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创新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创新驱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新时代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战略支撑作用。同时，如何突破制约，建立一套激励、引导、包容创新的体制机制，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经济平稳转型升级，也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
基于此，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改革论坛”于12月2日在北京顺利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改革创新发展新思路。
本次论坛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他指出，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深圳一直是创新的热土，致力于创新发展、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近年来在体制机制创新、新经济发展、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同时，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愿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商创新发展之策，务实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立足于中国创新的现实条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从两个角度深入分析了未来中国创新的发展路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较为快速的增长，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中国创新应实现从数量积累走向质量升级。虽然中国的科技投入和产出数量居世界前列，如2016年中国专利申请量是130多万，六年稳居世界第一。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研发费用支出将近1.7万亿，大概占全世界的20%，美国大概是28%左右。论文数量也居于世界前列。中国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全球是22位，已经达到了创新国家的门槛。但诸如科学类论文质量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另外，新技术应用、新业态蓬勃发展，创新型企业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在企业专利申请量、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较大，如仅9%的中国企业拥有专利，只有5.8％拥有多项专利。同时，中国企业的研发强度也有待提高，2015年中国企业500强的研发强度达1.29%，但与世界500强平均5%的研发强度差距明显。
其次，中国创新应优化体制机制，增强创新发展活力。未来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应从几个方向入手。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对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提高政府资助的效率。二是重视源头创新，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应由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来对接基础研究和企业市场需求，同时，优化科研成果收益分配比例及降低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税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三是构建鼓励创新的包容性监管体制，营造具有创新文化的社会氛围，助推新动能的发展。四是优化资源配置和制度环境，尽可能降低企业创新的机会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另外，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实际上对提升创新能力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实现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文化在其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华大基因的执行副总裁朱岩梅首先引用美国佛罗里达教授提出的创新三要素（技术、人才、宽容）。其中，科技和人才对于创新的作用不言而喻，历史上技术工具的发明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但三者中最核心的是宽容。构建“创新友好型”文化，应从解放思想、宽容异见、鼓励不同开始。
同时，对于企业来说，创新不仅需要技术、人才和包容，还需要一个关注真正影响人类长远的东西的目标，即企业的引领性目标。很多时候我们进行创新研究时，往往把问题的症结理解为体制与机制的不适合，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个企业有没有一个大目标。有远大、长远的目标，创新才具备可持续性的强大推动力。企业的创新也需要有冒风险、承担风险的精神。勇于创新、甘冒风险、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对于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朱岩梅结合华大基因所处行业，指出，生物科技应将公益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华大基因所做的，就是在该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承担一个社会应该承担的目标，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新模式。
在创新驱动的新时代背景下，共享经济已成为讨论的热点。共享经济如何催生新的治理模式？针对该话题，摩拜单车首席专家周亚先生以“共享单车”为案例，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下社会管理治理模式的转型。
摩拜单车自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于利用科技创新，让自行车回归城市，在方便人们交通出行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参与到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行动中。作为共享单车行业的知名品牌，摩拜单车突破传统模式，创造了无桩智能共享单车。同时，摩拜单车不仅融入了更多“以人为本”的科技设计元素，也打造了一个拥有庞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平台，并且在实现运营模式智能化的同时，为城市的管理和交通规划部门提供合理的决策参考。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成为促进我国消费升级、经济社会转型、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新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升了智慧城市精准治理能力，也创新了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新经济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良好，主要得益于几方面原因。一是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二是治理风格从“发号施令”到“平等对话”。三是治理方式从“粗放型”到“精细化”。四是管理过程从“侧重事前”到“侧重事中、事后”。五是治理手段从“人工治理”到“大数据治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法律方面的各种机制体制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更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思路、重构适应创新发展的经济制度环境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对于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其对特色创新之路又有怎样的探索？来自深圳南山科技事务所的王艳梅所长围绕会议主题，对深圳在创新发展上所取得的成果与所遇到的瓶颈做了剖析，并对深圳未来的创新征程进行了展望。
她指出，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为如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主要源于深圳敢于走地方特色创新之路。90年代以前深圳主要是承接产业转移并发展自身经济。之后深圳做了产业调整，着重发展高科技产业，实现技术的自主创新，创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华为、腾讯、华大基因、大疆等等深圳本土科技企业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占全国的一半，整个深圳的风险投资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创新动能强劲。但体制机制的创新之路也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首先，政策的出台往往滞后于事情的发展。政策体系如何服务好产业值得思考。其次，传统体制机制存在路径依赖的弊端，创新不能一味依赖模仿，应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再次，各种要素成本的制约也限制了创新发展的进一步突破。
基于此，深圳在突破创新瓶颈的路上做了很多探索。在区域创新合作方面，2012年的深圳自主创新示范区、2015年的前海蛇口自贸区、2016年的粤港澳大湾区与2017年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等平台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实现创新资源有效的流动。在科技创新与人才体制方面，深圳陆续出台各种促进创新与保障人才发展的条例，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2017年深圳出台了以司法保护为主导，以行政保护为支撑，以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等等为补充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在破除空间约束方面，深圳自2015年起也出台了多项城市更新方案，旨在突破城市土地空间约束困局。同时，深圳市也着眼于打造服务型政府，为“双创”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助力深圳经济转型升级。
在点评发言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教授贺力平结合当今创新驱动的新时代特征，与在场的专家探讨创新型社会所面临的机遇及挑战。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创新驱动的新时代，适应创新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因素也渐渐形成，如中国消费市场对高新科技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强、中国就业市场对国外创新人才的吸引力逐步加大、中国活跃的资本市场对新型科技型企业的哺育能力得以提升、政府对新兴企业的扶持力度得以加强。这些因素对未来的科技创新有极大的推动力。
同时，政府目前对科技创新采取强激励的政策也值得思考。首先，政府给予社会、企业的激励要适度，过度激励可能制造出一种新的扭曲，如激励资源无法得到优化配置，某些企业将受到排斥。其次，政府应重视对专注于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企业的扶持，应用技术的激励应交给市场，让其与消费市场产生互动效应。这将对整个科技产业的创新具有长远、积极的影响。
最后，贺力平引用日本筑波科技城的例子，阐述了抢占未来科技引领经济的制高点，不能仅停留在改良型、改进型的创新，而应重视革命性的创新，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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