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先行司法何以“滞后”？
多名专家学者在受访时告诉新京报记者，正当防卫的立法修改旨在鼓励公民充分行使正当防卫权，但是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并不尽如人意。
阮齐林在解释司法与立法间的偏差时称，司法机关在适用正当防卫的问题上较保守，本来是针对不法侵害进行的反击，应该承认防卫前提的却没有承认；另一方面，即使承认了防卫的前提，在是否适当的问题上也常对防卫人不利，没有过当的可能会认定防卫过当。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在此前的分析文章中也称，我国故意伤害罪(主要是轻伤害)的司法现状相当异常，尤其是定罪率特别高，从刑法角度分析，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相互斗殴或者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在立法不断对防卫人做出有利规定的情况下，司法何以没有体现这一变化，甚至日趋保守？
“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追溯有罪的倾向普遍比较严重，这种倾向在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时同样存在”，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看来，正当防卫认定难的原因除此之外还包括来自被害人一方的压力，“正当防卫经常造成轻伤重伤甚至死亡，尤其在死亡的情况下，法院如果认定被告人完全没有责任，被害人家属可能会施加很大压力，甚至可能引发上访。所以很多地方采取的做法是折中处理，不认定正当防卫，但在判刑时相对判轻一些。”
阮齐林也认为，基于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中“唯结果论或者只重视死伤结果而忽视事情发生的是非曲直”、“不太注重强调公民个人的私力救济”等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司法判决的尺度，而这种尺度又成为一种习惯和标杆，继续影响新的案件处理。
于欢案二审宣判后，陈兴良在相关研讨会上表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认定极其困难，是因为认识上存在误区，包括认为只能对暴力行为防卫，对非暴力侵害不能防卫。而在于欢案中，不法侵害就主要表现为非法拘禁和侮辱。
需制定司法解释统一适用标准
要消弭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偏差，让司法判决为更多人接受，专家建议，首先是对案件的判断要回归常识、常理和常情。
鉴于一些判决中将本应认定正当防卫的认定为防卫过当，或应认定防卫过当却在量刑上没有体现的现状，阮齐林建议，在典型的不法侵害(如抢劫、强奸、盗窃)中，进行防卫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应该认定具备防卫的前提，此外在对是否适当的尺度判断上“尽量别给防卫人‘惹麻烦’，一旦卡得过死，下次抓到小偷就不敢下手了。因为普通人都是非专业的，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防卫程度不可能拿捏那么好”。
关于防卫的限度问题，沈德咏也表示，不能要求防卫人是一个冷静理性的旁观者，而要还原到防卫人所处的境遇之下，换位思考问问“假如我是防卫人我会如何处理”，防卫行为通常类似丛林状况下的应急反应，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情形下实施刚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不仅违背常情常理，而且违背基本法理。
记者注意到，在对一些案件的判断中，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依据法律规定可以达成一致意见，而在限度方面，专家内部也常有分歧。
陈永生向记者坦陈，在对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方面，理论上确有不同观点，影响力较大的是从有效性方面判断，即如果防卫的力度与制止不法侵害所需要的力度大体适应，一般认为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过正当防卫不要求力度刚好，可以略有超过，否则要求过于严格，会导致防卫人和周围群众不敢进行防卫。
此外，也要考虑不法侵害造成的损害和正当防卫造成的损害的比例，“不能为了保护一个特别小的利益，造成一个特别大的损害。”
受访专家也表示，在防卫的适用问题上，于欢案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其二审判决可以为今后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沈德咏则称，需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最大程度统一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标准。在制定和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的同时，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形式上可以有所创新，比如采取“指导意见+典型案例”的形式，在指导意见作出原则规定的基础上，用典型案例指导类似案件的裁判，确立正当防卫制度法律适用“由具体到具体”的参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