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微博认证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的易延友副教授，在其微博替李某某的律师辩护时表示：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立即引来网友热议。后来易延友在微博道歉，承认言论的确不妥。

另外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是吴虹飞。她随意发表实施爆炸的不当“恐吓性”言论，称“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警方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将其刑拘。

两起事件引发的民意方向不同，但是同样警示着官员和公众人物应学会慎用言论自由权。然而，言论自由应该如何得到保障、言论自由的边界又在哪里？

吴虹飞有点倒霉，易延友有些自负？

吴虹飞律师正是以“对于吴虹飞发的微博，一般人都会判断这只不过是句气话，不会觉得她真会去炸这些地方”为由，认为吴虹飞不构成犯罪。个案中言论危害程度取决于具体时空，相同言论因主体、对象、地点、时间等因素不同而相异。而吴虹飞发微博正是在冀中星制造首都机场爆炸案约9小时后，时机敏感，而且涉及互联网传播，受众较广，这些都是让吴虹飞有点“倒霉”的因素。[详细]

易延友及其支持者在自我辩护过程中，极其严肃地搜寻了大量支撑其观点的学术素材，此后针对其观点的辩驳出现新的讨论，有人认为，反对易的人不够务实，被斥为装×，有着浓厚男权主张的观点就此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对易的批判还在继续，白岩松认为，“冒犯公众比虚假新闻的危害更严重”，此观点遭遇不少批评，尽管易的观点过于偏颇，但在很多人看来，其言论自由也值得尊重。[详细]

有种态度叫，“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进一步来说，对于某个群体、某一事件、某种情形，我们很容易一股脑地套用既有认知，往往就事论事、理性分析还来不及登场，诸如法律问题道德化、道德问题法律化、权利问题政治化，这类张冠李戴式的结论既已作出。

在各方声音对等博弈的平台尚未理想建立的情况下，很多社会问题和舆论热点的讨论，都在沿袭着“用非理性表达来换取理性关注”、“用虚假的陈述来表达真实的爱憎”的思路。而不得不说的是，沿袭这样的思路讨论问题，更多只是为情绪宣泄甚至是“站队骂街”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出口，最有价值的诸如常识普及、公民理性、德性升华等层面的东西，一直被鸡毛蒜皮的碎片化、排队对骂的简单化、非此即彼的极端化所遮蔽和掩盖。[详细]

观点争锋中，还是多些理性讨论为好

比如对易延友而言，身为法学界人士，在发表“强奸危害性大小”的观点时，应该给出相关法律和细则等层面的“常识普及”。如果未能给出、未能“说服”，却生硬地让公众保持“理性”，非但有为犯罪嫌疑人开脱之嫌，而且其行为本身也无异于“找骂”。

对舆论和公众而言，看到这样的言论，便一窝蜂冲上去贴标签、扣帽子，继而只在“你到底在哪边站队”这样的浅表问题上大费口舌，以至于人身攻击，将民意审判替代法律审判，这本身就不是公共讨论的应有姿态，而会将严肃的讨论导向碎片化与娱乐化。[详细]

规则和法律保护，是维护言论自由的最后藩篱

为了言论自由，我们首先要知道言论边界。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于1876年出版，几经修改后于2000年出了第十版。《罗伯特议事规则》尽管是给美国人“开会”用的守则，但是有一些细节规则后面的逻辑原则同样值得借鉴。

原则上，现在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允许争执的。如果一个人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他首先必须想到的是，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他的发言时间以及是什么时候。其次，当他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时，要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能向意见不同的对手说话。在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的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因言论争议引发的事件后，我国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现有法律并没有对“违法、犯罪言论”给出较为客观、易操作的标准。这也导致类似事件争议不断。法律工作者认为，此标准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言论者随后行为是否为进一步制造恐慌创造条件；二是社会公众是否相信了此言论,进而产生了恐慌；三是公安机关和言论指向者是否因此言论采取了针对性的防范措施。[详细]

（编辑：杨公振，实习生吴海波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