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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对策
政绩考核应更注重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前我们对政绩的理解就是某个主官的政绩，但实际上更应该理解为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的政绩，作为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不是依靠个人去创造政绩而不解决问题，只有既创造一些成就同时还要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长期执政。 [详细]
不唯GDP论英雄必须调整现有激励机制
这样的调整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来说，《通知》特别强调，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制定相应考核标准，也就是说，有些该重点发展经济的地方还会继续发展经济，但重点转向保护生态环境而已。 [详细]
不能把所有问题都丢给基层
我们的党政机构部门众多，都有把自己的要求放在基层的冲动，自然会使基层形成一种“小马拉大车”的现象。我们很多资源分配都是依靠党政部门，这些资源就成为了它们插入基层的重要支撑。从长期来看，还需要去解决财权和事权的关系，使每个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部门权责对称。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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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被认为是政绩考核的“新规”，这显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淡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作用”的具体化。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针对政绩考核体系的改革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网记者专访。
中国网：中组部日前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被认为是政绩考核的“新规”，究竟“新”在何处？
杨雪冬：主要在三个方面最突出。
第一，《通知》的内容直接回应了这些年来社会各界对政绩考核方式的批评以及各级党政机关对考核所关注的问题，比如说GDP“挂帅”，比如说重视短期效果等。
第二，直接面对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也体现这一届的领导班子一个新特点——不讲大道理，直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为进一步解决政绩考核中的问题指明了方向。虽然只是短短的通知，对于许多问题的解决没有具体化，但指出了改革完善的方向，比如如何重视实绩，如何重视长远，如何进行分类考核等。
中国网：反映了理念上的哪些变化？
杨雪冬：从大的方面讲，进一步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对像我们这样特别大型的、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政府非常重要。政府必须去做事情，但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怎么做事情，就需要政绩考核这样的“指挥棒”来引导。原来我们讲发展经济，但往往把重心集中在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上，其实没有重视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跟经济相关的诸如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造成了我们的政绩考核比较简单，比较单向度。
第二，从具体方面说，政绩考核的调整体现了对政绩的系统全面理解。从前我们对政绩的理解就是某个主官的政绩，但实际上更应该理解为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的政绩，这就需要考虑到连续性、长期性，整体性。这也新理念。作为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不是依靠个人去创造政绩而不解决问题，只有既创造一些成就同时还要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长期执政。
另外，还有一个理念性问题值得重视，即考核的低成本、可操作。现在很多单位考核成本很高，而且涉及到很多很花哨的指标体系，这脱离了考核的根本目的。考核是衡量，是督促，不是展现考核的技巧。
中国网：《通知》是否会对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产生推力？
杨雪冬：短期内，可能看不到很明显的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应该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目前还是集中体制，中央“指挥棒”的方向和节拍变了，那么下级的行为方式包括资源的投入、人员的安排会相应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网：《通知》中要求，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怎样确保这样一些不容易量化的内容被科学地考核了？怎样确保在执行中不“变味”，不变相地弄虚作假，或者玩弄虚作假的“数字游戏”？
杨雪冬：第一，这就需要针对不同的政府职能采取有区别的方式进行考核，或者使用不同的手段考核，也就是所谓分类的考核，这样可能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要更加重视民意在考核中的功能，因为在考核中之所以有些指标会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还是因为不透明。怎么去重视民意，重视社会或者第三方的作用，这还需要探索。但各级考核负责单位应该对民意保持尊重而非操纵的态度。
第三，考核态度必须要端正，不能为考核而考核。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长远的规划，使考核服从这些目标和规划的完成，这样有利于减少弊端。
中国网：目前各地的雾霾就是眼下最考验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雾霾治理，并不是短期内能见效果的，很有可能上一任辛苦治理，下一任才能看到成果。做了实事又可能看不到政绩，怎么解决？
杨雪冬：这可能需要做一些探索。
《通知》里也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叫重视长远，就是要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通过考核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有的问题确实是长期问题，对于这种问题，在考核的时候要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相应的考核标准。
对于长期性问题，更应该开放公众的讨论和参与，通过民主的方式提升考核目标和标准确定的科学性，避免雾霾之类长期积累问题解决上的“短期化”，领导“拍脑门”。
中国网：《通知》当中最耀眼的亮点是，在政绩考核当中不再唯GDP论英雄，这对地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雪冬：肯定会受影响的，而且这个影响可能逐步体现出来。但总体上，考核的调整应该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具体来说，《通知》特别强调它是根据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制定相应考核标准，也就是说，有些该重点发展经济的地方还会继续发展经济，但重点转向保护生态环境而已。这样的政绩考核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好事情，我们不能再走能源过度消耗、低劳动成本的增长的路子，但可能会对一些地方政府习惯性的做法产生影响，毕竟现有的政府运行机制以及一些地方官员的思想行为，更习惯搞经济。
中国网：那么如何改变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惯有的政绩观念？
杨雪冬：这个的确很难，中国的政府搞经济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把好手，非常有经验，而且知道怎么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但怎么使经济能够长期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我们的政府还有需要去学习，去调整，尤其是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第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更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尽量少干预经济，政府与市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把市场能决定的交给市场。第二，要完善激励机制。官员希望升迁是正常的，从事这个职业就需要这样。那激励机制就需要改变，让官员意识到，能够升迁不是简单地使经济快速增长，而是要把当地治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很和谐，这就需要调整现有的激励机制。
中国网：刚才您提到“不要为了考核而考核”，但这种情况确实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如何去调整这样的态度？
杨雪冬：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最紧迫的：首先，要减少考核数量或者频次，有些考核项目并不是一年就能够看到效果的，可能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需要考核，有的工作就是常规性的，或者是按照法定职权正常去做，这些就不需要考核了，或者减少考核频次，有一定周期的，就按着周期规律去考核；
另外，应该逐渐去减少一些考核数量。这些年，中央下发很多文件去减少考核数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有体制的集中特性使得各级党政机关希望通过考核来体现自我的权威，通过考核作为依据再去分配资源。这是需要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网：在一些政策的贯彻落实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央制定的政策是很好的，但是到了地方上，执行起来往往就变味儿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杨雪冬：这是一个做研究的时候经常遇到的现象。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很多层级，许多基层干部由于各种原因接受的信息不完整，有滞后，因此，许多决定、要求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被地方和基层干部了解到，这自然会产生中央政策在地方变味的现象。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信息传递方式。网络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有利契机。
另外，许多政策的贯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地方官员自身利益，他当然可以不管上级什么要求什么、规定什么，还是按自己的逻辑行事。
当前，中央政策不能落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基层有一些自己的利益，在与中央政策出现矛盾时，会选择自我利益优先，从而会“变通”政策。
中国网：关于基层乡镇干部的考核可能确实有不科学的地方，您觉得关于这段话您觉得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答他们的这些疑问？
杨雪冬：自从90年代以来一直就存在这个问题，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因为所有的职能都要落到具体职能单位，这个和整个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党政机构部门众多，都有把自己的要求放在基层的冲动，自然会使基层形成一种“小马拉大车”的现象。我们很多资源分配都是依靠党政部门。这些资源就成为了它们插入基层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形式的“进社区”，挂牌子现象。这几年，有些地方在基层社区改革包括城市社区改革里开始搞一些制定规定，就是设一个门槛，哪些任务可以进社区，哪些任务是职能部门必须自己完成、不能交给基层单位去做的，这确实是有益的尝试。
但是从长期来看，还需要去解决财权和事权的关系，使每个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部门权责对称，这样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网：《通知》中也提出，对于盲目举债留烂帐的官员，即便是离任也要追责。如果按着目前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情况看，可能很多官员都会被追责。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杨雪冬：我认为这个追责不可以一刀切。很多地方一定是要去追责的，但关键取决于当时的地方债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这种举债是为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经济发展，这些债务完全有能力偿还，这就是良性的举债。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很多债务，美国更多，所有政府都是靠借债的方式，只是说能不能保持还债能力，定期还清，不致于使财政出现破产的状况。因此，千万不能一刀切，当然这可能需要相关部门制定一些标准做出相应的评估。
中国网：包括举债追责在内，其实很多问题都存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现象，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
杨雪冬：这可能是我们的体制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央和地方，或者地方各层级之间权力的划分、资源的划分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关系，有时候需要中央承担的反而交给了地方，但是又不给匹配的财政支持，就会形成这个问题。所以这次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改革财权和事权，把应该由中央承担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中国网：还有一种比较突出的情况，就是时不时就会有网友揭发出地方政府或者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犯的一些低级错误，包括这几天的安徽淮南政府网站上出现的PS照片，条幅悬空遮挡了国旗，明显是PS过的照片，闹了这么大的笑话供图者还是拒不承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
杨雪冬：从根本上说，这些年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其实已经超过了政府本身自我改革的速度。
现在的社会比政府的进步性更强了，相当多的官员不学习、不读书、不看报，也不去调整自己的思维，还是用一些旧的思维，用“官本位”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一时还改不了。所以，怎么能够让社会发展要求更通畅地输入到体制之内，成为推动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主动变革的正向力量，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选择。否则，政府就会被社会甩在身后，或者失去与社会互动的平台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