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乡村的语境中，有很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如鞭炮锣鼓等发出声光信号的媒介、绳子等用于农耕生产与编码记事的媒介、戏剧等教化娱乐一体化的媒介等，没有被当代主流传播学研究所接纳。从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卜卫将乡村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木偶戏、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统称为“传统媒介”，认为它们“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形态之中，成为那些无法接触到大众媒介、不愿意使用大众媒介或无法在大众媒介上发声的群体可利用的一种信息传递和娱乐的工具”。不仅如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传统媒介或者说是文化实践的形态对村民的影响或意义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活动本身，内化成村民的仪式环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研究乡村传统媒介及其文化，将有助于了解村民的情感结构等。
根据伊尼斯及麦克卢汉的观点，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属性、偏向与特征。笔者经过长时间在乡村的传播学民族志调研发现，大多数的传统媒介均含有集体主义倾向。因此，本文借用“团结经济”观点，提出“团结媒介”概念。伊桑·米勒认为，团结经济是指“隐蔽的”或者“边缘化、藏身于主流经济的夹缝之中”的一种民间经济行动，主要是社区的、草根的行为主体用合作互助的方式开展的全新的社会与经济形态。团结媒介在本文中指被现代大众传播所忽略和边缘化、但又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践中，具有团结精神和集体主义倾向的媒介。
绳索：劳动产生媒介
在乡村，民俗与艺术来源于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在南方农村，绳子主要取材于稻草。自古以来，种植与收获水稻，村民之间就会结成互助小组，集体主义倾向是村民自发形成的一种生产策略。将无数根稻草拧在一起就成了绳索；绳索的功能是将原本散开的东西和物品捆扎和聚集起来，这里亦包含着一种团结的可能性。
最早的渔猎活动需要弓箭和渔网，更离不开绳索，猎取的猎物需要捆绑，兽皮也需要捆绑在身上做成遮体保暖的原始衣物，在栖树、巢居、穴居、采摘、渔猎的生活中，攀岩爬跃、穿山越岭也要利用绳索，几乎人类所有的工具和生产、生活物品都需要借助绳索来组合和连接。正因为绳索这一媒介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利用，绳索具有了编码的、抽象的传播功能，结绳记事是文字发明以前人类最古老的表达方法之一，这个时代的影子至今模糊地存留在我们的语言化石中，如结婚、结缘、结仇等。又因“结”与“吉”谐音，古人认为“结”象征吉祥，因而该媒介逐渐具有了寄托希望、保佑平安、祈福求寿等装饰性、观赏性功能。如结义、结社、结拜、结盟、团结、结发夫妻等，被人们赋予了各种情感愿望。更进一步，用陀螺、拧车等工具把绳拧合起来这种技艺背后寓意也象征着人类社会组织由单一到复合族群、由部落到国家的融合与发展壮大。
鞭炮：召集、娱乐与仪式
古时，一个人要召唤远处的另一个人无非是依靠视觉或者听觉。所以，鞭炮锣鼓和火堆，在后来的仪式中尤为重要。火的优势在于烘托气氛，但也有局限，即白天效果不明显，且有一定的危险，不能随时随地发生。所以，在乡村，村民更愿意选择以声音的方式来完成召唤功能，鞭炮锣鼓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仪式性功能。
笔者在陕北B村做田野调查时，村民回忆，2000年之前，手机还没有普及，在二月二龙抬头庙会中“听炮响”是一种重要的时间认知方式和传播行为。上午十点左右，庙里有很多人聚在一起放鞭炮，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会把塑料袋套在爆竹上，塑料袋或者被炸烂或者像风筝一样飞上天。村民听见炮响，媳妇就会在家里说，庙上响炮了，赶紧吃饭；五声炮响，就要出发了；十声炮响，就得赶到庙里。如此，大概一个小时后，村民们陆续来到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首先，鞭炮在传播过程中的编码与解码是村民之间共同完成的，而不是由某个人单独定义与完成的，换言之，鞭炮在乡村的传播行为天然地带有集体主义倾向。其次，放炮作为一种信息的发布方式，是庙会全过程的指示灯，村民按照它的指挥进场、退场，使整个过程获得秩序。鞭炮就成为了一种召唤、娱乐与仪式三位一体的团结媒介。
戏剧：娱乐与教化的集体化
戏剧、皮影戏、木偶剧等常常被追溯为电视剧或电影的源头。在舞台上表演具有情节、音乐和艺术属性的故事，既能达到“高台教化”的效果，又能娱乐大众。无论从形态、内容还是效果来看，戏剧均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媒介形态。传播学学者常常聚焦于意识传播和发展传播，而忽略了戏剧中所蕴含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主义倾向。
首先，传播内容的生产机制是集体完成的。戏剧演员的学习是社会化的，多位农村的老艺人回忆，拜师学艺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受到村庄中戏剧氛围的熏陶和田间地头“拿起铁锹当大刀使”的社会化的学习方式。由于识字水平有限，农村演出剧目的传承是没有剧本的，大多是代际之间的口传心授。或者说，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艺人在学习与演出的实践中会不断加入自己的理解。对剧目进行再生产，即剧目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代农民艺人在实践中共同完成的，而戏剧的舞台表演无疑又是一次团队协作的内容生产。
其次，村庄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仪式，从出生到死亡，比如出生、满月、周岁、成人、结婚、生子、过寿、死亡等，他的孩子又会经历相同的过程，千百年来，循环不尽。每一个仪式都要“请戏”，作为答谢宾朋的工具，戏剧借此参与其中，在每个人生命的时间轴上留下了很多标记。根据这些标记来判断自己已经走过的时间和剩下的时间，对自己人生过去和未来的想象构成了自己的人生秩序。一代又一代的人构成了村庄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他们人生的仪式按照时间排序，与村落庆典分享的是同一个时间轴，与村庄是同一个空间。每一次庆典，其他村民都会过来看戏，换言之，每一个村民都会参与到另一个村民个人的人生仪式之中，并获得娱乐，整个村庄在戏剧的见证、参与和建构之下，凝聚为一个大集体。
再次，电视出现之前，村民延续着千百年来的生产与娱乐方式，即在日常维度，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晚上回家就直接休息了；在另一个维度，娱乐与集会联系在一起，比如庙会、婚丧、过节等，村民不需要劳动，大家集合在一起，看戏听曲喝酒划拳。所以，在长时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为习惯的勾连：劳动与日常，娱乐与集会，并借此建构了村民的生活秩序。电视出现后，农民每天晚上在自己家里就可以享受娱乐。娱乐才逐渐去集体化，被引入日常生活的维度。
在乡村重新发现团结媒介
为什么要在重返乡村传播的语境中发现团结媒介，这其中有着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重要意义。当代中国乡村的时代主题是合作化，无论是人、土地，还是生产方式、市场经营，都需要团结互助，因而大大小小的合作社正遍地开花，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唯有如此，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主导的日常实践中为农民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传播学理应参与并回应时代的重大命题，讨论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团结媒介是很好地将村民团结起来的媒介形态，其传播行为是一种具有集体倾向的社会行动。研究团结媒介，可以建构起新型的乡村文化传播行为与政治经济活动的有机勾连。
研究团结媒介，还可以在理论层面回应传播学本土化的诉求，不是主流传播效果理论和发展理论在中国乡村寻找注脚与案例，也不是自说自话地提出本土的理论概念，而是对传播学“灰色地带”的解放，将我们习以为常却又视而不见的传播现象重新囊括进传播学研究的视域，重新审视传播学叙事中被忽略的断裂之处，进而产生既能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又能与西方对话的本土理论，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传播实践提供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