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最初的100天里，特朗普外交在中东、欧洲、美洲邻国和亚太四个方向上发力。表现出几个比较明确的阶段性特点，多数领域明显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推动以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理念。特朗普致力于以海军建设为重点重整美国军力，其中一项关键内容是把美国海军舰艇数量从现有的274艘增加到355艘，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
优先重置与盟友伙伴的关系，从竞选期间激烈挑战美国正统政策、鼓吹从过重的同盟义务中抽身的立场上全面后退。在此过程中，特朗普没有放弃推动美国的盟友在与美军事安全协作中承担更大比重开支的态度。
特朗普对美国对外军事战略中的同盟政策收回竞选语言，除日、韩、英、沙等盟友主动上门做工作，主要还是美国安全利益的基本属性和强大惯性。特朗普明白，没有牢固的同盟体系，“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无以立足。
但不同盟友表现出明显的亲疏好恶，对英国等与其共同走在保守、右转和“去全球化”道路上的国家亲，对德国等坚持举自由主义旗帜的国家疏，这是政治偏好差异在国家意志层面的自然流露，也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局部重心和欧洲的整体右转产生影响。
提前介入中东局势。特朗普上台后，也一度表示美国不应在中东继续卷入政权更迭、政治重建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要集中精力消灭“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甚至在叙利亚问题上酝酿开启美俄协调、放弃更迭阿萨德政权的目标、谋划在叙设立安全区。然而不到两个月，这一切发生质的变化。
4月7日，经特朗普批准，美国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叙利亚政府军在霍姆斯省的空军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
在以巴关系问题上，特朗普收回不再坚持以“两国方案”推动和谈的姿态，，着手与中东盟友协商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纲要。打破了以往历任总统到任期末才全力推动此项工程以的“惯例”，应该是提早布局提高“青史留名”的胜算。
在伊朗核问题上，释放对伊强硬信号，也对伊试射导弹追加单边制裁，但未敢如竞选期间宣扬的那样撕毁伊朗核协议，转而准备全面履行之。
在伊拉克问题上，显示对美重新投入伊战后重建的重视，而这背后大量曾在伊拉克战场服役或直接参与伊战情报运作的安全智囊在起作用。
总之，特朗普的本意是推动美国适当从中东乱局中抽身，然而在中东外交的实际运作中又不得不向该地区的复杂性俯下身去，处在想走走不了的尴尬境地。特朗普决定对叙利亚政府军开打，完全是小圈子决策，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既为显示特朗普比奥巴马更有决断力。军事打击叙利亚政府军的决断在美国国内为特朗普赢得较多赞誉，一些肯定声音甚至来自他的政敌，从而成为“百日新政”期内罕见的加分点。但叙利亚问题还将继续是背在美国身上的一个包袱。
搁置美俄关系改善进程。受“通俄门”丑闻、欧洲盟友反对态度、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新进取态势以及叙利亚战场形势变化影响，美俄关系“重启”之门尚未开启便被关闭。
表面上看，这是美俄结构性矛盾深重、国际形势急速变化和美国两党精英厌俄惧俄情绪高亢使然，但主要原因是美俄关系问题在美国已经高度内政化，迫使其一时无法在改善对俄关系方面采取实质动作。俄方态度也已由高度期待、主动迎合转为退而观望，同时趁特朗普无法在涉俄问题上有所作为之机进一步扩大在乌克兰东部和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安全影响。
亚太方向优先处理朝鲜的核导“威胁”。特朗普上台后，重新评估朝鲜的核导“威胁”，认定朝正加速“核导合一”、逼近可以把弹道导弹投送到美国西海岸的“临界点”，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正式对外宣告终结奥巴马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亲自为朝划下了不得进行新的远程导弹试射和核试验的“红线”，同时美军大张旗鼓与韩国举行“史上最大规模”年度“鹞鹰”“关键决断”联合军演，B-1B、B-2、B-52H轰炸机及海军陆战队F-35B隐形战机等战略性武器的参演引人注目，更频繁释放对朝“5015作战计划”升级、“一切选择都摆在桌面上”的信号，还拒绝了朝派高级官员赴美进行外交接触的试探。但特朗普对朝也总体保持了克制。
目前来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朝方都没有足够的胆量在半岛掀起一场正面战争，谈判仍是双方实际底牌。
以实际行动减少美国的减排承诺。3月28日，特朗普签署“能源独立”行政令，“暂缓、修改或废除”奥巴马政府2015年推出的要求美国发电厂到203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32％的《清洁电力计划》相关规定，还解除了联邦土地煤炭开采租赁的临时禁令以及石油、天然气、页岩气开采的相关限制，要求重新评估温室气体的“社会成本”……特朗普政府的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旨在使美国的能源与电力保持在“平价、可靠而清洁”的水平上，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
接下来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政府会不会悍然退出《巴黎协定》，有关决策将在5月西方七国集团峰会之前做出，目前白宫内部分歧严重。包括壳牌、美孚等能源公司在内的大量企业和社会知识阶层强烈反对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退出倾向。
一般认为，特朗普很难一意孤行做出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将会吞掉自己又一竞选承诺。外界同时意识到即使美国不退出《巴黎协定》，其在规定期内已不可能全面履行减排承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将会更多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责任。
“百日新政”期内的特朗普外交，没有清晰的战略线索和政策思路可言，多是就事论事的“急就章”，以及满足国内政治需要的仓促和未经充分论证的决策。实际操作上不断遭遇各个方向复杂现实的狙击和稀释，不仅面临日趋复杂的外部世界，也面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掣肘。不过必须承认，特朗普“百日新政”在外交上的表现要比内政平滑沉稳，换言之，在国际事务中靠拢美国传统路线的速度快于其他领域，外交领域展现的确定性复归大于其他领域。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表现已能证明：一方面，他的各领域政策随着“学习期”延伸正加速靠近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传统，另一方面，他浓重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和敢说敢为的个人风格也确实改变着美国的内外行为方式，不应指望特朗普在总统任上展现完全常态化的正常行为方式。（晓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