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减少不平等提供“样板”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霍文琦）8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承办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书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包含一套涉及17个领域169个具体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指导未来15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全球可持续治理掀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这一重要的全球议程。2016年是落实该议程的第一年，列入了即将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议题。

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客观评估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未来需要做出的努力，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契合了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和国内的政策需求。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院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撰写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书系”（共18册）。目前该书系首批5种图书已于8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分别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减少不平等与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饮水安全与环境卫生可持续管理》和《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全球可持续发展关注点转移

作为书系之一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以2015年9月在纽约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背景，聚焦全球在未来15年的“可持续发展”主题，解读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议程的理念转型，以全球视野回顾和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轨迹、基本格局、重要挑战、和实现前景，并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关注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转型。

《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指出，5P（people, planet, prosperity, peace, partnership）理念的形成与引领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创新。较之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关注和强调“环境”一个维度、1992年联合国里约峰会“环境与发展”两个维度、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确认的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明确的5P（People, Planet, Prosperity, Peace, Partnership）理念中的人本、地球、繁荣、和平与伙伴关系五个维度，不仅是认知的进化和深化，更是国际社会认同文明转型的理性升华。

可持续发展的三维测度和目标体系最早在1987年的布伦特兰报告中明确提出，15年后在约翰内斯堡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确认，在2012年的里约+20峰会上再次确认，但操作上的困境使得三大支柱体系步履维艰，难以就目标体系达成共识，只能授权进一步工作。三年后的2015年，才形成5P理念下的17个目标领域、169个具体目标的体系。在未来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践中，人本、地球、繁荣、和平与伙伴关系五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转型将会取代常规的经济、环境、社会三维测度体系，整体、全面、有机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球发展格局呈现波谱化特征

《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指出，全球发展的基本格局，已从1980年代的南北两大阵营演化为当前的南北交织、南中泛北、北内分化、南北连绵波谱化的局面。所谓南北交织，指南北阵营成员之间在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和气候保护上存在利益重叠交叉。所谓南中泛北，主要指一些南方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一些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表现出共同或相近的利益诉求，另有一些南方国家成长成为有别于纯南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属于南方阵营，但有别于欠发达国家。所谓的北内分化，是指北方内部出现不同利益诉求的集团，最典型的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立场分化的是伞形国家集团和欧盟，而且这些国家内部也有分化。例如加入欧盟的原经济转轨国家，波兰和罗马利亚等，与原欧盟15国在气候政策的立场上有较大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北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或相对低位的下降，新兴经济体地位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以及欠发达国家地位的相对持恒。

在全球整体发展的格局上，尽管出现连续的波普化趋向，但还是存在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概括说来可表述为：两大阵营、三大板块、五类经济体。南北两大阵营依稀存在；发达、新兴和欠发达三类经济体大体可辨；发达经济体可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口较快增长国土开发仍具有较大空间和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人口趋稳或降国土开发空间基本饱和两类、新兴经济体也可见以中国为代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趋稳和以印度为代表的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两类，欠发达经济体主要为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将来可能会不断的分化重组，但作为一个整体，或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

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减少不平等提供“样板”

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成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目标之一。作为书系之一的《减少不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在减少不平等的实践中，中国从实践中不断摸索与总结，积累经验，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理论，就是不断完善经济收入与社会发展的制度结构和空间结构，从制度设计和空间优化两个方面来系统性开展减少不平等的各项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就是制度结构和空间结构均衡发展的双重结构理论。

在发展理念上，中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减少不平等上，中国从整体和全局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不仅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上进行积极主动的政策干预和引导，提高不同人群之间在经济收入上的平等程度，而且还积极在不平等的源头上下功夫，大力推广和发展教育，确保人人都有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不断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每一个孩子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教育改革发展的各项成果。《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88%，初中毛入学率达到104.0%；基本上消灭了青壮年文盲。在一个有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真正做到了保障每一个孩子享有接受良好育的机会，这是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伟大的历史性跨越，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提高教育质量和确保教育公平的同时，中国还关注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以及个性特征的塑造，并不断改善家庭和社区环境，提高父母的养育能力和水平等。这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公平确保体制，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每个人公平的教育与发展机会，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减少不平等与可持续发展》指出，中国在减少不平等进而不断向前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上，重点探索建立经济社会协调运行的新机制，不断舒缓和解决不同社会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突出矛盾，控制和消除各种不平等的现象，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进步。在具体实施上，中国政府通过主动引导、多方合作、舆论宣传等途径，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推进机制，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目标而努力。同时，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靠科技创新及其推广应用来实现消灭贫困、减少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精准扶贫以及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过程中，基于大数据的科技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新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有助于更为精准地识别社会中真正贫困的人群以及导致其贫困的原因。在这种技术与地理空间定位技术相结合后，就产生了大数据和大地图相结合的政府决策系统，能够帮助政府精准地做出对抗贫困、减少经济差距和缩小社会平等的决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推进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加强与国外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研究咨询机构、民间社会团体等的深层次、宽领域、多方式的交流与合作，共享各方的经验与教训，共同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模式可以给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在参与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时应秉持“六大原则”、“七条路径”

作为书系之一的《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聚焦 “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这种新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其核心是“可持续发展”，而融资、技术、能力建设、贸易与系统性议题则是推进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种执行手段。这五个方面的执行手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投入-产出-交换体系，各个手段环环相扣、循环往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影响整个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构建。进一步而言，发展能力建设即产出能力提高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最核心、最根本的目标，因为这是投入资源和技术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也是交换的来源和基础。

《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在参与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对自身能力有一个清晰的评估和定位，继续秉持和平发展原则、合作共赢原则、全面协调原则、包容开放原则、自主自愿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六大原则。在具体的参与路径方面，中国应当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实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坚持“南北合作”的核心作用，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国际承诺；加强“南南合作”，将其作为“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改革中国的对外援助体系，突出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将其置于与外交、军事同等重要的地位，尽快建立独立的发展机构，可以考虑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与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相结合，组建一个独立的中国国际发展机构；对发展融资的来源和有效性发挥更大作用；妥善处理现有多边发展机构与新机构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加快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必须确保参与各方都受益，要发挥各方参与者的比较优势，还可以尝试建立更为紧密的三方合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