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终于回到了离别3个月的北京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首都机场与各界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晚年的毛泽东，很少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导，对周恩来来说，这是毛泽东难得的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之行的重大意义。
回国以后，首要任务是对此次出访作出总结，向中央作报告，此次首访非洲，非同寻常，要作报告，亦非易事。2月9日，在代表团中途回国休息期间，周恩来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电说明情况：
“归来已四日，本拟写系统报告送中央，因环境突由紧张而松弛，反而睡眠不好，连电话都未打给尚昆同志，报告也就未能着手。
现离再度出国还有五天，拟先草一报告大纲并与陈毅等同志商定后即先电中央，全面报告待下次归国后再写。请中央予以批准。”
可见，访非之紧张和报告之不易。按周恩来意，访非报告大纲应在访亚洲三国之前写出报中央，但代表团在昆明稍事休息后，又赶往成都与各界群众欢度春节，因此直至出访缅甸的前一天，报告大纲仍未写出。周恩来和陈毅只好又电中央说明情况：
“访非报告大纲尚未写出。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3月1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报告提纲。”
报告“难产”，除了时间紧张、诸事缠身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非是一次丰富、生动且意义深远的出访，必须安下心来写作。
3月1日，代表团由亚洲三国回来时，周恩来与陈毅商定：索性写成访问十四国的报告，一起报中央。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我部分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访问十四国，重点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情况。
回到北京以后，这份出访报告更是紧锣密鼓地赶写。周恩来还多次与陈毅及外交部的有关人员讨论、修改。3月29日，《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终于拟就。
1964年3月30日、31日两天，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周恩来作长达15l页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
这是怎样一个报告?以致于我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官员们一连听了两天仍不感到厌倦?
报告讲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阿尔巴尼亚之行；(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和任务。
题目本身并不吸引人。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报告的内容。人们当时对非洲极其陌生，很想了解这块大陆，也想得知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非洲后那里的官方和人民的反应。更感兴趣的是，周恩来在这一报告当中，加进了访问中的许许多多情节、所发生的趣事奇闻、所引发的各种感慨等等，使得报告生动、活泼，有血有肉……
令大家感到另有含义的是，周恩来把这次跟随出访的3位翻译请到了会场，坐在显眼的位置。他在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全体委员面前，异乎寻常地称赞了翻译人员，给了他们最高的地位。他专门引发了一大段报告词：
“我还要提到翻译人员，翻译人员不仅是翻译，还可以作政治工作。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一个是法文翻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的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我们这些工作，不经过他们三位，就根本做不成。而他们三个人，如果在政治上不发展，就翻译不好。不仅文字上要好，还得政治强，才能把我们的话翻译出来。而中国的话，又是没有什么章法的，一个人一个说法，我一个说法，陈总一个说法，我们两个人的口音又不同，说话的方式也不一定都同，他都翻译出来，而且意思不走。所以，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所以我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
这些被周恩来称赞和举荐的，政治上和文字上都强的翻译人员，后来都成了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其中，那位叫“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的人，后来成为中外闻名的外交家、政治家，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接着，周恩来又动情地历数了与自己共过事的翻译：
“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第一代是黄华，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是冀朝铸。这是讲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所点的这些翻译，都是世界熟知的中国外交家。在共和国总理眼中他们得到如此高的地位，他们倍受鼓舞。
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它亚欧四国，“前后共经历了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周恩来语)，终于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尽管周恩来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
“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历史，印证着伟人的预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