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科研“最后一公里”
在浙江主政地方时，陈一新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在武汉，他在民营经济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
新民营经济以“新四军”为主体，即新近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陈一新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现在武汉‘新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全是大学生、高知，他的资本不是像过去要靠自己一块钱一块钱地积累、原生态地完成，现在资本的积累是众筹的。”
在武汉，民企融资难一直是个顽疾。据媒体公开报道，2016年，联思普瑞(武汉)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罗畅在处理100万台神目智能摄像头的海外订单时，遇到了资金困难，但金融机构认为他的海外订单不属于国内常见的法律文书，迟迟没有发放贷款。罗畅说，和沿海城市相比，武汉金融机构的外向性和开放度都亟待提升。
武汉市委统战部经济处处长万良贵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五”时期，国家出于战略原因，一批“武字头”重工业企业在汉投建。当时闻名全国的有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大型国企。从1959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的工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位居全国城市第四位。
这些大型国企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武汉经济的发展，但也垄断了人才、技术、资金和市场等核心资源，使武汉的民企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城市。
一方面是传统国企不愿意被民企抢夺资源，另一方面是有些领导干部对民企也心存顾虑，不敢对其开放相关的民生领域，还会人为地设置很多障碍。
“就是在面子上给你一点，在形式上给你一点，让你闻到一点香，或者吃一点点面包屑，但是真正能从市场经济主体进入的民企很少。”武汉市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营企业在多地遇到的“弹簧门”“旋转门”“玻璃门”，在武汉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武汉，这种国企思维可见于社会治理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武汉市工商联副主席刘珍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建议，新民营经济发展要想破题，需要领导干部首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既加强管理监督，又树立服务意识。
武汉市科技局副局长赵峰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武汉的科教资源虽然丰富，但很多高校是部属院校，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科研也并非围绕武汉的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进行，不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
另外，武汉的民营经济发展较缓，活跃度不够，企业的承接能力也相对较弱。
在企业和高校院所之间，科技局主要扮演“推手”的角色——每年会梳理高校的各项科研成果，向企业进行推介；也会先去企业征集技术需求，与高校对接。
8月14日，武汉在全国首创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局。与招才局类似，该局“虚拟机构、实体运作”，挂靠市科技局，工作人员从市科技局现有职能处室及局属事业单位中调整，专门负责在汉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转化，承担统筹协调、服务对接和监督落实工作，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
当天，武汉市科技成果转化局组建院士专家顾问团，李德仁、陈焕春、叶朝辉、余少华和姜德生等五位院士获聘。
该市提出一个目标，力争5年内在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占比达到80%，着力打通在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赵峰坦言，这个目标很难实现。目前，武汉50%以上的科技成果在外地转化。如果从数量上来统计，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占比只有40%左右；如果从额度上计算，仅有27%，离80% 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陈一新在科技成果转化局成立大会上指出，不论是吸引大学生、校友、海归三类人才留汉回汉来汉，还是鼓励20多万现有教学科研人员投身创新创业；不论是集聚产业核心龙头项目，还是孵化培育“四新”经济——关键都取决于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转化。
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局，正是针对当前现状的“破题之举”。他说：“这一切入点很小，但着眼点很大。”
(实习生袁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