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繁复杂世界背后存在何种机理？作为新生代的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一时间着实不敢轻下断言。然仍少年意气所驱，存此意念，唯向古人借智慧，向同仁借言论，试图理解其间各种纷繁复杂之事。
三句古人言
第一句古人言：所谓世界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纵观2016年，我们看到，在这世界大势当中，充满各种离心力和各种向心力。分分合合，相互作用，共同存在。
首先，在区域层面上，英国脱欧让我们感受到离心力在欧洲的萌生和蔓延。明年，将有11个欧洲国家会进行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各类公投。未来的欧洲充满变数。不少战略学家预测，未来的欧洲将继续分家，直到“四分五裂”。但在这些“分”的元素背后，不是没有“合”的成分。也有学者一直认为，区域一体化本来就是双刃剑，它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又是全球化的反作用力。因此，离心力愈发萌生、不断 “分家”的欧洲，甚至可能某一天走向破产的欧洲一体化设想，是否又将预示着一个全新版本的全球化图景呢？
其次，在诸多议题领域当中，都是有分的元素，有合的元素。例如，在货币领域，我们看到多元货币篮子里有了人民币这一新成员。货币篮子的多元化正是为了改变原有美元独霸带来各类“负面溢出效应”的现象，正是为了进一步调试不公正、不合理和无序的国际货币秩序。再者，贸易领域的治理规则更是分分合合，有TPP、TTIP、RCEP、FTAAP等等。各种范围和层面的规则乱象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种理想版本的合力，即，在未来世界，理想的贸易规则版图应该是具有渐进性、包容性和高标准的。TPP颠倒了这一顺序，没有关注包容性，而是一味排他，注定了它的道路不会坦荡，不会受到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支持。任何规则的诞生，都需要经历时间和实践的磨砺，国际贸易治理规则也是如此。它需要更多地倾听，渐渐成长，从各国实际出发。
最后，在全球层面，也是有分，又有合。面对各种“碎片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站在全局的角度，试图在全球范围之内，激活经济增长活力，摆脱经济疲软的阶段性瓶颈。这是一个中国发起的全球性努力，它需要沿线，乃至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
第二句古人言要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的朴素道理。
借用《赤壁赋》之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变化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没有变化也就没有进步。人生也罢，世界大势也好，一概无法逃脱变化之理。然而，变中有不变，不变之中也有变。
首先，不要过度解读“变”，警惕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背后的西方大选政治。变相背后，往往蕴含着不变。不少评论认为，美国精英政治的年代已过，而迎来了民粹主义为特征的草根政治，中产阶级将成为最大损失者。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草根是谁？中产阶级是谁？精英又是谁？美国精英政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特朗普作为精英集团的代表，以草根口号获胜，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想必无需赘述。
再者，回顾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回望大国的兴衰，往往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一个帝国的衰落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一个新的大国的兴起，也非一蹴而就。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GDP的重要贡献者不会发生剧变，重要的全球治理的规则体系框架也不会转瞬易主。因此，不变亦变，变亦不变。在认清不变的基础之上，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前者是基础，是保障。
第三句古人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这句话要讲的是面对种种纷繁复杂，要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预警机制？一个直观回应就是，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则是越来越多具有非传统性的安全隐患与挑战，例如人口问题、宗教、网络安全等。这些问题有的是新近萌生的，有的是既有的，但在新时代增加了诸多新特性。我们传统的手段、思维和理论基础并不足以应对这些非传统性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予以应对。
其次，如果发生了美国战略收缩，谁来提供公共产品，维护世界稳定？中东局势走向何方，反恐局势又将如何？未来充满未知数。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各种可能性，回应越来越多的世界期待，我们是否已有预案？全球问题不是一家之事，也不是一家之力所能及。因此，我们想要全力参与全球治理，在部分议题领域内起到牵头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做好战略预算，学会向全球借力，盘活全球公共产品的大盘子，一起解决问题，把事情办好。
最后，真的要成为治理全球问题的中流砥柱，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预警，是否筹备好了足够的智力支撑？相比我们的联合国会费，中国籍的联合国雇员比例非常低，更别提管理层比例。在全球技术性官僚方面的缺失容易引发 “木桶效应”，影响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设置全球议题的能力。
一个中国定位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该如何找准外交战略的定位呢？记得王缉思先生曾经从四个方面的重要属性总结过中国的定位。一是国家政体属性为社会主义大国；二是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为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三是中国的实力地位是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而最后一点，也是我想展开讨论的，中国的地缘属性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但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
一方面，这种地缘属性的定位，夯实了我们作为桥梁国家的地位。在G20等全球治理平台上，我们既能够与发达国家对话，又可以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这预示着我们能够在南南对话与南北对话当中，提出具有包容性的方案。另一方面，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也意味着非常重的国际责任。我们心怀责任感的同时，也对“战略过载”心怀担忧。实力和影响力是一对重要关系；而实力和战略投入，或曰战略扩张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平衡关系。如何将战略投入限定在合适的水平之上，既能彰显我们的国际责任感，又符合我们的实际承载能力，是我们在贯彻“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重大议题。围绕这一议题，曾经与学界同仁多次讨论。走出去要基于实力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重视手段的灵活性。这就是要盘活全球公共产品的大盘子，学会向世界融资，向世界借力、借智慧。再者，要保持战略弹性，很多大国都走过战略外向的阶段，比如说对外直接投资（FDI），先是少量外流，后是大量外流。而资金、技术和项目等投出去之后，多是开始反思，什么时候这种投入可以有效增强影响力和竞争力，再是这些投入什么时候可以适当保持弹性，进而“反哺”国内发展与民生。有收、有放、收放自如，才是外交战略的高境界。
（本文根据作者在锐评2016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任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