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中小城市绿皮书主编牛凤瑞
代表中小城市绿皮书课题组发言
首先，我代表课题组就今年中小城市报告的要点做一个简要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时代。然而，中国城市化也呈现出某些粗放型的发展特征，城市化质量低，资源环境代价大，城乡关系不协调等问题。因此，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粗放型的外延型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安全的城市化。这种不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郊区就地转化的居民，以及城镇扩区以后存在大量的农民。虽然常住在城镇地区，被统计为城镇居民，但仍然游离在城镇地区之外，市民化程度很低。
二是城市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大。2009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9倍，是发达国家的5.68倍，2001到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年增长率达到6%和6.04%，而城镇人口每年增长仅为3.78%。
三是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发展不够协调。由于资源垄断和行政配置的特点，加上市场取利原则的导向，各种要素和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的过度聚集，导致一些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用地规模极速扩张，建成区越摊越大，有的已经出现交通拥堵，住房拥挤，房价高昂，资源短缺，环境质量恶化，通讯成本增加等严重问题。相反，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市发育不足，公共服务能力低，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化进程中中的非包容性问题突出。
四是城镇化进程中问题突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严重滞后。1991年到2010年，中国GDP年增长率达10.5%，财税收入每年增速达18.2%，但是城镇人均收入增速仅为8.3%，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8%。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研究，1991到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以每年4.5%的速度在扩大。
五是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整体拆迁问题突出。农民工长期面临着拖欠工资、劳动保护差、子女上学难、社会保障程度低等诸多问题。据我们统计局调查，2011年，外出从业的农民工中有56.2%的人没有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雇主或单位给农民工交纳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13.9%、23.6%、16.7%、8%和5.6%。在整体拆迁过程中，由于处置不当，或者制度和配套政策的不完善，补偿标准，集体资产和土地增值收益分开，就业安置、养老医疗保障等等成为最容易引发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导火线。
当前，中小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步伐，推动不同规模城镇体系形成各具特色，合理分工，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
一是加快推进中小城市的发展转型。城市发展转型的核心是从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转变成新型的科学发展模式。对中小城市而言，其发展转型应该更加注重特色和生态，走专业化、特色化、生态化的道路。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当前急需加强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
三是增强中小城市的吸纳能力。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机会，提高中小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产业向中小城市扩散，吸引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农村中小城市集中。为中小城市加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新办产业以小额信贷支持，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投资，政府在用地、水电气供应、办理手续、就业培训、技术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扶持。
四是注重提高城镇土地的利用效率。合理确定城市用地结构的比例，控制城市用地的价格，逐步增加城市生态用地的比例，严格执行城市工业用地招牌挂制度，不断提高工业用地的效率。
五是重视城市特色培育和品质的提升。注重培育城镇文化，塑造城市精神，增强品牌意识，把文化和精神融入到城市规划建设、景观建筑设计开发建设中，彰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提升城市的品质，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分工结构，大城市提升产业层次和中心功能，逐步向高端化服务业方向发展，中小城镇和小城镇走专精特深特色专业化道路，建立一个优势互补，合理分工，错位竞争，互动融合的城镇产业体系和发展格局。
第六，启动新一轮的设市工作。目前，中国已有一批建制镇的镇区人口规模超过20万，甚至50万人，镇区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的界限，但其规划和管理仍然沿用建制镇的体制，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建议尽快研究制定镇改市的设市标准。
我首先对今年的中小城市发展报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为了呼应今天的主题和各位领导的讲话，我就推进三化问题谈四点个人学术上的思考。
第一，所谓的新型工业化就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工业化，就是变单纯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为依靠科技进步，集约利用资源，循环利用可持续利用资源，提高资源效率的工业化，也是全民平等共享工业化成果的工业化，但是我国的工业化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其中，我们的重化工业阶段的发展无可逾越，重化工业的发展必然以较大规模的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所以，我国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可以、而且应该下降，但是我们的能源和资源消耗的总量仍将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我国每年数亿吨的钢、20亿吨的水泥、数十亿吨的标准煤的能源消耗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我们的生态环境也将面临一个较长时期的严重的压力。
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判定我国省、市、县工业化的水平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分工的因素。以省区、县市的二、三产业比重的高低来判断我们的工业化阶段没有实际意义。比如我们的二、三线城市的三产比重高于上海，我们的某些二、三线城市二产的比重高达70%以上，能够说这些城市已经越过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了吗？同理，一个区域真实的能耗效率是与其不同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密切相关的，即使是同类产品，同一种产业，它的生产能耗、效率也要受到其外部配套产品的强烈影响，进行横向的对比也要慎之又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所谓新兴的城市化就是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人为本，节约资源，优化美化环境，宜居、宜业、宜学，让人们生活更美好，城乡一体化，城乡居民平等共享我们的城市化成果。这个定义当然不会有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基本形势的判断和路径的选择不同，足以左右中国城市化的政策导向和我们城市化实现的成本。
其一，我国城市化的基本形势是超前还是滞后，如果是前者我们会得出抑制城市化政策的结论，如果是后者我们将得出加快城市化政策的依据。
第二，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的成本与收益，拥挤、污染、占地、公共安全等，这是城市化之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我们取得城市化效益必须支付的成本，当然如何减少成本支付，我们必须努力去做，但是如果我们对城市过度的恐惧，夸大城市病，它的副作用可能会造成因噎废食，走上逆城市化的道路。
其三，如何看待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到了转型的阶段了吗？现在我要问中国的城市化近十年来是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但是也确实存在着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占地问题，房价问题，拥挤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脏乱差问题，公共安全隐患问题，以及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缺陷等等这许多问题，但是我国城市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总体上我们是在提高还是在下降？在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土地的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是不是一种阶段性的正常的必然的现象？以阶段化城市化速度为条件向城市化质量转型，还是在积极稳妥的推进城市化的努力中去提高我们的城市化质量，这是两种思路，可能也对我们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这是我们的追求，但是我要说的是也要注重成本，也需要有条件。节约用地、集约用地是我们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价值趋向，但是城市用地集约度越高，我们用地越节约，空间资源也就越稀缺，保护环境的压力也就越大，而我们的环境质量要求越高，要求生态保护用地的比重也会越高，又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和提升未来的城市运行成本。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合理的度，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要求，赋予不同因素以不同的决策权重。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要说，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一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规律，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以农业为基础，这是方针，这是政策，具有阶段性，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第二，农业不具有社会物质财富的代际积累功能，农产品是有机物，不能长期储存，不能实现物质财富的代际偿还。农产品供给不足要捱饿，供给过剩也是浪费。所以，一个社会搞饭吃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的代际积累能力越弱，这个社会越穷。
第三，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可以扩大需求，但是我们的农产品大规模的进出口不是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而且我们要支付极高的机会成本。
第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就是用现代技术装备农业，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充分发挥农业对社会食品和工业原料的足量供给的功能和生态环境的保障功能。农业现代化要依赖于工业化提供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城镇化提供的市场支撑，农业现代化要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超前发展无益，也没有可能。所以，我们提出变藏粮于民为藏粮于利也就成为一个时期可以的选项。
我们推进三化与我们的宏观经济息息相关，刚才郑主任也就这个问题做了演讲。今年第二季度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出乎意料，我们可以归结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看来，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内部持续的宏观调控与美国金融危机和欧盟的债务危机的影响发生了共震效应。实际上我国多年来持续的以防过热，防通胀，防过剩，防投资率过高等为宏观调控主导方向，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着力解决的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并不相符，它不仅削弱了我国应有的抗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也压缩了我们内部自我调整的空间。
尽管如此，我国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面还没有改变，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还没有过去，它的基本依据就是我们强大的国内的内部需求。这里的内部需求一是13亿人口的生活消费升级的需求。二是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投资需求。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两者是互补互促，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涨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的理论观点。
生活消费水平的升级离不开必备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物质基础，学校、医院、幼儿园、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的建筑投资，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住房投资，旧城改造投资，这都是我们提升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它与过热没有关系。同样，我们生产消费品制造业的投资和服务业设施建设的投资这也是我们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的一个物质保障，我们现在缺，而不是过剩。所以，我们外汇顺差是暂时的借给外国人的消费，我们今天的投资是为了明天更好的消费，我们的公共资产投资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或者占GDP一个较高的比例，具有阶段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看看我们的城市化，中国现在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是30万亿，其中有20万亿投资在我们的城市，我国的城市建筑区面积每年扩大近两千平方公里，经济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配套我们每年投资就需要3-4万亿。
再看看十二五期间，我们的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150万亿。这是最大的国内内需，也是我们转变增长方式的主阵地。同样，我们2011年中国城市一手房的销售额是6万亿，二手房的交易额是3万亿，加起来9万亿。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将达到35万亿之多，房地产是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的第一结合点，我们要调整思路，深化改革，理顺我们的价格体系和社会分配体系，我国的经济前景是一片光明，我一直是乐观派。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