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其人

杨雪冬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全国青联委员。曾获“中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提名，2004年被评为“中直机关青年岗位能手”。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政治理论和中国当代政治研究。 [进入人物库]

观点选录

• · 【文字实录】：开启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之门
• · 行政问责可增加民意权重
• · 对“群体性事件”不应过于敏感

精彩瞬间

舆论坐标

下期预播

展望来年经济大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是，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中国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型；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2011年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民众感受跟国际标准之间尚有一定差距；今年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明年会否有所改善？下期策论将相约经济学家对今年经济形势进行总结，敬请关注。

“放权”是对中央与社会要求的积极回应

    近年来，中央先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等重大决策，在全国范围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好的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氛围。而就广东来说，作为改革的前沿，社会开放，社会组织较为发达，汪洋书记提出的“放权”无疑是对中央与社会要求的积极回应。但是如何放权、放什么权，把权力放给哪些社会组织等问题，还需要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 [详细]

地方政府官员应对危机要保持积极心态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危机发生后要及时回应，就地处理，并且保持开放透明，一定不能“黑箱”运作，更不能拼命掩盖，阻挠报道。许多危机不仅仅是政府危机，实际上是社会危机，关涉到社会许多成员的利益，因此应该通过扩大参与，提高参与效能，将社会成员与政府紧密联系在一次，共同成为危机的处理主体 [详细]

畏惧社会就是社会的进步

    倒逼机制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不断强大的成就。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是政府和执政党带领社会、推动社会、鼓励社会来适应新的环境，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推动政府和执政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只有社会引领政府和执政党，才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好开端。 [详细]

如何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应该逐步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式来让新农民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的尊严和发展的权利。每个城市的政府要认真对待农民工问题，要制定长期规划，确定阶段性目标。对于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来说，则要加强协调，通过降低城市之间的差异，来避免农民工向少数城市大量流动，减少个别城市的压力。 [详细]

观点中国：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是各地方政府最想回避的问题，却也是最迫在眉睫不得不解决的问题。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不仅凸显了社会转轨时期的典型特征，而且或多或少与政府公权力使用不当、缺乏监督、以及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相关。杨雪冬主任您好，感谢您接受观点中国的采访。

杨雪冬：您好。

观点中国：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是政府日益关注的一个话题，但是，处理危机事件，政府似乎还不够成熟，或采取闭门不见的手段（如河南郑州的宋庆龄像），或者因言论不当从而引发更大的危机（动车事故），您对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有何好的建议？

杨雪冬：群体性事件的增多有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有三个：一是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二是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发展，为这些事件的公开化提供了机会；三是各级党委政府透明度的提高，对于群体性事件态度的转变，更有宽容性。因此，不能简单地说，群体性事件已经到了点火即燃的局面。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处理危机首先要未雨绸缪，通过日常的良好治理来消除危机发生的条件、环境以及诱因，要把危机管理作为日常管理看待。其次，危机发生后要及时回应，就地处理，并且保持开放透明，一定不能“黑箱”运作，更不能拼命掩盖，阻挠报道。许多危机不仅仅是政府危机，实际上是社会危机，关涉到社会许多成员的利益，因此应该通过扩大参与，提高参与效能，将社会成员与政府紧密联系在一次，共同成为危机的处理主体。第三要进行有力的问责，危机的发生总会和具体部门、具体负责人相关，一定要查明情况，责任到人。无论危机大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都可能会转危为安，成为提升政府能力和公信度的机会。应该地方政府官员一定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危机，切勿过度忧虑，提心吊胆。

观点中国：有人说，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与落后的管理之间的矛盾。的确，一边是迷恋权力、高高在上的一些官员，不愿“弃权”，或者表面“放权”实际“弄权”；一边是维权意识觉醒、法律意识提高的大批公民，对官员执法和政府行政，都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倒逼机制，即网民。尤其是微博的出现，将这种倒逼机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很多事件都是先在网络上引起轰动，继而引发政府关注的。一位地方公务员曾经告诉过我，现在他们一是怕上访，二就是怕上网。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吗？这种倒逼机制有自己的弊端吗？

杨雪冬：畏惧社会就是社会的进步。倒逼机制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不断强大的成就。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是政府和执政党带领社会、推动社会、鼓励社会来适应新的环境，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推动政府和执政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只有社会引领政府和执政党，才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好开端。你提到的一些“弊端”，并不是倒逼机制造成的，而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反应机制、回应机制不完善的结果。

观点中国：请问您对政府发言人以及现在的“政府上网”和网民互动有什么看法？有人说这是在糊弄老百姓，是“维稳”的一种手段。也有人说政府新闻发言人不是“沟通渠道”而是“信息门栓”，您认为这种看法正确吗？政府发言人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杨雪冬：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以及政府对网络的积极适应，是信息时代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是一个“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信息源”的时代，社会掌握的信息远远多于政府，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信息的处理和运用能力也超过了个别政府部门，因此政府必须主动适应这样的变化，通过主动提供信息、主动进行沟通互动，才能不会在信息海洋中“失声”、“无语”。新闻发言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与社会互动的纽带和桥梁，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传达着政府对具体问题或事件的基本看法、基本判断以及基本做法。因此，要提高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能力，特别是其对相关法律政策的掌握能力，与社会公众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临场的处置能力等。新闻发言人一定不能把自己当做“官员”，更不能当做“官僚”，要用专业性、亲和力来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观点中国：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展现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的新的特征。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劳资冲突引发了弱势群体和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矛盾，这些由“经济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您认为针对此种特殊形式的群体性事件，有无特殊的解决办法。

杨雪冬：这类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在特定区域、特定群体之中发生的，其解决也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对于劳资冲突，要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让劳资能够平等地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至于偶发事件引起的对政府的冲击，当地政府则应该从发展模式、发展思路上进行反思，积极探索将外来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之中，给其提供教育、医疗等多方面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观点中国：我们知道，在今年发生的“伦敦骚乱”中，所谓“身份歧视”是引起骚乱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其实在中国，这种身份歧视也是非常严重的，它更鲜明的体现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农二代”的身上，与上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积攒一定积蓄之后会回到老家造房子或者供养子女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工作，他们对自己生活质量要求更高，对衣食住行都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够向城市里的年轻人看齐，以此来追求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感。与此同时，这批农民工也有了较以往更强的权力维护意识。可是恰恰相反，城市并不能提供给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生活。当两者相碰撞时，无疑会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埋下隐患。对此，您认为有何好的方法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矛盾？

杨雪冬：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进行系统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应该逐步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式来让新农民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的尊严和发展的权利。每个城市的政府要认真对待农民工问题，要制定长期规划，确定阶段性目标。对于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来说，则要加强协调，通过降低城市之间的差异，来避免农民工向少数城市大量流动，减少个别城市的压力。

观点中国：为何民众要选择这样一种不合法甚至是暴力的维权手段？中国的民意释放途径有无更好的方式？

杨雪冬：暴力维权往往是维权的最后选择。中国人的承受力和容忍度是相当高地，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并且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时候，才会走到暴力抗争之路，甚至使用自残的方法。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民意的表达也应该是多元的，尤其是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更有效的发挥现有的制度渠道，比如选举、人大政协代表、比如执政党的群众工作等。一定要在基层建立起多样而有效的意见表达制度，因为更多的问题发生在基层，解决在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