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刚才提到在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助于优化首都的功能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综合试点能发挥什么作用，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安排？谢谢。
李成钢:
谢谢你的提问。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视察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时候对北京市相关工作作出了重要的指示，我们正在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我理解，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是培育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向改革创新要动力，要集聚和利用高端创新资源，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今年获批准的《全面推进方案》，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提出了建设国际科技合作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拓宽创新融资渠道，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培育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将促进京津冀地区改革创新。
二是优化空间格局。《全面推进方案》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重要指示，落实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等主导功能，对接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疏解。同时，面向雄安新区提出了口岸通关、人员过境、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打造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三是推进产业协作。《全面推进方案》结合京津冀产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探索产业链引资合作模式，支持新设银行分支机构，开展保税维修业务、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交叉设点、企业信用信息共享等多项措施。这对于三地的协同发展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谢谢。
总台央广记者:
金融业是当前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我注意到这次北京新一轮试点中包括金融方面的内容，尤其提到要强化金融管理中心和金融街的功能，能否请您具体介绍下一步会有哪些重要举措会出台？另外，北京在金融开放方面的特点有哪些？谢谢。
殷勇:
谢谢你的问题。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总体布局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4月份，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布了我国在扩大开放方面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金融业是开放的重点领域。
过去一年来，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开放的新措施，外资金融机构加快在北京和中国布局，金融业对外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北京是我们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众多大型金融机构的所在地，是国家的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业占北京的经济比重也很大，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北京也是中国金融业开放最早的城市，改革开放初期第一家外国的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就落在北京。因此，金融业开放是我们服务业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一轮开放方案里177项具体措施目标当中金融业大概占了47项，也就是超过了1/4的比重。
围绕着金融业的开放，我们从四个方面深化开放的布局：
第一，围绕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在这个方面我们根据国家金融业开放的总体安排，保险行业、资产管理行业、证券行业外资持股比例今年能达到51%，两年以后就全部取消股比的上限。因此，落实国家的政策，积极对接国际金融机构在北京布局，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包括证券机构、评级机构、征信机构、资产管理机构、保险机构以及银行等各种业态的金融机构都在北京进行布局和落地。
第二，加强金融业务的对外开放。新一轮举措出台了很多措施，比如我们支持跨国公司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的运营管理，我们支持符合条件的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获得结售汇业务的资格，开展外汇即期和衍生品的交易，我们支持符合条件的财务公司开展买方信贷和延伸产业链金融的服务等一些举措。
第三，深化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们支持符合条件的在京机构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点（QDLP），目前我们正在跟国家监管部门积极对接，我们将QD（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人民币合格机构境内投资者）这样的一些业务资格的申请主体的范围扩大至境内外机构在北京市发起设立的投资管理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都可以申请。我们支持符合条件的基金产品参与内地与香港基金产品的互认，我们支持北京的新三板，我们的私募股权转让的场所，我们的股权交易的场所，也就是四板和五板更多的对接国际，引入国际的投资者。
第四，深化北京市金融区域的优化布局。西城区主要是着力服务好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职能，聚焦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风险管理、金融监管，探索“沙盒机制”，发展金融科技，承接国家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任务；海淀区是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园区的所在地，是我们金融科技的一个主区，它主要是着力发展科技金融；东城和朝阳着力打造的是国际金融开放的前沿区，聚集国际金融机构；我们在丰台建设丽泽金融商务区，它会承接金融街一些金融企业的外溢，着力打造新型金融功能区；还有在北京石景山的国家级银行保险产业园；还有在房山的金融安全小镇和基金小镇；还有在顺义区的产业金融和离岸金融。
应该说当前是我国金融业开放的重大机遇期，也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好时机。通过新一轮的服务业扩大开放，北京将能够更好地发挥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作用，为全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探索有益的经验。我们也出台了促进金融业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支持的措施，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扩大在北京的投资。谢谢大家。
第一财经记者:
随着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的试点，像苹果、特斯拉、默沙东这些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先后落地北京，想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有没有更多的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计划落地北京的情况。另外，随着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落地，对于北京经济质量的提升、发展质量的提升有何助益？
殷勇:
谢谢你的问题。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在科技创新研发方面的确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比如人才优势，中国最好的大学学科有一半左右都在北京，最突出的专家学者、海外的归国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绝大多数也在北京聚集，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数量接近30万人，包括国家一些重点实验室绝大多数也都在北京布局，因此我们具有很好的科研创新的人才和资源优势。
第二个方面，北京市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北京市过去几年科研方面的投入占本地GDP的比重一直都接近6%，这个水平比全国大概1.7%到1.8%的水平明显高出很多。同时我们比世界上发达国家，大部分3%到4%的科研投入的强度还要大。因此，这样一种大强度的投入也使得北京市的科研能力不断提升。去年年底，英国的《自然》杂志又公布了它对全球500个城市科技科研产出能力的指数排名，北京连续蝉联全球第一位。
第三个方面，我们在支持企业研发、科技创新方面有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在这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里，对用于测试的汽车将临时进口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现在随着5G和网联汽车，测试是很重要的环节，6个月的时间显然过短，我们延长到两年以后就能够满足很多企业的测试需求。比如说在生物医药的材料方面，因为它比较复杂，有时候对时效要求比较高，我们专门建立了“一站式”服务的机制，大大地减少了时间，也降低了成本。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支持研发科技创新的人才服务政策，比如在上一轮向公安部门争取了30多项外籍人才出入境管理改革政策。同时我们在北京还推出了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政策。这样的一系列措施，也使得北京的科技人才优势、资源优势能够更好地发挥。
刚才你提到包括苹果、特斯拉、默沙东都在北京成立了研发中心，实际上在北京的研发中心数量比这个要多得多。北京市是全球500强企业聚集最密集的城市，全球大概14%的500强企业的总部都在北京，外国的500强70%以上都在北京设有机构，其中很多都是研发机构。这些研发机构能给北京带来什么？我觉得至少带来四个方面的益处。第一个是带来创新人才的聚集，第二个是带来创新资本的聚集，第三个是带来创新技术的聚集，第四个是构建了创新的网络。创新是我们产业链的开端，有了这样一些创新的资源，后续包括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在北京的发展，在京津冀的发展，在全国的发展就会有一个更扎实的基础。所以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是我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企业把研发中心设在北京。谢谢。
光明日报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李部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请问李部助，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和安排？谢谢。
李成钢:
谢谢你的问题。推动制度型开放是中央的明确要求，是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的客观需要，也是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重要内容。当代服务业发展具有无边界的特点，开放领域正从传统的关税、通关这些边境措施向知识产权、竞争法规等边境内措施拓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要发挥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就应当加强制度型开放。同时，从北京市服务业自身的特点看，体量较大，与国内外市场的关联度较高，创业创新需求较为旺盛。未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新的制度优势作为保障。
实际上，从2015年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开始实施起，国务院就明确要求健全具有中国特色、首都特点、时代特征的体制机制，为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贡献。三年多的试点实践，共实施了226项试点任务，其中制度创新的内容占80%左右，印发各地借鉴推广的两批最佳实践案例也都属于体制机制改革的范畴。这次国务院批复的《全面推进方案》在制度型开放方面作出了更多更深入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加快推进服务标准、市场规则等制度规范与国际接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二是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改进政务服务，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
三是更加注重法治保障。建立健全投资权益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建设，打造法律服务、商事仲裁、责任投资管理服务等配套支撑平台。
此外，方案中口岸建设、专业服务、外贸新业态、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也都与制度型的开放密切相关。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
新一轮方案是继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之后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实施的又一项重要的开放改革政策文件，其中外商投资是一项主要内容。请问针对外资、外企、外国人才，新一轮方案提出了哪些开放和改革的举措，预期会有什么效果？谢谢。
殷勇:
谢谢你的提问。你提了三个方面，关于外资、关于外企，还有关于外国人才。
第一个方面关于外资。应该说我们新一轮的试点方案对外资准入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一些先行先试的举措在北京率先落地。服务业扩大试点基本的逻辑是这样，首先，北京要可以执行全国版的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其次，在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方案里，国务院批准北京可以先行先试自贸区版的服务业开放举措。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立足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进一步探索服务业开放的准入。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服务业扩大开放里北京是实行更精简的负面清单。
刚刚批准的新一轮方案，我们在信息、科技、金融、商务、文化娱乐、卫生、社会等六个领域推出了14项开放的新举措，其中有超过4成的开放举措只是在北京市实施。比如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主体资格扩大至境内外机构在北京市发起设立的投资管理机构；比如允许京津冀范围内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这里面我做一个解释，医疗器械注册人的试点政策，过去是注册和生产必须是一体，这次试点政策里把注册和生产分开了，生产的环节可以在京津冀区域里进行布局；比如在聘请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的试点当中，我们降低了在中国境外从事律师职业不得少于三年的资质要求，更加有利于外国律师到中国来提供法律顾问服务；比如对于外资捐资举办非盈利性养老机构，我们放宽了它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准入，我们取消了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的一些限制。这些措施都会使得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门槛更低、限制更少、范围更大。
第二个方面关于外企。对于外企，我们要提供更加便利化、国际化的服务。新的试点进一步探索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全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在商事登记、融资环境、通关便利、税收服务、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产业协同、监管服务方面，我们要优化流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的能力。
第三个方面关于人才。我们优化人才发展的环境，主要是便利人才引进，加强对人才的保障和服务。在新的试点方案里也有不少新举措，比如我们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外籍人才出入境十条新政拓宽到全北京市域。再比如我们对服务业扩大开放重点企业聘用的“高精尖缺”外国人才，经过主管部门认定以后可以按照外国人才（A类）享受工作许可、人才签证等证件的办理和社会保障等便利措施和绿色通道服务。还有我们推动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社会化应用在北京全面落实。我们还要加快朝阳望京、中关村大街、未来科学城和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等区域的国际人才社区建设，提供高品质、国际化的教育、医疗、文化、休闲等配套服务，我们还要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实行“一窗受理，一并发证”这样服务外国人才的新模式。
通过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方案实施，我们会进一步优化北京市开放型经济营商环境，服务好外资、外企和外国人才。谢谢。
深圳卫视记者:
深圳也非常关注北京新一轮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我们也看到北京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同时深圳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彼此之间对于开放型经济都有共鸣的地方。所以我想请问二位负责人，给我们分析一下北京这次是主动的先行先试，同时也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对于深圳乃至其他的国内一线城市来讲会有哪些具体示范和启示性意义？谢谢。
殷勇:
为什么要在北京市实行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刚才李部助也作了重要阐述，我也可以作一点补充。大家知道，服务业扩大开放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优化国家经济产业发展布局。从全球来看，全球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大概是70%左右，发达国家能够达到75%，到去年年底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52%。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跟发达国家比，我们至少还有20多个百分点的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今年面临不确定的外部形势我国提出了“六稳”的要求，其中首要的是稳就业。我们知道服务业是吸纳就业最大的领域，在全球来看也是这样，全球大概50%的就业人口是在服务业领域，我们中国这个比例大概是45%，发达国家是75%，也就是75%左右的就业人口是在服务业领域。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我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一个方面是国家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在快速提升，但目前还存在不足。我们国家服务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大概是15%左右，全球的比重大概是1/4，25%左右，所以我们服务贸易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还比较大，去年是将近1.9万亿人民币，大概占了货物贸易顺差的70%多，也就是说70%的货物贸易顺差被服务贸易的逆差吃掉了。因此提高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要继续大力发展服务业。
为什么选择北京呢？因为北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81%，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了将近30个百分点，比深圳也要高很多，因为深圳制造业比重会更大一点。北京的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1/5左右。因此应该说北京的经济结构是引领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国家选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我想通过北京的试点，集中在全市域和服务领域推动开放改革，一定能够为包括深圳在内的有关城市发展服务业探索一些有益的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应该说北京的服务业开放和深圳的开放探索包括自贸区、大湾区的建设，是一种互补互鉴的关系，共同服务于整体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安排。我就回答这么多，谢谢。
李成钢:
大家都知道，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它既涉及到准入门槛的降低，更涉及到环境的打造、制度的创新、服务的加强等多个方面。所以北京作为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城市，中央政府层面主要关注试点开拓创新经验的复制推广。试点三年多以来，经过第三方评估，北京市的试点形成了68项开放创新成果。其中体制机制创新23项，业态创新14项，做法创新31项，涉及到商事制度改革、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产业发展、区域合作等广泛领域。应该说，这些经验给国内相关领域的工作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就北京市的试点推出了两批9个最佳实践案例，印发各地借鉴推广。具体内容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全周期的管理、国际引才引智的直通车，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建设等等。我想这些就是北京市试点对区域乃至全国示范作用的一种体现，大家可以更多地关注和借鉴。谢谢。
胡凯红:
最后一个提问。
北京电视台记者:
在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当中会有哪些新的服务业业态会落户北京？谢谢。
殷勇:
谢谢你的问题。新的一轮服务业开放我们会对标国际的先进规则，按照更精简的负面清单制度为引领，统筹对内对外开放，实行“产业开放+园区开放”的模式，以一流的营商环境作为开放的软实力，从这五个方面推进新的服务业业态的聚集和发展。相比上一轮试点，这次我们还有不少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拓展。比如在6个领域14个方面推出的开放举措，都会有相应服务业业态落地。现在外商可以设立独资的飞机维修公司，可以在中关村地区设立独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以独资开展包括存储转发类业务、国内多方通讯服务业务、互联网介入服务业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认证机构资质的业务经历要求，它对中国投资更便利了。过去我们允许合资旅行社从事出境游服务，新一轮我们把它扩大到外商独资旅行社也可以服务中国游客，开展出境游业务。我们降低了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的一些资质要求。以上这些政策，目前已经有不少的项目储备，等到国家的法规相应调整以后，这些项目就可以加快落地。
此外，我们还在七个方面加强推动具体的项目实施，包括科技、互联网信息、金融、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养老、专业服务。比如在科技领域，我们主要是要加速全球创新资源在北京的集聚；在互联网信息领域，我们主要是培育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在金融领域，我们要强化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刚才我作了一些介绍；在教育领域，我们要丰富国际的教育资源；在文化旅游领域，我们要完善产业开放的政策体系；在医疗养老领域，我们是要引入国际的资本，激活民间的资本，扩大高质量的医疗供给服务；在专业服务领域，我们降低门槛，推动资质互认，补齐发展的短板，构建全球化的服务网络。
我想随着这些项目滚动推进，将来更新的业态一定会更多地呈现在北京市的经济和社会服务当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