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农民田应荣在蘑菇大棚劳作。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9月19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正在建设中的一处安置点。
9月20日，田迪回到洒雨镇竜金村的老房子。田迪今年25岁，家里的老房子比他还“老”。
9月20日，田迪在位于安龙县城新区的新家。
今天是田家人进城的第292天。
2016年12月22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洒雨镇竜金村的田家人收拾行囊，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举家搬进了县城的新居。一辆电动三轮车就装下了全部家当，田家的儿子田迪回忆，“几样锅碗瓢盆，两张小桌子，还有就是铺盖卷了”。
搬家时虽已入冬，田家人却都觉得心里“火热火热的”。新生活早已做好准备迎接他们，脚下这条4.5米宽的平整公路，两年前还是条蜿蜒狭窄的“泥巴路”，进趟县城得走上近4个小时，而今时间缩短到四分之一。新生活还包括县城里的新房子、四个蘑菇种植大棚，“都不用花钱”。
2016年，贵州易地扶贫搬迁首战告捷，对45万农村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建成562个安置点，劳动力培训9万余人次，户均实现就业1.54人。
田家人正是这45万人中的一分子。安龙县2016年正式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涉及八千余户、三万多名搬迁群众；而在“十三五”期间，贵州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共涉及162.5万人。一位当地干部称，这是贵州省“史上最大的迁移活动”。
“挪穷窝，奔富路”，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计划规划处处长徐元刚说，贵州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当头炮”和重中之重，“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
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头之日
2016年秋天，易地扶贫搬迁的消息传来时，田家第一批报了名。
田家的儿子田迪今年25岁，家里的房子岁数比他还大。山里打下来的石头砌墙，土窑烧出来的瓦片搭顶，山间飘来一朵云，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没有玻璃，窗上钉着稀疏的木片，一枚灯泡孤零零地对抗满屋子的黑暗。这些年好歹换上了木头门，田迪小的时候，门都是竹条编的。
搬迁之前，家里挣钱的营生只有种地。五六亩薄田瘦地种上水稻和玉米，逢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能挣下两千来块钱。要是赶上干旱、冰雹，粮食可能还不够自家吃。
田迪的父亲田应荣没读过几年书，但他自认为是个思维开阔有远见的人，说话喜用成语，“大山里山高水远、山穷水尽”，“我们长年累月搞原始生产，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头之日”。
去年秋天，当乡镇干部告诉他，可以不花钱就在县城分到新房时，田应荣心里活泛了。等他坐着乡镇的大巴车到新房参观一圈回来，就已暗自拿定了主意。
拿定主意的还有同村另一家贫困户穆天明。穆天明今年63岁了，耳朵有点背。他幼时家贫，来到洒雨镇当了个不掏彩礼钱的上门女婿，先后两任妻子共给他生了两儿一女，女儿右脚有点残疾。穆天明农闲时打打零工，还有些帮厨的手艺，但一年到头还是要欠下许多债。
穆家的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几乎没有家具，穆天明佝偻着往屋中间的小凳上一坐，几乎要在阴影中消失掉了。
他家的房子也是村里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后，道路的尽头，再无可走之路。穆天明决定响应搬迁，是被儿子的一句话刺激了。去年，正在贵州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后绝不在这里住了，自行车都骑不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