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左翼视角下的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一个概念范畴，从最初就宣称要通过生态资本主义现代化来抑制生命自然基础的退化。“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了政治上可能和可信的措施。

近年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存在一种相对高阶的生态危机意识觉醒和各种危机的互联性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变革至今仍为不足。我们从中国的情况就可以清晰看出，尽管政府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了解和经历过的那样：改变显然是十分艰难的。

“绿色经济”概念和战略是生态危机意识觉醒的一部分。它先于2012年里约+20峰会出现，并且同绿色增长战略紧密相关。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生态危机的主流处理方式伴随着一个强大的原理阐述：力求探索新的经济机会。电动车、生物燃料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生态食品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商业发展的前途性领域。

 “绿色经济”是一个概念范畴，从最初就宣称要通过生态资本主义现代化来抑制生命自然基础的退化。“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了政治上可能和可信的措施。同时，它要么使其他措施模糊化，要么使其他措施看起来不可能和不合理。

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结构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今关于“绿色经济”的讨论集中在政治扮演的角色上；“绿色经济”考虑规范和价值观，着眼于技术，有时也关注社会创新。从资源利用出发的“耦合”经济发展论是其主要定位。

绿色经济的概念似乎是一个关于摆脱深功能化和合法化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承诺，此危机于2008年出现，并打击了很多易受伤害的国家和社会组织。

上周在北京大学的发言中，我宽泛地讨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现在我将引用其中两点来方便理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致力于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的一切手段，并特别预言了降低贫困率和增进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公正的可能性，认为发展可以通过环境和社会目标来加以调和：“经济的绿色化进程不是通常理解的限制发展，而是发展的新动力；它能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体面的工作；它还是消除持续贫困的至关重要的措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经济发展和环境政策的相互促进为中心”，并强调创新作为“去除自然资本主义损耗下的增长”的手段，提出“绿色增长战略”。而欧盟委员会的计划同这一战略高度一致。围绕“绿色经济战略”展开的政治力量可以被称为“绿色变革”。它们不仅产生于绿党内部，还产生于像奥地利、德国和荷兰的诸多政党中。

据我所知，所有相关的研究和战略文件都认为经济增长是众望所归和不可或缺的。但是，经常被探讨的是一种绿色经济的可能性，以及绿色经济面对的障碍和反对力量有多么难以被克服。同20年前的“可持续发展”的最初讨论类似，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广泛的双赢局势应当被促进。并且，政治和经济机构中存在稳固的信任，而精英们也能够并希望主导这个进程。我则对“绿色经济战略”的前景持十分怀疑的态度。

首先，随着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强大和自我意识强烈的国家的出现，我们观察到了一种实质上的、新的争夺稀缺资源的地缘政治竞争。例如，中国政府限制甚至禁止出口某些稀缺矿物，以此满足本国的生产。同样，欧盟也明确提出资源竞争。尽管事实上地缘政治竞争在某些情况下能引导科技创新，但我并不认为这有助于改善环境退化背景下的社会自然关系。

第二，促进“绿色经济”目标的实现需要强大的管理框架。这是采取替代路径的前提条件，相信在评价过中国最近的政策后我们会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现有的管理框架主要有利于促进非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实践。经济和政治战略集中在廉价的、稳定可用的资源上。在冲突案例中，环保部门通常在与财政部或与代表非可持续经济利益的经济体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国际层面：财政和经济政策往往比可持续性政策更强大。至今，对相应的管理框架的诉求似乎还有些唯意志，且存在对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的盲目对抗。盲目对抗的对象国家，在1995年由约阿希姆•赫希（Joachim Hirsch）定义为“民族竞争型国家”（national competition state），在今天被称为日益集权化的民族竞争型国家。此外，在现实危机中，管理框架趋向于朝着集权化方向发展，以此确保特定国家和地区资源的获取。

第三，在大多数的分析性和战略性文章中，“绿色经济”这一概念同样意味着“绿色增长”。尤其自2008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强烈关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维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和非可持续增长不仅保障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和工薪阶层的工作，更构成着国家的税收基础。在2008年和2009年，我们并没有看到危机战略和生产、消费模式的深刻再定位齐头并进。然而，严峻危机的存在归咎于商业一如既往的失能，以及危机管理的危机日益明显。我在之后的讨论中还会再回到这个问题。第四，与中国的发展相比，政治自由下的开放市场和激烈竞争已经在许多南方国家引发了去工业化。一种合理的新古典主义视角的理解——生产活动发生在它最有效率的地方——已经迫使许多国家采用了资源榨取主义（resource extractivism）这一新旧战略。在拉美的多数国家中，这似乎是缓解贫困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甚至在巴西和墨西哥也是如此。例如，墨西哥的美墨联营工厂随着2000年中国加入WTO而失去其竞争优势。今天，墨西哥多数经济活力分布在矿产领域。资源榨取主义是工业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资源紧张型经济这一硬币的另一面——它也是绿色经济的另一面，因为高科技产品需要的稀有矿产同样来自南方国家。因此，我看到了国际层面为经济绿化设置的强大障碍。

最后，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帝国式生活方式”。全球化了的自由市场内嵌在日常活动中，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廉价的、常常是非可持续地生产的产品和劳动的喜好已经正常化了。这一现象不只在危机争论中被特别提及，更实实在在地在全球的上层和中产阶层中普遍化。 “帝国式生活方式”——或更确切地说：帝国模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意味着主流生产和消费模式不成比例地依赖全球劳动力、资源和污水池。这些根深蒂固的模式反映在各种势力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尤其存在于北方国家中，并诠释着主流的社会自然关系的持续危机。

然而，由于帝国式生活方式已经扩张到了重要的南方国家，它的矛盾性进一步加剧，因此对未来社会自然关系的努力勾勒变得尤为重要。生态危机现象，如生物多样性的缺失和气候变化，是由这种从根本上依赖无节制榨取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扩张而造成的。对资源的独占、通过合约保证或通过暴力获取、以及社会生态成本的外化，都是我们称之为“帝国化的”北半球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这些必要条件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在资本主义成为全球主导性生产模式或在其进入福特主义阶段之前，不同领地之间就已经各自存在环境上的帝国式关系了。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至少可追溯至城镇和乡村的对立年代，并且是16世纪殖民主义时代、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1875年至1914年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核心特征。然而，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帝国式生活方式同之前时代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的，是工资关系普遍化背景下资源集中型和排放集中型消费的普遍化（例如：它们不仅成为了精英阶层的，而且成为了北方国家社会底层的再生产的中心要素）。

结果是，它们造成的社会生态冲击日益加剧、环境危机日益严重，这两个过程将通过如今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和中产阶层的“化石型”消费的普遍化进一步深化。第二，帝国式生活方式并不是社会中立的。相反，北方国家的社会不平等是环境危机和南北国家生态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起因。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最近指出，“不平等不仅本质上是恶劣的，而且对环境也是有害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和拥有较高收入、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人群人均占有资源量最多，然而低环保意识阶层、收入较低的人们却消耗较少的资源。第三，在生态学范畴中，像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高度工业化，意味着他们开始利用“他们的”全球资源和污水池份额。他们也不再愿意为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以及生态系统建设（如热带雨林，能够吸收来自北方国家生产和消费模式下排放的二氧化碳）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逐渐维持自己国内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源价格的稳定（例如当今中国的稀土金属冲突和中国在非洲的土地争夺）。

为此，他们同来自北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始终依靠对全球资源、污水池和劳动力的非比例占有，并以此确保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结果是，工业资本主义为修复环境矛盾而需要的社会生态成本外化空间正在缩水。因此生态帝国式的生态成本外化正逐渐增长并彰显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我来总结一下第一部分：在前面的论述中存在着对“绿色经济”关键性理解，以及新的、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取向。我们关心的是试图建立“可行、合理的通道”这样的战略，以此恢复资本主义活力，并将其与生态现代化相结合（我知道郇教授对生态现代化也表示质疑）。

绿色经济能够为强大势力提供支持，能够加强国内和国际合法性，并描绘一种无根本性变革的未来可能。这一战略也许会成为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描述的那种“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也就是说，这种朝着绿色资本主义的转型是由主导势力所引领的。正如卡米拉•莫瑞诺在她的报告中提到的：即便是巴西的部分右翼阵营，也采纳经济绿化的话语和战略。

绿色资本主义

绿色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必须要考虑到与人们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人们的日常实践、渴望和行为准则——并且应当得到国家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保障。

绿色资本主义上周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与学者、学生和基金会成员讨论时，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问题：“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是否以及怎样超越“绿色经济”和“生态现代化”范畴呢？

我已经简短地介绍了“绿色经济”这一概念，并指出了其面临的结构性制约。下面我将介绍第二个概念：“绿色资本主义”。“绿色经济”是一种战略，而“绿色资本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区分很重要。我们怎样理解社会，这本身就涉及理智和政治上的挣扎：现代化是一种宿命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吗？这是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的。社会果真如系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不同的、具有自身逻辑的系统构成的吗？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同意以上观点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阶级斗争和前所未有的资本家再生产扩张（积累）取得活力的。资本主义意味着权力和支配沿着阶级、性别、种族和国别而分布。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可以被看作试图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

有人认为“绿色经济”战略将同可持续发展战略遭遇同样的命运，最终停留在政策讨论中，失去冲力。我对此表示不确定。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绿化进程已经展开了。然而，考虑到总体的障碍，绿色经济可能将以一种高度替代的方式在某些领域和地区实现，为了有效建设新的财富类型和认知，绿色经济将不会处理环境退化和贫困问题。

因此危险的是，这一过程将以牺牲其他区域的利益为代价，如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建设以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和巴西的农业燃料的破坏性开发为代价。因此问题来了：替代性经济绿化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谁的利益岌岌可危？谁的利益被忽视并被排除甚或抑制？哪些形式的排斥是与绿色经济相关的？因此，我们不应轻视绿色经济概念的特殊功能：考虑到它的广泛意蕴，它应当指向多样性和特殊性的战略。

希望我关于结构性制约的论述被重视，希望我的规范性表述被承认——有效处理财富与社会正义、环境退化和贫困之间关系的需求，还不足以唤起足够的治理机制通过新价值观和科技创新来规避资源冲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阻止生物多样性的缺失。非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及其相关政策的潜在动力需要被重塑。这推动了最近兴起的、也是我在第三部分要讲的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的争论。

我的论述如下：在德国或奥地利这样的国家，绿色经济战略对建构新的资本主义结构来说意义重大，这种结构将取代危机四伏的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结构。我建议将这种结构命名为“绿色资本主义”。

绿色经济战略表明，自然的增值过程是危机管理和新兴资本主义结构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绿色经济战略立足于各种危机现象的交界面。这些危机现象尤其明显地在生态危机，即能源和资源（包括食物）危机这一维度相互作用，因为能源和资源通过提供重要商品和自然资源来帮助克服经济危机（例如土地可以被用来生产食物和生物燃料，或者作为森林来吸收二氧化碳）。资本主义意味着扩张，但它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稳定和对计划的保障。这意味着剩余价值必须在消费过程中被实现。因此，我们还应当考虑政治文化层面，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新兴绿色资本主义的生物物理“功能性”（在这里我运用的是规制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但我不会对它们进行详解）。

绿色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必须要考虑到与人们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人们的日常实践、渴望和行为准则——并且应当得到国家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保障。同样，财富主导的“市场塑造”型生产和再生产需要同其他类型的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和部门相和谐。我们已经在上文提到，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平衡的这一事实暗含着一种外化机制。尤其在像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国家，在发展中期，证据表明绿色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实施是由一系列社会势力合力的支持得以实现的。这些势力中有绿色资本、民间贸易服务联盟和环保消费联盟等，它们通过政党实现组织化并对国家机器施加影响。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势下，工薪阶层和贸易联盟之间的妥协正在达成。在中国和美国，国家层面应对危机的政策表明生态现代化所代表的利益正逐渐凸显。

绿色左翼视角下社会生态转型

开放式的社会生态转型不只宣称不同的能源基础，更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组织实现必须超越结构化的资本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

在欧洲和全球层面，有大量关于转型先锋的争论。广泛的共识是，我们需要不同的、超越化石能源的能源基础，来防止气候变化、资源冲突和物价上涨。

“转型”在大多数争论中是一个政治战略概念。我今天着眼的视角也是如此。然而，开放式的社会生态转型不只宣称不同的能源基础，更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组织实现必须超越结构化的资本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在关于转型的争论中有个方面需要被强调。在资本化的社会中，变化不间断地发生着。“如果没有生产工具的持续变革，资产阶级就不复存在，所以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都需不断变革。相反，旧的生产模式是所有早期工业阶层存在的首要条件。不断发生的生产变革、对所有社会条件的不停干扰、持续的不确定性和躁动，将资本家时代同之前的一切时代区分开来。”（马克思、恩格斯）

决定性的问题是，怎样的逻辑转型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涉及分析结果和政治战略结果。

面对社会主导逻辑的变化，一种对“社会生态转型”的激进理解彰显其自身的意义：资本获利和累积的逻辑，促使经济活动扩张，而资本增长势必将利益和权力关系联系起来。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失控的危机。资本增长势必导致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对商品和服务的不间断生产同样引发潜在的和现实的不稳定。

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往往伴随着冲突。我了解，在中国相关的讨论和情况与上文的描述是不同的。我不会建议你们展开关于“去增长”的讨论。但是，在我看来一种关注民生的、更具批判性的发展视角是必要的。不惜任何代价的数量增长和高效增长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是否应将医疗或教育这样的系统置于意味着增长的资本必然性之下，是一个问题。

当意识到可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最终同化石燃料和机动车辆相比没有明显的利润增值时，是否还将坚持发展它们？这促使欧洲急切地超越了当今占据支配地位的“发展，发展，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展开了相关讨论。怎样建构一个超越资本支配和资本主义国家，并重新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态转型路径呢？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怎样建构一种“彻底的”或“真实的”或“解放了的”、超越替代的资本主义绿化路径的、社会主义版本的生态文明路径呢？从一般层面来讲，我们需要询问葛兰西，一种超越特殊利益的新的“集体意志”怎样通过人们自己、相关机构和经济文化实践来构建。一种确保每个人的幸福、财富、自由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怎样才能具有吸引力？脱离了资本必然性，人们如何在生态可持续的经济环境下确保工作机会的稳定和增长？我坚定地认为：彻底的社会生态转型关乎人们所呼吁的生存状况，简短地说，关乎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社会补给和机动性、能源供应和交流、衣食住行等。所有这些都在强大的生态限制下通过权力和财富分配来实现。这将导致战略化的政治结果：为将上文的资本逻辑向团结的现代性方向上纠正，需要一种向左的转型，这种转型用建设性方法处理冲突，不仅能实现更好的分配还能介入强大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再）生产模式。

好消息是：我们不必从头做起。有各种讨论、建议和实践路径可以拿来借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奋起反抗现存政策的不合理，并且从社会、生态层面上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变得不一样。通过卡米拉为我们展示的拉丁美洲的案例，可以发现一种超越了冷酷的资源榨取主义的另一种替代方案已经存在很久，新的替换方案也在逐渐兴起。同样，西欧的激进争论明确表明了一点：社会生态转型不是总体规划，而是一个承认多样化的学术语，越来越多的人在创造各种替代方式如社区花园、易货组织、搭伙用车、自觉实践再利用和循环利用等；还有反对建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争取粮食主权、能源民主和城市权利的运动；还有“产消者”一词的出现，意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体。以上行为被称为变革的先锋，其形式多种多样。

对中国来说，发现并整合这些行为、与其建立链接、了解其优势和弱点、看清其后资本主义的一面和解放的潜能，是一项挑战。（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保守运动和邻避运动。）我认为这些微小的改革、这些新兴的观念和实践值得被关注。这些或大或小的如德国能源转型那样的自觉实践，有助于我们对发展有一个新的理解。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是由广泛的红绿左翼联盟（社会运动、贸易联盟、政党、企业、进步商业联盟、非政府组织、国家部门、教师、学者、文化界人士、科学家、媒体工作者等，还有保守人士，甚至包括对社会和自然持敏感态度的部分教会人员）完成的。社会生态转型没有总体的规划，但具备诸多切入点——他们能否及怎样超越自身特殊利益来达成一个“一致共识”，尚且未知——其关键在于一种有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下实现繁荣、和平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政治和文化环境。

社会生态转型关注以下层面或切入点：

（1） 变革先锋，包括进步的小、中、大型企业；

（2） 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再）生产和人类实践的变革，包括社会分工，以及常规经济和其他民生经济之间的关系；

（3） 政党、高校和媒体等机构内部的变革；

（4） 各势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削弱资本的政治性和结构性权力是一项重大挑战；

（5） 开发战略性资源以促进社会生态转型（国家在此发挥重要作用，如德国的能源转型）；

（6） 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的视野和未来勾勒，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和权力关系，同时不否认多种形式的发展；这种广泛的美好愿景可被称为“幸福”；

（7） 许多中期概念已经产生了：共同的、能源民主、粮食主权、城市权利等，这些概念并非来自于书面文案，而是来自社会斗争，并引导着社会斗争。（西欧过去几年的“去增长”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团结在一起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目标、策略和能力，他们在不同的层面展开行动。但如我在开始时所呈现的那样，他们是整个转型过程的一个部分，应当同时考虑到其他层面的实践。

今天我将在中南大学详细阐述之前报告中没有处理的一个问题：社会生态转型背景下未来社会勾勒和视野问题。德国学者、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成员Rainer Rilling认为，关于未来、构想和路径的争论本身是一种“地形争论”（terrain of contestation）。

在今天如何思考未来社会的可能和理想化，并将其整合到战略和争论中，运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现实乌托邦”来加以阐明并指明变革的可能方向和准则，唤起众人的希望并动员其走向未来呢？Rilling认为由于社会处于持续的变化和转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将未来整合进当下（历史上也是这样）生产模式和行为方式、沉思和政策领域的社会中。然而，这里的转型将“未来进程”理解为强大动力驱使下的进程。（谁有足够资源来实现如此复杂的方案呢？）未来进程并不关注可能性未来，而关注如何将那些想象的未来整合进当下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未来进程意味着把握和解释未来，去想象，然后将其树立为当下的目标，以此规范决策和行为。围绕着转型、转型管理、优先性或回弹性的争论表达了 “一种对不存在的未来结构的尝试性把握，一种对不现实的未来事件的挪用和掌控。” 这种争议性过程的结果是，环境和社会的价值更加清晰明确了。可持续社会的空想维度和战略维度应当同教化事业（常常是模棱两可的）相联系。也就是说，自主权和自我需求、自由和公正、工作、生产、消费的争议性实现，并不是以通过社会主动力量的稳定化来实现的。而社会民主进程和社会自然关系问题似乎是决定性的。这不仅暗示着对资源的民主化控制，还暗示着生产和消费进程的多样化。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哪些民主化的资源控制类型已经存在了？为实现民主化控制，哪类斗争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必要条件？它们怎样在制度上实现稳态？要实现民主结构化，社会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的争论以及对政策的规划构成了同主导性未来模式相反的视野。

总结

社会生态转型主要从解放的视角来处理多重危机，注重发展具有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超越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对进行“幸福”展开新的理解，注重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开放化模式。

社会生态转型有一个坚定的设想，这个设想不算新颖，但是对绿色左翼政治来说十分重要：生态问题在未来政治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彻底降低对资源和污水池的消耗以及污染排放。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推进当下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的问题，一个理解“幸福”的问题。究竟遵循新自由主义、生态独裁主义、甚至生态法西斯主义，还是生态自由主义（绿色经济）或解放主义，政策层对这个问题的应对犹未可知。

社会生态转型主要从解放的视角来处理多重危机，注重发展具有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超越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对进行“幸福”展开新的理解，注重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开放化模式。因此，必须重新修补之前“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裂隙；像能源匮乏、工作环境恶劣、居住地嘈杂、食品不安全之类的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加强对经济的理解，一种超越常规市场（不仅是资本化的市场，还有公营部门）和薪资劳动的理解，因为这些在实现解放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解放的社会生态转型需要这样一种视野：极具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现存的权力关系的阻碍或重塑，替代性实践的进一步稳定化，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应对未来的某些不确定性。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不确定性不应沦为权力工具，弱势群体应被告知并深信社会生态转型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但是如果强制转型能创造一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更好的社会和更好的生活环境，那么在我看来这是值得思考和实施的。谢谢大家。

（特别支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