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八届彼得·德鲁克全球论坛在奥地利举行，全球知名管理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论证“创业型社会”的实现形式，其中把海尔作为“击败官僚主义”、实现人人创业的案例进行研讨，有舆论认为海尔模式为实现德鲁克推崇的“创业型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当下，海尔模式对构建“创业型社会”有什么作用？中国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先生。
欧洲工业4.0体系仍存本体论缺陷
中国网：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创业型社会”，欧洲知名管理专家和企业家研讨的核心是怎样进入创业型社会、如何利用创新和创业精神实现再度增长，该论坛是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主题和研讨内容反映了一个怎样的诉求？
罗清启：如何快速进入创业型社会反映出整个欧洲经济面向未来的焦虑，向创业型社会转型不是一个短时间的管理论坛的主题，它将是欧洲经济和社会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系统性转型主题，当然，也可以看成是整个欧洲社会面向互联网经济的总动员，这是欧洲社会面向互联网经济的第二次动员，第一次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范式，这实际是对未来欧洲工业体系转型的路线描述，欧洲繁荣的基础首先仍然是其工业体系产出结果的竞争力，而不是把创建新的工业4.0工业设施的能力当成新的商品来获利。
德国的工业4.0体系仍然存在巨大的本体论缺陷，该体系的核心是“物质=信息”，所有的有型物质过程都被数据摹写下来，制造业过程成为一个庞大的数据运动过程，也就是说工业会成为信息产业的亚品类，工业自身精确地控制了史无前例的工业过程空间，我现在的疑问是，需求在工业中的位置往往不是“物质=信息”这个工业4.0的核心逻辑所能确定的，那么工业就变成了需求的模仿者或是相似物。
这个看似高度智能、高速制造、大范围控制的工业体系的稳定性是有问题的，这种状态的工业体系只能看成是控制论在工业的更大范围内应用的加强版而已，控制论在伟大的互联时代不是在供应中进行控制和通信，而应该是在需求和供应中进行控制和通信，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工业4.0和向创业型社会转型可以看成是欧洲重构其工业形态过程中的两个疑问而不是两个答案。
未来创业关键是创造组织新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
中国网：“创业型社会”概念来自德鲁克1985年出版的《创新和创业精神》，德鲁克曾设想在“创业型社会中，创新、创业将是十分平常、相对稳定、持续不断的工作”。 你的观点认为，在当今社会创业不仅仅是创造新的企业或产业，而是创造新的组织形态，当前数字化技术正加速着社会的转型，“创业型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形式？
罗清启：目前关于创业型社会或者是创业型组织概念中的“创新和创业”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德鲁克在《创新和创业精神》中描述的创新和创业是关于组织的创新创业的作业指南，创新与创业作为一个管理学上的概念实体被发明创造出来，创新与创业的主体可以根据这组概念实体提供的实践维度去组织创新和创业。蔓延在当下很多经济体中的创新与创业，更多的指的是经济体引导社会挖掘经济体内需的宏观协调活动，这些活动的显著特征是社会行动的大规模化和阶段性，而面向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与创业与以上两种情况完全不同。
社会人群所具有的创造力成为继组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后的第三种知识类的生产要素，传统生产要素已经成为知识生产要素发挥崭新作用的障碍，所以，今天以及未来的创新与创业的关键是找到新的组织形式去组织更大规模的、新的生产要素。利用旧的组织形式去组织旧的生产要素和利用旧的组织形式去组织新的生产要素只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与创业是新型组织必须具备的一种日常态，而不能像在历史和今天一样，创新与创业一直是一种被追求的稀缺态，当然，我们目前的创新与创业的最重要目标就是要创造具有创新与创业日常态的新的组织形式。
“创新窘境”仍在误导欧洲
中国网：即使是充满创新精神的美国硅谷“车库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也会逐渐丧失原有的创新与创业精神，这是全球企业界“创新的窘境”。放手发挥员工创意，为公司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释放企业的能量是本届论坛关注的焦点。欧洲是全球大型企业集聚的重镇，如何重塑大企业的创新和创业能力成为欧洲乃至整个发达国家管理理论界最重要的未来课题，从论坛给出的理论碰撞的朝向看，欧洲能有效解决创新的窘境吗？
罗清启：互联网的号角并没有叫醒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大型组织，这些全球主导性的工业力量成为事实上的组织右倾机会主义堡垒，从论坛所释放的信息看，理论界对这些大型工业组织的改革给出的路径是：放松组织内部的管制，让组织重获活力，在我看来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充其量是大型组织“窘境中的修正”，这只是些大型组织内部兴奋剂的阶段性重注。
我们看到，在喧嚣的转型时代教条主义再度繁荣，它成为因惧怕转型而恐慌的组织的镇静剂，欧洲的大型组织应该认清当前经营环境的新现实，发达国家大型组织的全球市场面积已经封闭，基本的垄断形态都已经走过，目前正在依赖的经营形态是：通过跨越组织边界去实现核心能力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大型组织与其说是在靠管理吃饭，不如说它们是发达国家知识创造体系的零售机构，但是远景非常不妙，大规模知识创新的分布化已经对这种格局形成事实的包围。
时代性的创新不仅仅是摆脱组织的固有限制，而是要重新架构超越我们决定性生产要素能力的目标，去组织技术的创新和去组织社会的创新，对大型组织来说，这是新的“创新窘境”，原来大型组织制度框架下的“创新窘境”已经成为一种创新转型的新陷阱，在误导着当下与未来的大型组织转型。
通信的开放可以对工业与管理神秘的后现代性进行祛魅
中国网：“大企业能否变得富有创业精神？”在本届论坛备受关注，有战略管理学者在论坛对话中认为，企业必须击败官僚主义，他在引用海尔集团的案例时表示：“海尔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公司，它让每一个员工都有机会成为企业家，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创新与创业精神。”在此之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蒂安·布施教授也认为“海尔模式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社会模式”，请问海尔模式对欧洲到底意味着什么？
罗清启：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根本的挪动，大型工业组织还是处在马克思·韦伯和钱德勒所描述的组织范畴之内，中国市场的开放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西方大型工业组织的结构，对优质生产要素及生产性资源的主导也让这些大型的工业组织没有丝毫兴趣去改变自己的结构，互联网类公司的数字技术设施的建设就像在老城区旁边建起的新楼，好像这些设施仅仅是些新楼，它们对整个城区的影响也仅仅是扩大了城市的空间，在今天看来这是严重的理论失明，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理论决定着我们所能观察的问题。是的，在宏大的叙事上，我们从来是用理论的框架来透视事物，我们也从来是鄙视我们的直观。从论坛所展现的信息看，欧洲仍在使用一种历史性组织的框架来审视全球的变化，从这个角度上说是欧洲没有发现世界有什么变化，而不是世界本身没有变化，西方的管理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历史的巨镜，它连眼前的迷雾都看不清楚。
举例来说，欧洲的管理理论界一直高举反官僚主义的大旗，岂不知组织生存在的环境已经巨变，人类历史迎来全面的、自由的、非线性的通信时代，个人认为，通信的开放可以对工业与管理神秘的后现代性进行祛魅：我们管理理论一切的迷乱都可以在通信的全球开放性中找到答案。海尔对欧洲的重要意义超过了市面上所有的所谓的互联网类公司对欧洲的影响，它直接触及到的是欧洲的经济底层：工业部门的转型。美国哲学家杜威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是影响后来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海尔是全球第一个提出大型工业组织开放性转型问题的企业，它的主要实践是解决工业组织的开放性问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蒂安·布施教授认为“海尔模式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社会模式”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一个能为全球大型工业组织转型提供未来巨镜的工程，值得我们期待。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