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兄妹在派出所吃饭。图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
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提问，卢勇否认自己赌博，说儿子没教育好，没一点儿优点，“不让他碰瓷，这个家就没钱吃饭，太穷太穷了”。
这两年环保抓得紧，卢勇打工的五金厂也关停了，四十出头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儿，被各个工地召唤。新工作不好找，没了稳定的收入，自己就这么一点点“思想变坏了，走上了歪路”。
这个农民工十余年来外出务工，在媒体报道中认识了“碰瓷”两个字。类似的新闻一多，他琢磨着，“碰瓷”的对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
他盯上了亲生儿子。
最开始，儿子怯生生地跟他说：“爸爸，我们做两次就不做了好不好？”他“心疼”满身是伤的儿子，也想着“做几次钱挣够就算了”。可是后来，他发现孩子“没怎么呕吐也没怎么出血啊，医生也说不是很严重啊”。
与此同时，他的钱包鼓起来了，每次“碰瓷”的收入从几百元一点点涨到了几千元。
在审讯室里，再一次回忆这些细节，卢勇对记者说：“我惭愧了，我没脸见人。”
不过，几个月前，“碰瓷”在他眼里依然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儿子疼一疼不是大事，摔一次就能挣到几百上千元。过去，他和妻子在五金厂要戴着手套在油里清洗机器，气味熏天，手套也常常渗进工业用油，后来皮肤过敏，变成大大小小发痒的红点，再抠破就成了伤口，“很疼很苦的”。就这样，一天不过几十块钱的工资。
“他们上瘾了。”小金对记者说，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到后来，父母强迫自己的手段越来越粗暴，连借口和理由都懒得找了，自己每一次抗争，换来的只会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锅碗瓢盆。
“‘碰瓷’来钱太容易，太快了。” 文丽向记者坦承，没有任何工作能与之相比。
唯一会抗议的，是儿子。一次，这个只会默默抚摸伤口的少年爆发了，冲着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没人理他。
“都是皮外伤，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向记者解释，“跳的时候我也会看前后有没有车。”
小金还记得，碰上的车夫十有八九是残疾人，特别是第一个被讹的车夫，“脚掌都没了”。那天赔了钱，车夫一瘸一拐离开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里，他跟父母说：“他们好可怜啊。”
“假如我们开三轮车，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办？”他很想说服父母停下。
他的母亲直摇头，“不骗他们骗哪个？开汽车的吗？我们能敲到竹杠？”文丽随后又劝儿子，“再做几次，等经济宽松一点就不做了。”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
小金后悔相信了母亲。
经济宽松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抵达的站台，父母在地图上画三角形，从他们的暂住地临海县开始，向东南方向的台州、路桥、温岭一带挺进，东北则一路从宁海碰瓷到宁波。因为涉及到长途“碰瓷”，父母会在周二周三就和小金提前“预告行程”，让他“早做准备”。
“真的烦死了。”学校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在那儿虽然听不太懂数学课，但有同学，没人打自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现在，父母连最后这点儿空间也不给他了。
他不再哭泣了，“哭没有用，他们不会心疼”。这个少年回应的方式是强硬地拒绝，“我不去，我就是不想去。”
暴力升级了。文丽在派出所承认，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