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赞
王赞副院长带领的创作小组成员有教授顾迎庆、花俊、黄骏，主要负责绘制80、90年代的英模形象。在构图上，他们采用了大弧度的构图方式。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以中心位置英模形象偏小、两边英模形象偏大的方式，以保证每一位英模形象都能够得到充分展示。并且也考虑以地域的不同将各位劳模放在不同的位子：以西北为代表的劳模形象被放置于画面的最右端，其背景便是西北的山川景象；以云南为代表的劳模形象被放置于画面的最左端，其背景就是云南植被茂盛的风貌。创作中间以敬礼的任长霞为首，绘制了劳模们坚守自己岗位的光辉形象。画作以敦煌、高铁、轮渡等景色为背景，暗示劳模们的日常工作环境，使观者能够一目了然。
王赞副院长在采访时提到，在创作的过程中，关键是怎样使用艺术家的笔墨语言，来表达他们所要绘制的题材。尽管此次合作的各位老师有工笔、工意笔，近当代的探索，但是他们都是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能够很好地从教学中展现基础能力的思维画家，有着非常扎实的国画能力。这个能力在他们画这幅画时能够很好地进行资源的整合。每一个人都把各自的基础在这幅画中得以呈现。比如造型能力的把握，四位老师都能够很好地准确地塑造劳模形象，在画面当中，他们都能很好地调整人和人之间的相互配合。
在谈到对背景的处理，对笔法的应用，在整个画面的结构关系上的想法时，各位老师不会回避矛盾，在把观点提出来之后，共同商议，寻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往往第一个开笔的人，就是定基调的人，所有人都会围绕着第一个人所形成的笔墨关系，沿着他的思路进行创作。
在创作中，顾迎庆老师谈到，他们运用了中国画的善于变通的特点。中国画有着自有的主观能动性，除运用了中国画独有的观看方式外，也运用了西画当中的中心金字塔的构图方式，其中主要运用了人物的方向感来表现画面的中心。
吴宪生
吴宪生教授带领的创作组有别于其他，他所带领的画家均为中国美院国画系的博士同时也是其他高校的青年教师。由于担心在短时间内无法协调各家的笔墨及风格，所以青年教师负责收集人物资料及前期小稿，吴宪生则独自一人扛起了整幅作品的绘制工作。因为作品展示位置被安排在油画大类与国画大类之间，需要起过渡承接的作用，所以吴宪生需要将国画与西画的风格特点都纳入作品当中，让观者在欣赏作品时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创作构思阶段，吴宪生便和全体成员确立此次任务的核心要素就是将人物画得像画得真。最终他们采用了绣像式的绘画模式，摒弃一切背景颜色及其他附加之物，把关注点全部投射在人物的塑造上。
画中人物基本来源于90年代的劳模代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每一位身上都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吴宪生小组采用向心式的构图，中间部分安排三位劳模形象，最两边各一人来起对称协调的作用。从小稿到最终成稿的创作，他们也经历了许多更改和调整。有些人物素材紧缺，网络照片模糊，他们只能根据现有材料结合真人摆拍来尽量回归原貌。在邓亚萍形象的塑造上，为了赋予其动感和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韧劲，他们尝试改变了多种神态动作。在服装上，他们不仅尊重事实又融入艺术的再创造，小到一条领带一条围巾的颜色都是在劳模照片中出现过的。画中两位女性形象均身着红色系服装，但这两处红色又有着细微的差别。邓亚萍的红是一种中国红，鲜艳耀眼，象征着她年轻时在运动场上的活力激情。常香玉的红是一种夕阳红，沉着内敛，配合着她端庄的体态，展现了“人民艺术家”的和蔼可亲。
由于国画颜料的不稳定性，在画作表面干湿不同的情况下，色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这也让吴宪生和他的组员们很是纠结。吴宪生通过反复上色将人物的服装、表情、眼神都一一刻画到位，这类主题创作与以往创作的人物小画不同，他们都是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且每一位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吴宪生采用大色块大间隔的方法，将每个人物都突出同时又将整体画面显得更加和谐统一。
吴宪生坦言水墨写实人物看似容易，实则不易，要将立意、造型、笔墨融为一体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这次接受共和国英模主题创作的重任，他也将不负使命，尽善尽美。
杨参军
在油画系教授、主任杨参军带领的小组中，由周小松、黄庆老师共同参与，将作品基调定位于50年代的劳模形象上，在红色的大背景上，展示了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产业工人，其中包括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等9位早期劳模形象。最初构思是由三位老师及整个学院指导小组共同商量，确定人物的组合，保证九位人物既有他们的时代特征，又有他们每个人的个性。其中的构思、每个人的动态、包括火车头、色调，都会呈现出绘画的主题：“火红的年代”，这样一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工业化的、建设祖国的火热年代。
杨老师提到，主题性创作、包括历史画创作，在中国美院油画系传统精神中一直存在。过去的劳模，这些产业者，他们是淳朴、单纯，一心为着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代表。正如习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工作者应当扎根于现实生活，来讴歌时代、讴歌劳动者。这在我们现今的文艺创作中也有一定的意义，也对我们的艺术创作有启发。
然而，由于这些劳模现今留存下来的图像资料并不是太多，如何在有限的资料里面，能够把这个主题通过艺术的方式把他们烘托起来，表现起来，能够让他们的形象自然、贴切而又真实，这是他们感觉到最困难的地方。杨老师和他的组员们选择采用使用真人去按照当时劳模的形象、穿上劳模的服装去摆拍，把这些劳模留存下来的简单的黑白图像，转变为具体的绘画形象。同时把这些不同行业的劳模放在一幅作品中，并且还要求要保持这种艺术性，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兼顾有着巨大的难点。虽然团队是第一次这样合作，但是大家分工明确，同时大家互相提意见，合作得很好。
何红舟
何红舟老师带领的创作小组主要负责六七十年代的劳动模范形象，其中参与的老师有封治国、尹骅。基本按照科技创新、农村基层、城市百姓的特征将十一位劳动模范分为三组。在画面构图上他们考虑到因为人像基本处于站立姿势，太过单一，为了打破局限，他们为两边的人物设计了横向的道具，比如与人物垂直放置的锄头与扁担。画中的袁隆平采用了蹲立的姿势，正是为了制造整体错落起伏的效果。背景主色调用绿色来调和，和“科技的春天”主题相得益彰。
何红舟老师讲起邓稼先的感人事迹时，满目的崇敬与感动。最初给邓稼先设计的人物服饰只是普通的中山装，但是在绘画的过程中，何老师了解到邓稼先体型魁梧，身材高大，而且常年活动在大西北荒漠一带，所以又在外面为他披上了一件军大衣，将艺术写实与生活现实紧密相连。在他们看来，劳动模范的塑造就像一部艺术史的书籍，需要不断地扩张填补，加入时代的新血液新思潮。
与六七十年代红光亮的劳动宣传画不同，那些作品往往反映一个工种，一类人群，每个人都是可以取代可以替换的，而这次共和国英模的创作则需突出每个人物的特征，每位画家在人物塑造上都下了苦功，以期重新唤醒这个时代对各位劳动模范的敬仰或追思。
孙景刚
孙景刚教授一组的参组老师为任志忠、邬大勇，主要创作的是50、60年代劳动者形象。其中以吴运铎——“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作为画面中心，一共创作了8位英模形象。这些英模绝大多数都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到最好的劳动者，其中包括了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以及销售员张秉贵等。
同样，在谈及创作过程之时，各位老师也谈到了由于劳模所留存下来的照片过少，资料不全等诸多问题。孙老师一组也是采用了真人模仿当时劳动者劳动时的姿势加以创作。为了达到英模形象的丰富性，老师们通过他们对劳模事迹的认识加以创作。在人物的表情上，也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普通岗位上的劳动者面带微笑，一副乐观向上、欣欣向荣的姿态。而身为科学家的吴运铎，则选择了较为严肃的表情，以表现科学研究的严谨与认真。劳动者的服装以他们工作时的穿着为主，并且画有道具加以表现，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在构图上，由于劳动者形象数量不多，吴运铎的职业与其他几位稍有不同，将他独立放置，其他几位成组构图，画面左右两位以向画面中心回望的方式帮助整幅画作构图完整、稳定。
孙老师在谈到这幅画想要体现怎样的劳模精神时谈到，他们所表现的劳模人物是50、60年代，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平凡的工作，却将这些工作做得最好、最不平凡。他们要表现的是最朴实的劳动者模范，于是他们选择了黄灰色调，也就是大地的色调。在中国的大地上正是有这么一群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竭力的劳动者，值得我们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