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部分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各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加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从政的各个时期经历过各个层面的经济工作，深刻洞察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丰富案例、运行规律、前进方向与政策要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革命，是解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体系。
不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现有的西方经济学，还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都没有提供现成的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十八大以来，形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新发展的五大动力。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理论，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这个学说，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辨光辉，始终科学地阐述着人类社会现象。在推翻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批判性、革命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指导性、建设性。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有了发展新方向和实践新经验，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致力于寻找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均衡点，区分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突破了米塞斯的“两个要么”，结束了“两林之争”，避免了激进式改革的历史悲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革命。这次革命，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反而证明了这个学说的实践性、开放性、普遍适用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作，《资本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资本论》的逻辑，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实践证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资本论》就永远不过时;只要运用商品货币关系配置资源，《资本论》的指导地位就永远无法动摇。
在当代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比如商品经济理论、价值规律理论、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等等。落实发展新理念，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落实创新发展理念，需要运用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下降但利润量增大等理论分析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发挥创新的正面效应;落实绿色发展理念，需要运用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等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互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寻找建设美丽中国的可行路径;落实协调发展理念，需要运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协调好各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需要运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对华贸易》等文献中关于国际贸易理论，全面看待开放政策，优化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需要运用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及其源泉理论，处理好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此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运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产生、分配、交换、消费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供给结构，解决消费外溢问题;推进“互联网+”战略，要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理论等，理解互联网思维，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强大解释力，能够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反映这个伟大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二、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部分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
西方经济学反映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运行规律，随着数理研究工具的广泛应用以及实验经济学的逐步成长，在定量分析、实证分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属于认识社会现象的智力成果，不失为一种观察视角。比如交易成本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对分析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定的解释力;国际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对分析改革开放初期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有一定的解释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是重义轻利、重农抑商、黜奢崇俭。这个经济思想，在推动中国古代经济走上农业社会巅峰的同时，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成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也将逐渐瓦解。但是，作为土生土长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并且其时代价值在不断涌现。比如，有“东方凯恩斯”之称的管子，其国富民强、轻重之术、四民分业定居、盐铁专卖等经济思想[[1]]，对于实现中国梦、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建设职业培训体系、推进国企改革等时代课题，依然具有启发作用;司马迁关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经济人假设、关于“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等，依然具有借鉴价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2]]。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焕发出新的时代魅力。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国有企业到2020年上缴利润达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反映了“重义轻利”;推行光盘行动，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遏制奢侈性消费，具体反映了“黜奢崇俭”;而“重农抑商”，随着新四化建设，发展为“重农亦重商”。
三、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成果。研究这门学科的实践逻辑，必须根据“两个不能否定”，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前提;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统购统销、城乡二元、人民公社等制度安排，由于信息不对称、物质利益激励不足、城乡剪刀差等缺陷，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建立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时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堪称“中国奇迹”。然而，“中国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长期注重需求端，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国内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总之，中国经济大而不强。
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认识和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四、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各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但资本主义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各有差异。英国、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北欧高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东亚模式，都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实践证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制度，只有特定条件下适用的经济理论。运用经济理论时，必须充分考虑实践理论的国情特征。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就是例证。就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较为完善，也不等于不存在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从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开始蔓延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欧洲国家，面临着“高福利病”;“广场协定”后，日本经济增长乏力。
二战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力竞争者。社会主义各国，既有修补计划经济体制的努力，也有彻底放弃计划经济、彻底选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尝试。苏联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建立斯大林体制—赫鲁晓夫及其之后的修补性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终究因没有找到适合苏联国情的发展道路而垮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诞生了布鲁斯的经济决策与经济模式、有调节的市场机制模型等理论，卡德尔的社会主义自治和联合劳动理论、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等理论，锡克的“资本中立化”、自由市场机制以及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但没有真正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真正结合本国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辩证对待西方经济学，不是全盘否定，导致改革停滞;就是全盘照搬，导致政权灭亡。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500天方案”，迷信西方经济学，用僵化的思维改革僵化的体制，难以成功。
五、习近平总书记在从政的各个时期经历过各个层面的经济工作，深刻洞察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丰富案例、运行规律、前进方向与政策要求
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发现十八大前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理念的连贯性。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在不断发展，其经济思想也随之发展。可将其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归纳为六点：以陕北梁家河为对象的农村经济思想，以河北正定为对象的县域经济思想，以福建宁德为对象的市域经济思想，以浙江省为对象的省域经济思想，以中国为对象的国家经济思想，以国际经济格局为对象的世界经济思想。这六点，时间上贯穿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空间上贯穿乡镇—城市—国际三个层面，构成了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立体透视。
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等重要岗位上，习近平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刻洞察建设中国县域经济、市域经济、省域经济的丰富案例和运行规律，既熟悉党中央各个时期的改革政策，又结合实践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观点。比如平正时期，提出了“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正确处理商品经济的六个关系”“抓好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综合改革”等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经济思想;宁德时期，提出了“弱鸟先飞”“提倡‘经济大合唱’”“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一揽子富有地方特点的脱贫措施;浙江时期，提出了“利用民资大有潜力”“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等对十八大后的经济改革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的政治经济思想。这些独创性观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经济建设，贯之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贯之以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思考。
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理念是当前最能反映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际的三个新概念。提出新概念，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党中央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根本规律，选择的前进方向和政策要求。三者辩证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主要内容，经济新常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新理念的提出背景，客观描述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基本现状，间接指出接下来的根本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落实发展新理念的战略选择，指明接下来的主攻方向。发展新理念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理念，指明接下来的实践要求。
六、五大动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逻辑联系
五大动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新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根本动力，决定其余四大动力的作用。如果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那么，就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与理论实现良性互动。如果用封闭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践中的新问题，那么，既不能推动理论向前发展，也不能指导实践向前推进，只能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所有教条，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
在此前提下，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内容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部分，有效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视野，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理性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化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充实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第二个动力是直接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内容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部分，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反而展现出这门学科的实践性、开放性与创新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与适用性。
立足国内视角，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立足国际视角，结合中国国情，借鉴世界各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发展史，根据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推进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所以，第三个、第四个动力是经验动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直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新发展。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第五个动力是实践动力。之所以研究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经验，是因为对这项内容的研究程度，决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理解深度。
综上所述，五大动力辩证统一，根本动力决定根本方向，直接动力推动创新，二者构成思想来源。经验动力提供生动丰富的研究案例，佐证思想来源。实践动力是五大动力合力作用的具体表现，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因此，研究五大动力及其逻辑联系，是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