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区域的风险高也推高了其融资成本。从评级结果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低风险国家只有4个，占6．4％；中等风险国家有43个，占68．2％；高风险国家16个，占25．4％。
要站在全球的角度看待资金融通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然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资金融通缺口大、成本高，那么，就需要开拓思路来解决投融资所面临的问题，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资金的融通问题。
吴志峰认为，要有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并重的建设理念，这是顺利解决资金融通的前提条件。吴志峰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不仅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还要从参与国际分工的角度，进行产业及开发区的融资，以适度推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发展。要带动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要进行产业链的对接。
“不仅要修路架桥，还要有车跑。”吴志峰说，只有有了车流，才能保证有持续的现金流；有了持续的现金流，投资方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因而，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建设融资，产业发展园区融资不可或缺。
而且在资金融通上要有大循环的发展理念。吴志峰阐述了一个“价值双环流”的理论，认为价值双环流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到全球生产贸易体系中，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形成了价值“上环流”，同时也正在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价值“下环流”，在这两个环流中，我国处于承上启下的中枢位置。通过形成价值“双环流”，既要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产业与资本方面形成良好的循环，又要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资本有序对接，这样中国就会成为连接“一带一路”国家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产业、资金、信息的一个中转站。最终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能促进我国自身的产业升级。
吴志峰认为，我国具有世界上69个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既有高端制造业技术，也有中低端产业，这不仅可以有效地与沿线国家的产业进行互补，还能帮助各自国家有效地进行产业升级。
在融资上具体如何解决？必须要有大视野，要有大开大合的融资思路。按照吴志峰的设想，需在内外统筹、内外联动的指导思想下，首先建议设立中国国际开发署，统筹解决援助性贷款及其他贷款，要认真借鉴欧美日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署的经验。
吴志峰认为，目前，援助类资金属于商务部管理，但与外交部的协调性不够，与发改委主管的国内产业协调也不够。因而援助性贷款应与开发性贷款相结合，形成资金联动。另一方面，通过信用合作走国际市场融资之路。具体办法是通过中国增信的模式。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普遍偏低，风险较正常国家大，在国际市场上融资成本也要高。但是，如果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使其增信，就会提高在国际市场的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
除此之外，还要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在沿线国家开设分行或子行，加强货币清算等基础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更好地服务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必须同步跟进。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其银行体系落后，结算效率低，货币汇率波动大，往往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不利于企业投资和经营。也要帮助沿线国家建立和发展直接、间接融资体系，搭建跨国证券交易所作为融资平台。同时，适度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区域内优质企业到我国进行股权和债券融资，在方便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增加对外资本供给的同时，也丰富海外人民币的投资标的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为后续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培育市场基础。当然，还要开发出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契合沿线国家的融资需求。考虑到沿线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差异，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金融大国，应针对各国、尤其是那些贫困国家的社会文化特点和切实需求，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个性化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