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个公报：为减少意识形态之争树典范
环球时报：作为中美建交和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人，您如何看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傅立民：最重要的公报当然是1978年岁末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而最为“有趣”的公报是1972年2月发表的“上海公报”。说它最有趣，是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都想寻求合作以反对前苏联。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各自拥有不同的伙伴或盟友，在许多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比如中国支持巴基斯坦，而美国支持印度。这是我们的问题：一方面美中均有合作的愿望，另一方面双方又不想出卖各自的朋友，这就是“上海公报”的起源。中国所做的事，美国有可能不赞成，美国所做的事，中国也有可能不赞成，而“上海公报”的发表表明：尽管我们有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但我们仍能相互合作，这意味着美中两国对外宣告了意识形态上的“停战协议”。这是很有趣的，我认为该公报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因为冷战结束后，美中一直存有思想意识形态之争。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要减少意识形态之争，求同存异。
再看1982年8月“八·一七公报”。它的主要内容多是之前中美邦交正常化私下谈判的重复。它强调的是很重要的战略，即美国为台北所定下的调子是：军事姿态是不起作用的——你不能和大陆保持军事对抗，如果和大陆保持军事对抗，美国就会减少对你的军事支持。迄今为止，美国仍希望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并对此持开放态度。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我们和中国所强调的立场相一致。
此外，我注意到，在香港有些疯狂的年轻人搞“占中”，开始谈论“香港独立”，这本身是非常荒唐的。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温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