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的战略家
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就意味着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可观的市场。邓做了三次同样的“小事”——保护全国第一个知名的致富典型“傻子”年广久。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国家，如此做法恰如“千金买马骨”，表明了这个新的时代正在激励过去曾禁止的行为。中国随后就有了东莞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有了蓬勃兴起的私营经济，市场的魔力很快感染了全国。
最初的经济改革还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因为具体作为还是由党和政府控制，而且私营经济只是国营经济的“补充”。不过，“厂长负责制”表明党委已经让渡了财产上的管理权，这是生产力的解放。
邓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部不要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却从此成了一个伟大的自行衍生系统。虽然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外，后任政府也曾做路径调整，但是这30年壮丽的经济图景却无不以邓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为滥觞。
本报在2004年的“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报道中就曾说:“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
邓的个人风格是战略家式的，他认为不必思虑过详，常常鼓励部属去尝试并总结经验。
邓认为经济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心。中国传统统治思想是《左传》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直到鸦片战争百多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思路仍不乏信奉者。邓则认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们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他也清楚中国经济的现状，因此急迫却不冒进。
邓有视野和好奇心，而且坦率。当“四人帮”鼓吹万吨级的“风庆轮”时，他嗤之以鼻，因为当年他留学法国之时就已经乘坐了五万吨级的邮轮。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表示不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讳疾忌医:“自己长得丑，就不要像个美人一样。”访问新加坡时，他去翻译的房间查看，只为了看看新加坡的普通的带有卫生间的房间；访问美国时，他执意参观华尔街，尽管周末的华尔街几乎空无一人。他自称“不懂经济”，但是并不害怕中国出现金融市场。
改革的自身逻辑不停地演化着。市场力量的增长促使贷款需求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变成中央决策单位，商业银行则贷款给工商企业。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言论也同时出现，但邓否定了这一点。他支持上海、深圳搞股市试点:“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邓器重的是人类社会的成功经验，而不只是他自己的鞠躬尽瘁。他的工作风格是明快的，批阅文件神速。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回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时说，“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邓本人却可以在重振中国的同时把很多的时间用于打桥牌。1970年代末，吴明瑜成了邓的牌友，“他是性情中人，打牌时特别投入，聚精会神。”与此同时，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死亡率，从1960年的26人降至1981年的7人。
到打牌的时候，邓就派车子来接吴明瑜，到了邓家之后先吃饭，吃得很快，吃完就打牌。“邓小平的牌风很好，牌局上无大小，不讲尊卑。”吴明瑜记得，有时候参与打牌的丁关根会批评说，“老爷子，你怎么这么出牌呢？”邓也不以为意。在邓进行他举世闻名的“疾走”式散步时，吴明瑜等人也随同行走。邓在此期间从不说公事，秘书偶有事情汇报，邓的反应也非常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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