是什么含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些东西虽然也是国家亟需，但是国家并不急于你明天就拿出答案，还是需要你潜心的去进行基础性的研究，把热点和基础性结合起来，在完成国家亟需这点上下功夫。
第二个就是制度创新。尤其对现代院这个老牌智库来讲，它船大不太好掉头。国内现在像人大重阳这些新的智库，用人用钱制度比较灵活，他们就经常在媒体上呼风唤雨。现代院可能一时间做到这样不太容易，但是也没有必要千篇一律，一个模式。这并不意味说我们就不用创新，实际上我们现在自从入围高端智库之后，院领导和各位同事们都在齐心努力，也在做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季志业院长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搞我们的大数据建设。因为在信息化时代缺少大数据，缺少网络信息的支撑，这个智库是“行之不远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的打造一个信息化的工程，包括要建立一个一流的、跟国际接轨的数字化图书馆，整个网络办公的信息化，还有我们整个的数字化，包括整个流程的数字化。
这个工程可能会费一点的时间、财力、物力，但是一旦实现之后，它会让现代院这样一个老牌的智库，焕发出新的活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尝试是有必要的。
现代院现在还在思考的就是在新的时期创新一些研究的方式，过去集体务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在网络信息的时代可能也要创新。比如说，现在我们搞推演，战略推演，我们引进西方比较成熟的推演的模式，也借鉴国内同行的，我们现在已经搞了好几次大型的重大问题的战略推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像视频会议系统，我们也开始直接地跟国际上的智库进行联合研究。因为中国智库要真正发挥影响力，还要影响对方的一些决策，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外智库联合起来一起研究，形成一个产品，那样更有说服力，更有公信力，影响力应该也是比自己闭门造车会好很多。
主持人：中国网作为媒体经常被要求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您认为中国智库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智库学者应该如何更多、更好的发出“中国好声音”？
袁鹏：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提得非常及时，就是中国智库跟国外的智库，尤其是西方智库，差距最大的往往不是研究方面，而是国际传播这方面。国外的一个产品出来以后，往往把它放大到极致，既影响本国的政府，也塑造全球的舆论。而我们目前更多还是单向的，我们为自己的政府和决策做一些服务，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产生了效果，有的时候往往可能也束之高阁。
新时期作为一个高端智库来讲，除了服务决策，服务中央之外，也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塑造媒体，影响公众，因为毕竟媒体和公众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是片面的。当然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影响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因为国际舆论基本上是被西方的声音所主导，那么在西方主导的舆论环境之下，中国智库和学者要影响他们谈何容易呢！
所以我们第一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窝蜂的去影响，显得好像千军万马来了，反而“欲速则不达”，产生相反效果。我们一方面要有这个意识，但是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交流经验，同时又这个能力的一流的国际传播的人才。首先你的语言得要过关，同时你要内外兼修；你既要研究国际问题，也要深切了解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的问题，国内的大政方针。因为你到国外去，人家最想知道的是你的国家发生什么，所以你必须内外兼修。同时你还必须了解现代的一些传播的基本的方式方法，包括网络、媒体、以及青年受众。如果说这些工具不掌握的话，你这个传播影响力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要加强一流人才的培养。
第二个就是还得有一流的成果传播出去。比如说智库有一个产品，仅是一个“急救章”，你就是把它翻译成英文放在那儿，人家看了以后还是不会产生效果。相反你这个东西确实是下了功夫，沉甸甸地摆在那里，“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使是中文的，人家也会主动把它拿过去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不要在乎我们的包装怎么样，而要在乎我们成果的含金量和它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
第三，我觉得要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传统，最佳的方式还是要“走出去，请进来”，多搞一些活动。在美国，在华盛顿的智库比较多，几乎每天都有上十次不同类型的、国际或者是重大问题的研讨会，不停地上演。在这方面，中国还有欠缺。要通过联合办会和国际会议的方式，“传递中国的声音，讲好中国的故事”，然后塑造中国的形象。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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