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经验蕴含着丰富智慧，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仍然可以借鉴。正确认识传统社会治理机制的长处，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比如，古代人们对待诉讼的态度，就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关，有其合理性。在中国传统民事纠纷调解机制中，一些有益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句话叫“政不下县”，意思是说县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广袤的乡村社会很大程度上依靠乡党、里甲、宗族等民间社会组织来维持秩序。这些组织中的领导者扮演了官府与民间互动的媒介，在催缴钱粮和调息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明代洪武年间，国家明令规定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须由民间年高德劭的里老耆民先行剖断劝息，若调解不成方可到州县衙门告状。而州县官吏在受理和审理民间纠纷时如遇事实不明、需要补充证据或者踏勘山场界址时，会批令里老耆民和宗族长老协助。所以，在明清官箴文书中批状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做县令时候的判牍中，批状多于判词，大多数民事纠纷都是通过批令族长、里老、甲邻、族众等协助查明事实，或就地调解纠纷。
以州县官吏为代表的官府，在解决纠纷上如此信赖民间社会，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现实根源。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法族规、乡规民约和行业规程对民众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这些规范均以信守国家律令为前提，其惩戒形式也基本复制国家刑律条款，因而与国家法律不存在冲突。其次，在修齐治平目标的感召下，国家安危寄托于百姓安危。只有个人、家庭、宗族健全团结，乡村、州县才能安定和睦，而州县安则天下安。所以，州县官吏将民间纠纷批给民间组织去解决，便捷而简易，既化解了纠纷争讼，又教化了宗族乡里。另外，这些民间社会组织具有易于掌握事实的独特优势，他们就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事发地取得证人证言和事实证据更为直接和便利。所以，清代《牧令全书》说：“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图民录》更指出：“乡党耳目之下必得其情，州县案牍之间未必尽得其情。”
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不仅来自调解方案的便民公正，还来自调解者的人格力量和资源优势。调解本身也许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调解方案的执行才是关键。民事裁判执行难，难就难在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不明或无法制约其逃赖行为。而民间纠纷调解者熟悉当事人的个性和争讼由来，其调解方案往往能够切中肯綮。而且，在乡间邻里，族长里老的地位、资源、权威也往往是当事人生存发展必须依赖的人际环境，所以被执人也很可能愿意配合。
这种传统纠纷调解机制牵涉到个人所归属的社会组织，与官方裁判相互对接。在民间调解层面上，既有宗族内部的纠纷调解，也有宗族之外保甲、里甲、乡约主持的乡村调解。到了近代，随着商业发展与商会组织的扩大，商会公断处成为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渠道。从上海、天津、苏州等商会档案中可以看到，商会公断处所处理的商事纠纷，分解了近代城市司法机构相当大的诉讼量。此外，受商品经济冲击和个人谋生方式改变的影响，近代乡村社会开始分化出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各种抱团取暖的同乡会组织应运而生。这些同乡会很快又传习了传统乡村纠纷调解的办法，在远离乡土之地仍然承担同乡间的纠纷调解职能。由此可见，乡村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延伸到市民社会也具有积极效果。
每个社会都有适合自己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国传统社会赋予各种民间组织以合法调解地位与权威，让他们充分发挥整合资源和息讼止争的社会功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吸收这种分解地方司法压力、减轻群众讼累的传统治理智慧，不无裨益。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