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预测是关于历史终结论本身的。
关于历史终结论本身，张维为与福山也存在分歧。福山是“历史终结论”的作者，张维为却对他说，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张维为认为，这应该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非西方学者明白无误地、零距离地、同时也是彬彬有礼地对福山说了这番话。
以下是那场“世纪之辩”的文字实录：
我正好和福山教授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这个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为什么这样说？往前推2500年左右，当时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后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两千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一人一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
这种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有几个大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第一个就是它基本没有“人才”的观念，就是治国谁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承担不起。
第二个问题是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永远下不来。像中国这样进行银行改革、国企改革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过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整合，大家用票决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赢。但美国的社会现在也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投票输的一方不认输，继续为难作梗。
第四个问题我叫作低智商的民粹主义（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今天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
所以我想起了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国来想要进行贸易，但我们当时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绝对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国家，不要向人家学习任何东西，是历史的终结。结果我们就一下子落后下来。
我现在觉得西方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是从西方的角度考虑，他们真的可以到中国来好好看一看，观察一下中国怎样在三十多年里面如何不停地进行改革，有些改革虽然很小，但是不停地进行。
西方觉得它的制度还是最好的，实际上这个制度问题越来越多，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已经破产了，英国的财政债务占GDP的90%，也接近破产了。所以今天我们总理正好访问英国，准备投资，英国人就非常高兴。
关于美国，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9·11袭击损失了1万亿，两场不聪明的战争损失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了8万亿。美国现在的债务是10万亿到20万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元国际货币垄断地位的话——这个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国这个国家就已经破产了。”
张维为回忆，他曾经在一个视频《中国人，你要自信》中提到，他曾跟英国学者有过交流，对方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当时他说，我们可以竞争。但没有想到，英国衰落得这么快，从去年脱欧公投，到最近英国新首相梅姨冒险搞中期选举，结果是悲剧性的。英国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而且民粹主义越来越严重，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记得，当时跟英国学者说：“我是真的替你们担心，我非常郑重地向你们推荐中国的协商民主模式。”因为其实赞同和反对脱欧的支持率其实差距很小，在这个情况下不适合公投，而是协商。再这样公投下去，十年后，大不列颠是否还存在都会是一个问题。
（图：英国脱欧引发了一连串多米诺效应。）
第五个预测是关于现代化是否会导致文化趋同。
西方政治学有一个主流观点说，随着全球化、自由化，世界各国的文化都会走向趋同，从生活习惯（如喝可口可乐、吃肯德基）到政治追求（如追求自由民主）。但张维为认为不是这样的。
以下是当时辩论的文字实录：
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观点。但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不一定靠得住。
以中国为例，比如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都在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前两年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这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歌，美国人不会唱的。
中国人传统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国人为家庭会付出不知道比美国人大多少倍的牺牲。换句话说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
一个是麦当劳文化，一个是八大菜系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很欣赏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他的观点一贯是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来延伸而来。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核心是文化底蕴的背后是智慧。
智慧不等于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起过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我们今天小学生的知识可能都超过了孔子超过了苏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没有增长多少。我想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但福山教授不会接受：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某种智慧”。
比如说我观察美国，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越南战争是这样，阿富汗战争是这样，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恐怕要更多地强调一些智慧的原因。
坦率地讲，我觉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跟经济学相比恐怕离真理更远，所以我们要大胆地探索话语的创新，这点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样的，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
我自己也好，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远一点，我们确实是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并不是要证明我们怎么好，西方怎么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证明他怎么好，我们怎么差。
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人类社会的努力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消除贫困问题，到文明冲突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等等新的问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图：论坛现场认真听讲的中国年轻人。）
张维为这番讲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他说中国文化是八大菜系文化，美国文化是麦当劳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自信。
麦当劳文化有其长处，如标准化制作、统一的中央厨房、明亮欢快的色彩等，但麦当劳文化就是麦当劳文化。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是世界上连续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中国任何一个成功之处，包括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后面都有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同时又借鉴了其他文明的长处。
第二点，福山认为现代政治秩序需要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张维为建议他再加上“某种智慧”。今天，“某种智慧”指什么？张维为认为，主要是这么三点：
一是看你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力量，胜出的可能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
二是看你能否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济才能真正成功。单靠市场经济，或单靠政府的作用，都无法真正成功。
三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纪所面临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战，没有这样的能力，你的社会将是分裂的，你的体制将是僵化的。世界各个国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够推动改革的国家好像只有中国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
福山也曾坦率地说，他近年来，之所以经常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崛起，他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带来了中国的崛起。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的比较，张维为更看好中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