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丽在审讯室。图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
有一次，在宁波“碰瓷”，小金摔下车后，有小儿麻痹症的三轮车夫陈烈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把他送进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显示，小金枕骨骨折。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
医生建议“留院观察”，59岁的陈烈鸣也慌了，生怕孩子落下病根。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说：“孩子的爷爷刚死了，我们着急要去奔丧。”
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三轮车夫搭上了4000元。一旁的小金觉得“很悲哀”——将自己一手养大的爷爷，已去世好几年了。
就连骨折，也并非由这次摔伤引起。就在前不久，一次“碰瓷”的过程中，小金摔到了后脑勺，经诊断是枕骨骨折。小金还没来得及搞懂什么是枕骨，就听见父亲兴冲冲地跟母亲商量：“趁现在骨折，我们多做几次”。
“他们就没想过，后脑勺存在一定危险性，第二次再在这个部位受伤，可能有生命危险啊。”福明派出所所长林烜说到这事儿一直愤怒。
愤怒的不止是他。一个多月后，坐在派出所里的三轮车夫陈烈鸣眼睛通红，老人提高了音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他开了十多年三轮车，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被“碰瓷”的对象，“‘碰瓷’不都是碰那些有钱人吗？我们能有多少钱啊？有钱人会这个年纪来开三轮车吗？”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陈毛头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有腿疾的三轮车夫当初被骗时也疑心过，可转头一想，“这父母总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摔下车吧？”
他六十好几了，儿子的婚房一直没有着落，自己早出晚归地载客挣钱。3个月前，当孩子倒在地上时，他吓得“发抖”，不停地求这对父母不要报警。这个吃低保的老人甚至不敢去想，如果报警罚没了三轮车，不识字还残疾的自己“还能做什么”。
前些天，当派出所找上自己时，他又一次发抖了。只是这次，是气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自己讨生活挣钱，这对年轻人有手有脚为啥不去好好工作？”
陈毛头想不明白的，还有很多。 “为人父母，都是给小孩最好的，就怕孩子吃不好穿不好，这父母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手？”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恨这两个大人，更心疼小孩。”
小金父母被抓后，这个被讹了3600元的老人赶到派出所，告诉民警：“这样的人不配为人父母，要让他们脑子洗干净了再出来。”
有三轮车夫向举着摄像机的记者嘱咐，“图片一定要打码”“这夫妻对自己都可以这么狠心，何况是我们。”他不放心地打来好几个电话，说害怕被报复。
警察林烜理解这些车夫的担忧。他在调查案情时发现，这对夫妻作案一步步升级，不仅瞄准了三轮车夫这一弱势群体，还逐渐将“碰瓷”地点从郊外调整到人流密集的闹市区，利用围观群众压迫三轮车夫。同时，两人分工合作，母亲文丽带两个孩子上车碰瓷，降低车夫的警惕，父亲卢勇则在孩子倒地后出现要价。
小金越来越怕自己的父母。他不断想起摔下一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想起老人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赔偿款，100元，50元，20元，钞票都是皱巴巴的。
临海太小了，“碰瓷”了几次，他们就被当地交警认出。那时，小金还一度以为这场噩梦即将结束了。
这个少年从未想过，噩梦似乎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刻。父母果断决定转战，每个周末，他们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大巴、中巴、火车。他从不关心目的地，也无心看窗外的风景，从始至终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坐上三轮车，再摔下去，“碰瓷”。
“从县城一步步辐射到周边大城市，作案轨迹很清晰地说明了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林烜总结说。
小金冷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1000元飙升到8000元，“碰瓷”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
一个念头再也压不住了，“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