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拉动增长”是良策还是阴谋？
苏联解体这场经济和地缘政治灾难的政治前提是明确的，那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根基被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策破坏，这一过程早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就开始了。正是戈尔巴乔夫政府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苏联经济研究》一书的出笼，成为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模板；正是戈尔巴乔夫允许以恢复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叶利钦领导的反对派势力在苏联共产党内潜滋暗长并不断壮大；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党纪废弛，叶利钦才敢于在1990年7月正式退出苏联共产党前就领导一批人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正是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苏联的“国家自杀”之路——叶利钦主持了葬礼，但安排其死亡的是戈尔巴乔夫。
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在与苏联的较量中终于如愿以偿，这自然强化了他们寻求“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信心，期望这位“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能够将类似灾难施加于中国。他们多次期盼中国共产党内某些领导人发挥那样的作用，但最终看到的却未能如其所愿。马特·斯齐亚凡扎在谈到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极力在中国寻找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界人士和政策专家，与新闻记者一样，从中国领导层每次新老交替感受到的只是痛苦。”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虽屡遭挫败，但他们始终抱有这样的期望：“也许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目前还不能露头，但重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人们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发生，正如戈尔巴乔夫本人发现的情形一样。”
美国专业人士一直期盼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长期以来积极在中国活动，试图识别、联系和荐拔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情况表明，只有将中国引向混乱和解体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才能被美国新保守主义舆论接受。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全面”才在中国乃至国际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四个全面”表明中国并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这自然激起了那些反华势力的愤怒，他们始终在中国寻找戈尔巴乔夫式人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赞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物。这种“普世价值观”是服务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本书序言部分早已对其实质做出过分析。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一旦意识到领导中国的并非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理所当然地改变了对中国的策略。摧毁苏联、削弱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有戈尔巴乔夫存在，戈尔巴乔夫是这场政治变动得以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但在中国，因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条“和平演变”之路被堵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将“进攻”次序倒转过来：首先破坏中国的经济，希望借此导致日益高涨的社会不满，从而打开决定性政治变革的大门，这种决定性政治变革的最终目标是推翻中国共产党，恢复资本主义，阻塞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来说，这种试图首先削弱中国经济，借此打开政治变革的大门，最终实现推翻中国共产党目的的策略比寻找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并借此制造政治动乱更难以奏效。我在第20章早已做出分析，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削弱中国参与劳动分工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美国也不可能推行广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不仅会对美国自身的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还会招致中国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这意味着采取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助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试图与中国内部某些社会阶层联手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目的。
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也不可能直接控制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是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决定性措施，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重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尽管面临着种种障碍，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仍极力在中国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并着意栽培中国高等院校和类似机构中支持他们的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已指出这一点。这些人多次试图以破坏性方式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离决策圈太远，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可能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造成严重后果。
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在中国有两个坚定且稳固的支持基础，即投机性金融集团和高等院校及类似机构中某些专业人士，前者能够像俄罗斯的寡头们那样在国家灾难中浑水摸鱼，迅速致富，后者有可能从待遇丰厚的美国大学、西方智库等机构取得工作机会或受到资金资助。尽管这些人能够获取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资助，通过社会媒体等渠道炮制大量的噪声，但他们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不足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过，他们有可能利用人们渴望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正当诉求进行煽动，试图制造更为严重的混乱；一旦造成严重混乱，许多社会阶层就可能会被他们吸引过去——毕竟，提高生活水平是绝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利用正当诉求来削弱中国的典型例子。
要了解此类攻击手段是怎样发起的，就有必要回忆一下前面所讲述的经济由消费和投资两部分构成。因此，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就要相应地降低国内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如能降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就可以降低其经济发展速度，从而防止或至少阻滞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此外，GDP增长是消费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能大大提高中国的消费在其GDP中所占的比重，GDP增长速度就会降低，进而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这就有可能造成社会不满。
因此，迫使中国大幅度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程度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试图阻滞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手段。
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利用普通中国人期盼提高生活水平（用平实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增加消费”）这一合情合理且自然而然的愿望，提出了“消费拉动增长”的口号。事实上，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是GDP增长，而GDP增长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张军和朱天对中国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总结（2013年）：
低消费率的另一面是高储蓄率，它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不依赖于外债的情况下实现高水平的投资，这也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得以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5%，与此同时，消费的增长也达到了8.6%（考虑通胀调整因素后)。虽然消费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但高达8.6%增速已经非常了不起，因为世界平均水平还不到3%！同一时期的印度——另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其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5.8%，也低于其GDP6.5%的年均增长率。听起来也许有些拗口，但中国相对低的消费率正是其很高的消费增长率的重要原因。
要认清上述事实，有必要掌握一些经济学知识，以免被主张“消费拉动增长”的伪理论迷惑。这一伪理论声称，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太低，因此必须提高消费。这种论调听起来对普通中国人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自然希望提高生活水平，以尽可能大的幅度和尽可能快的速度提高消费。如果将其付诸实施，必然造成中国储蓄率下降，进而固定资产投资程度下降，从而造成经济发展缓慢，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因此，主张“消费拉动增长”的伪理论是有助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对某些中国人有一定的煽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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