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 国发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015年，政府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重点向落后地区、弱势群体方面倾斜，并多次以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为依归，体现了政府在社会政策上体现鲜明的托底性色彩。
报告将推进食品安全示范行动放入公共安全内容部分，并在问题列举中提到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仍然较多，再次体现了政府将食药安全从原来的市场监管问题转变为公共安全问题的新定位。过去一年，虽然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都正式实施，食品药品总体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安全事件，但仍然爆发了“僵尸肉”、草莓乙草胺致癌风波、浙江黄体酮孕妇不良反应等事件，在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保健食品虚假宣传、仿制药审评数据造假等监管老大难问题上仍然突破不够，未来一年需要在这些方面继续加强监管和社会共治。
总理在报告中提出建立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并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等具体公共服务列举出大量数据和指标。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体现“十三五”政府在对民众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刚性的政治承诺。
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
解读：这是对去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康中国建设的积极回应，目前我国人民群众主要健康指标总体处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预计达到76岁，2014年婴儿死亡率下降到8.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11.7‰，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1.7/10万，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1岁，任务艰巨，难度不小，需要在未来五年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和公平性配置、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方面下大力气。
报告提出：继续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注重解决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问题，对下放的审批事项，要让地方能接得住、管得好
解读：这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前一阶段简政放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些地方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存在为了放权而凑指标，只放一些形式意义上的权力，对于一些含金量高的权力则仍然抱住不放，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只下放权力，不下放资源，导致下级政府接不住，最后使得改革流于形式，希望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在今年的改革中能够对简政放权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予以优化，并推出系列配套措施，以保障政策实施的落地。
报告提出：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解读：这反映出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更加突出放管结合，而管的思路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变为现代市场监管，大力创新监管方式，推动随机抽查和执法，变以前执法频次多，处罚弱为执法频次少而真，处罚大的方式。另外，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工具，对市场经营者相关信息全面披露，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以便进行社会监督，这实际上是把政府监管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共治思维的体现。希望看到未来一年这些政策能够继续得到落实和深化。
报告提出：“强化环境保护督察。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必须严格执行，对超排偷排者必须严厉打击，对姑息纵容者必须严肃追究”
解读：这体现出中央政府已经看到此前环保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无牙老虎“的弱化情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环保监察和执法省以下垂直管理，就是要提高地方环保机构的相对独立性，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报告提出：今年要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明确提出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
解读：前一段时间一些媒体报道新医改工作已经碰到重大困难，难以继续深入推进，总理的这些提法表明中央政府推进新医改的决心和魄力没有变，只不过由原来的顶层设计变为试验推广，由单纯提高标准变为互通流转的更加中微观层面。城乡医保整合、不同地区医保流转接续，地方分级诊疗等都是医改的深水区问题，希望未来一年能够有更多的实际政策来加以突破。
报告提出：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解读：这主要是对前几年我国药品医疗器械审评速度过慢，积压过多，导致病患者的用药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所提出来，去年国务院已经通过扩大审评编制、提高参评人员待遇、开展购买社会服务、多点设立审评中心等多种方式来缓解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加以政府在提速的同时仍然要把药品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放在审评的第一位。
报告提出：为了人民健康，要加快健全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严守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解读：这是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对食品安全工作问题表述字数最多的一次之一。对监管体制的要求，是为了回应目前地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相对混乱多样、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专业性和独立性遭到削弱的问题，反映出中央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新动作，同时强调了食品安全全过程监管的理念，树立“大食品安全”的监管理念。
报告提出：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解读：这是对去年年末深改组会议所提出的群团组织试点改革的继续深化，反映出中央将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前段时间所可能出现的官僚化、贵族化和脱离群众的趋势的纠正，并通过在上海、重庆等地的试点改革，倒逼这些组织能够更加贴近群众，充满活力，自加压力，并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评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