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建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按照试点方案要求，试点地区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有效解决行政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等问题，实现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广义政府”的转变。
集中力量抓好转隶，完成三级监委组建。3省(市)把转隶作为推进试点工作的关键，坚持高标准，逐个审核转隶人员档案，严把政治关、严格资格条件，对不适合到纪委、监委工作的不予转隶。按照时间服从质量的原则，扎实做好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成熟一个组建一个，防止“一刀切”。截至2017年4月27日，试点地区全面完成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和转隶工作，北京市共划转编制971名，实际转隶768人；山西省共划转编制2224名，实际转隶1884人；浙江省共划转编制1889名，实际转隶1645人。
全面覆盖公职人员，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为实现对本地区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试点地区将监察对象扩展到试点方案确定的六大类，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深化探索。山西省将原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行贿受贿、失职渎职以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职务侵占等罪名调整为监委管辖；浙江省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委派到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监察范围。
适应监督全覆盖要求，将监察职能向派驻机构和乡镇一级拓展。在各级监委全部组建的基础上，3省(市)根据本地实际和工作需要，将派驻纪检组更名为派驻纪检监察组，授予部分监察职能，实现监察职能的横向延伸。改革后，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分别为40个、35个、35个。探索授予乡镇纪检干部必要的监察权限，推动国家监察向基层延伸。山西省选择朔州市平鲁区、临汾市安泽县，通过县级监委赋予乡镇纪检干部监察员的职责和权限，协助乡镇党委开展监察工作。
(四)实现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机构、职能和人员全面融合。试点地区实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对党委全面负责，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监察委员会不设党组，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同级纪委书记、副书记兼任，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聚焦中心任务，科学设置机构。按照试点方案要求，试点地区纪委、监委共同设立内设机构，在力量配备上向监督执纪一线倾斜。北京市纪委、监委设立29个内设机构，监督执纪部门的机构数、编制数占总数的79%和74%；山西省纪委、监委设立21个内设机构，监督执纪部门的机构数、编制数占总数的76.2%和74.6%；浙江省纪委、监委设立25个内设机构，监督执纪部门的机构数、编制数占总数的76%和77.6%。
把握动态平衡，做好过渡期衔接。为保持工作连续性，试点地区都设置了改革过渡期，抓好各项政策和工作衔接，检察院对有关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进行全面梳理，列出详细清单，转隶后移交监察委员会；以领导关系转隶为时间节点，按照“老事老办法、新事新办法”的原则，转隶前检察院反贪、反渎部门已立案、尚未办结的按原有程序办理，转隶后新立案调查的按监委相关规定办理。
加强思想引领，促进干部队伍有机融合。针对纪检干部和转隶人员的工作特点，试点地区纪委、监委对转隶人员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对原有人员加强宪法法律知识培训，补齐短板、发挥优势，有效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将转隶人员与现有人员融合编制，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同每名转隶人员谈心谈话，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转隶人员政治认同和归属感，把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好传统、好作风融合在一起、传承下去。北京市坚持机构组建与支部组建同步推进，发挥党建统领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忠诚干净担当要求。山西省三级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逐一同转隶人员面对面谈心谈话，班子成员入户家访2807次，全省1.8万名纪检监察干部实现集中培训全覆盖。浙江省采取集中学习、专题研讨等多种方式进行业务培训，有效推动理念和工作融合。
(五)实践运用调查权、发挥留置威慑力，充分行使监委职责权限。3省(市)各级监委认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探索运用调查手段，严格规范权力行使，确保惩治腐败力度不减。
全要素试用调查措施，有效发挥职能作用。按照能试尽试原则，试点地区监委在调查职务违法犯罪过程中充分运用12项调查措施和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今年1至8月，3省(市)已累计开具各类调查措施文书53448份，采取技术调查措施16批次，限制出境179批次633人。通过12项调查措施的运用，监委履职有力有效，保持了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今年1至8月，北京市处置问题线索6766件，同比上升29.7%；立案1840件，同比上升0.7%；处分1789人，同比上升35.4%。山西省处置问题线索30587件，同比上升40.4%；立案11261件，同比上升26.4%；处分10557人，同比上升11.7%。浙江省处置问题线索25988件，同比上升91.5%；立案11000件，同比上升15.5%；处分9389人，同比上升16.1%。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分别追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2人、9人、10人。
规范行使监察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宽打窄用，严把决策审批关，试点地区针对不同调查措施设置不同审批程序，重要事项集体研究决定，相关材料全程留痕、存档备查。严格按照刑事诉讼证据标准调查取证，对调查措施的适用条件、执行方式、程序要求等作出细化规定，统一文书格式，采取调查措施进行重要取证工作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调查措施的使用更加严谨规范。用“政务处分”代替“政纪处分”，调整处分审批权限，依法对职务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作出处置。今年1至8月，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分别给予政务处分284人、1180人和951人。
全过程测试留置流程，增强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通过改革试点，试点地区均以留置取代“两规”，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法治难题，提升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能力。细化审批权限、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把纪委原“两规”场所、公安机关看守所作为留置场所，对留置折抵刑期、异地留置进行探索，做好留置案件调查与审理工作对接。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留置期间注重对被调查人的思想教育和政策讲解，促使被调查人主动认识错误、如实说明问题。强化被调查人权利保障，采取留置措施及时书面通知家属，限定留置期间讯问时间、时长，坚守安全底线。今年1至8月，3省(市)共留置183人，其中北京市留置43人、山西省留置42人、浙江省留置98人。
(六)探索执纪监督与执纪审查部门分设的内部监督机制。试点地区各级纪委、监委把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贯穿试点工作始终，创新体制机制，调整内部机构设置，实现案管、监督、调查、审理各环节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省、市两级实行执纪监督与执纪审查部门分设。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纪委、监委执纪监督部门分别为8个、8个、7个，执纪审查部门分别为8个、3个、6个。试点地区执纪监督部门与执纪审查部门均由不同副书记分管，执纪监督部门负责联系地区和单位的日常监督、不负责具体案件查办；执纪审查部门负责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初核和立案审查，不固定联系某一地区或者部门，一案一指定、一事一授权；充分发挥审理部门审核把关作用，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退回执纪审查部门补充证据或重新调查。
统筹整合监督力量。北京市理清执纪监督、派驻监督的工作关系和重点领域，加强与巡视巡察监督的工作联系，形成了横向拓展、纵向延伸、监督联动的工作体系。山西省探索建立与派驻机构、巡视巡察机构联动监督机制，做到监察全覆盖、常态化。浙江省在不改变派驻机构组织架构前提下，统筹调配执纪监督部门和派驻机构人员力量，打通监督渠道、形成监督合力。
完善内部纪法衔接。试点地区省、市两级纪委、监委执纪审查部门既审查违纪问题、又调查违法犯罪问题，对监督对象既涉嫌违纪又涉嫌违法的案件，执纪审查和执法调查同时启动、同步进行，严把事实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提高证据标准，使证据直接运用于司法审判，解决了长期以来纪律与法律衔接不畅的问题。北京市根据监察对象身份、案件性质的不同，分别采取同步立案、先执纪审查后依法调查、先监委依法调查后由其他纪检组织执纪审查等不同模式，做好执纪审查与依法调查的工作对接。浙江省分别设计纪检措施文书和监察措施文书、纪检立案程序和监察立案程序，明确以监委名义获取的证据可以用于认定违纪问题，使执纪审查与依法调查既相对分开又有序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