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放弃了地震预报研究，我们将注定被后人唾弃
——专访中国地震局局长郑国光
从中国气象局局长调任中国地震局局长，郑国光的这个职务调整被业内人士戏称为从“管天”到“管地”的转变。
从中学时期做气象哨哨长时开始，到后来专业从事气象科研工作，再到成为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做了43年气象工作。他称自己是一名被“科普”出来的气象工作者。
而从2016年12月就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开始，57岁的郑国光又面临被“科普”的过程。上任伊始，他就找了一套系统的防震减灾科普材料放于案桌，他的办公室也增加了一些体现防震减灾文化的元素。
郑国光在聚焦防震减灾主责主业的同时，也把加强地震科普作为他履新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他看来，防震减灾既要靠科技硬实力，也要靠一些“软”工程，科普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加强同外界尤其是公众的沟通，提升全社会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能力。
“要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提高防震减灾能力。”3月8日，郑国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地震预报准确性比天气预报低得多
中国新闻周刊：对你来说，“管天”和“管地”，哪个更难一点？
郑国光：从“管天”到“管地”，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挑战也很多。
以1966年邢台地震为起点，我国进入大规模地震监测预报探索和实践阶段。中国地震局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也是地震预测预报和相关科学研究，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增加了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两大任务，形成了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地震监测预报和气象监测预报的业务是相似的，主要是监测数据、数据诊断、数据加工，最后对趋势进行预测。相比气象局，地震局还有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这使得地震局的工作跨度更大，工作内容更加丰富。
对于地震灾害预防工作，气象局主要提供监测预报服务，灾害预防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为什么地震局要做预防工作呢？我国是多地震国家，平均每年发生3.8次6级以上地震，地震预测预报又太难，加之工程防御专业性强，需要有针对性的科研攻关；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和人口高度集中，破坏性地震造成的损失将成指数倍增，为有效减轻地震灾害风险，我们必须加强灾害预防工作。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破坏性地震的救援更加困难，地震局又担负起了专业救援的相关职责。地震局的大门口还挂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牌子。救援这项职能也是气象局没有的，即使是人工干预天气，也主要是提供科研支撑，具体执行在各级政府。但地震救灾方面，包括现场救援、评估损失、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是地震局负责或参与的。
总的来说，地震局的工作跨度大，我从中国气象局长调任中国地震局长感觉压力很大，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公众也能通过不同的媒介看到地震预报，或者在气象预报的内容里，也加一项关于地震预报的内容，就像后来气象预报里增加的PM2.5指数一样？
郑国光：目前地震预测水平还不高，但对社会影响大。地震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我们能对某些地区、某种类型的地震做出一定程度乃至比较成功的预测预报，但短期预报的准确性还很低，还处于经验性预报阶段。气象越临近越好预报，地震越临近越难预报。地震短期预报尤其是临震预报与天气预报相比，准确性要低很多。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科学难题，这是客观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地震预报工作的探索没有价值。艾滋病、癌症目前都是不治之症，但人类从没有放弃医学上的探索。我们不能以地震预报难为挡箭牌，放弃在科学探索上的努力。曾经人工影响、控制天气的工作效果不好，觉得不可行。但经过多年攻关，目前人工影响天气成功的例子很多，近些年重大活动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比较成功。
明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我们将系统总结在地震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急救援、灾后重建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强科研交流，促进我国防震减灾工作再上水平。
具体来说，一是实现交互式的现代地震预报业务，提高数据服务能力，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和社会、政府需求的互动，全方位满足服务需求；二是结合社会发展和社会关注度，调整地震会商的类型、范围、频次、时段等，提高会商质量与效益；三是加强开放合作，汇聚智慧力量，广泛吸收系统内外专家参与地震会商，加强对外学习交流；四是增强主动服务的意识，进一步细化会商机制改革方案，落实震情监视的重要责任，强化特殊时段震情保障，不断提高地震预报的整体能力。
我们必须强化责任，不断研究地震发生规律，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放弃了地震科研和地震预报的探索努力，我们将注定在中国地震史上留下骂名，被后人唾弃。我相信未来随着地震科技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够掌握地震发生规律，实现精准的地震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