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9日，以“并购纾困助力双循环”为主题的德胜门大讲堂暨第十七届中国并购年会在全国工商联隆重举行。本届年会由全国工商联主办，全联并购公会承办，中国工商银行主协办，尚融资本、浦发银行、中企华、太一云、京链传媒协办。年会采取线下线上同时举办的形式，通过中国网、中华工商时报、新浪财经、网易财经、腾讯财经、凤凰网、湖北广电长江云、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全国多家主流媒体展开直播，当天全平台观看人次突破350万。
在演讲环节，全联并购公会党委书记、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以《“双循环”与股权投资》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与会嘉宾和同仁，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以“双循环”和股权投资为题，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首先是关于“双循环”提出的背景和具体实施的构想。
过去一段时间外部环境发生的大变化，导致中央做出外部环境的恶化可能是一种长期现象的判断，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以及由此导致的扩散性效应，以及去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后，部分国家政府出现的责任“甩锅”现象。部分国家疫情蔓延损失巨大，中国毫无疑问是他们最理想的“甩锅”对象。美国在与中国激烈博弈的同时，还想拉着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对抗中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在一些国家有所蔓延，而且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还会进一步发展。
从美国近期的举动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产业、科技、教育、贸易、人文交流等多方面对中国采取遏制性举措，似乎还看不到底线。同时还在拉拢或影响其他国家响应他们的行为，虽然得不到全面响应，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不同领域有所跟进。
这些行为毫无疑问会从需求和供给两端挤压我们的发展空间，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的战略决断。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看，中国过去的发展实际上一直也都是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种格局。现在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强调今后可能要更多地以国内循环为主，这种倾向应该是明显的。
最近看到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要实行国内大循环战略。我个人是比较反对这种提法的，因为中国不具备实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本钱。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不足不支持中国实行国内大循环战略。比如说中国70%多的原油要依靠进口，铁矿石的80%多要进口，农产品进口实际上也是在间接进口国外的土地资源。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去谋求国内大循环，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对上述局限性，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们，包括做企业的企业家，心里应该要十分清楚。从政府的角度，依然要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维护一个友好的可预见的外部环境和必要的制度保障，这是政府的职责。
眼前，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防止把中美争执演变成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争执，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虽然在和美国进行战略博弈和斗争，但是我们说话做事还要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改善或恢复正常留有余地，毕竟中美关系坏下去对中美都是不利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到底应该怎么准确理解以国内循环为主？有的人说主要是要扩大内需，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内需。我觉得有点道理。因为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我相信未来中国一部分外需可能会因此损失掉。在外需损失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增长不出现大的波动，当然毫无疑问要进一步扩大内需。
但我个人觉得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供给侧，而不真正在需求侧，我不认为我们的内需是不足的。我们过去总说内需不足或者是消费需求不足，总是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进行国际比较，并以此证明我们内需比重太低了。但这种比较有个重大缺陷，因为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在GDP中的占比是此消彼涨的，外需特别好的时候，内需的比重相对就是低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内需增长就是不足的。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部环境改善使中国出口在外资推动下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超高速增长，持续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那段时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者内需占GDP的比重，跟别的国家比确实是偏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需是不足的，因为如果用时间序列来看，中国在那段时间内需增长的速度和任何一个国家比都快于别的国家，只不过外需增长的速度更快而已。
我们再来看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关系时，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投资需求增长特别快的时候，消费在内需中的比例也是偏低的。但用时间序列来衡量，消费在那一段时间的增速与任何一个国家比都是快于他们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用结构数据来看问题，还要用时间序列的增速来看问题。
刚才杨伟民主任介绍从2011年开始，我国消费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在逐步加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国投资需求的增速慢下来了。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已经慢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所以在GDP构成里，我们看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变大了，这是因为投资的增速下来。我国投资增速最高的时候到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几，现在投资增速掉到只有6%左右，已经低于消费增速。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内循环为主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在需求侧做文章，要扩大消费需求是有难度的，钱在老百姓的口袋里，个人消费多少不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只好拼命去搞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民营企不会无原则响应政府的号召增加投资，如果收益不好不会增加投资。如果政府着力扩大投资，最后会导致我们的债务杠杆率不断提高，最终会导致债务陷阱，也可以叫“扩大内需陷阱”。
其实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放在供给侧。我国在消费升级过程中，供给侧面临能力不足、管制过多等问题，供给侧不能很好地响应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需要，导致国内很多需求得不到实现。部分需求甚至不得不外溢到别的国家去得到满足。
因此，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在需求端，而是在供给端。比如说现在美国在针对中国部分领域实施高技术产品断供，如果我国的供给侧不能替代的话，这部分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这实际上不是需求端的问题，而是供给端的问题。所以，我理解以国内循环为主，工作重点更多应该是提高供给侧的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
如果今后我们真的面临大范围外部先进技术封锁且不断加剧，中国可能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更广泛的进口替代战略，我们别无选择。
供给侧到底应该做什么事呢？核心实际上是供给侧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促进创新创业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哪些领域会是创新创业的重点呢？大致可以判断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数字经济，因为数字技术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会不断提高，呈现出宽领域应用的持续高成长性。第二是绿色经济，因为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和需要也越来越大，需要大范围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第三是健康经济，就是与人的生命延长、生存质量相关的医疗健康产业。第四是制造业基础，这是制造业的根基，绝不是数字化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三个短板，一是基础材料，二是基础工艺，三是基础零部件，这三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制造业要达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非常难的。
而做好这些事，政府和企业要有很好的分工和配合，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用于基础研究或是一些风险特别高的企业研发活动的扶持。
我们现在一年的研发经费已经很多了，加起来比欧盟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不够的，我们所有研发投入中政府占比只有20%左右，美国研发投入中政府占比是30%，我们和美国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10个百分点的差距，基本上反应了两国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的差距。
目前政府花了很多钱去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有用吗？我觉得会有作用，但也有副作用。一是政府投入有局限性，二是导致价格和供求扭曲。我们看到在一些政府支持的领域，有明显的估值泡沫，这种估值泡沫最终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投资损失。股权还是应该更多由市场机构去选择并决策。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政府设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或者去支持企业的发展，是WTO反补贴协议规则下的一种补贴行为，早晚会引起我们的贸易对象国特别像美国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关注。如果中国今后还想基于多边贸易自由体系参与全球化，我们必须关注自己的一些行为所带来的可能影响。
既然应该更好地发挥市场化的股权投资基金的作用，政府就应该营造更好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环境，包括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完善对一些金融企业的考核制度，让更多长期性资金能够作为股权基金的出资人。现在我们的钱基本上都在体制内，但体制内的很多机构在出资作为股权基金LP时还面临各种各样的规则限制而且规则经常变化。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并不合理，应该进行改进甚至改革。
此外，还要构建多层便利的股权交易市场环境，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出于产业链优化的并购，包括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项目的退出，搭建一个更加高效的平台和退出通道。
最后，要推动适度监管为理念推动监管制度改革，推动供给侧各领域管制的放松，减少股权投资面临的不确定的风险。做股权投资投的是未来，最担心的是那些不确定性风险。投资者最担心的不确定性不是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最怕的是政策和监管规则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这在中国是特别普遍的现象。
因此，我觉得一个更市场化、更法治化、更透明化的制度环境，实际上对供给侧能力的提高，对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更好发挥作用，推动供给侧创新和供给能力的提高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是双循环格局下应有的政策含义。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