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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晓理:智库的研究,尤其是发声的时候要有敬畏之心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欧晓理 | 时间: 2017-01-16 | 责编: 王琳_观点

      中国网1月9日讯(记者 毅鸥) 由中国人民大学、光明日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主办“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7”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开幕。国内知名智库学者、社会贤达及媒体界人士300余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举。欧晓理发表主旨演讲:

      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都很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学习者、跟随者,谈不上我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学习东欧国家,当时学界引进了非常多的东欧国家的一些发展经验和改革经验,像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匈牙利新的经济体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当时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和书籍做介绍。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界觉得,东欧经验无非就是在计划经济框架里面加入一点市场经济的元素。

      所以后来大家觉得只学东欧的经验可能不行,还是要学习一些西方的市场经济经验。我记得当时召开了一个很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会议,当时来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界的大咖,也有几位东欧的经济学大家,国内去了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像马洪等长者,当然还有一些中年的,像刘国光、吴吴敬琏等等。这次会议的召开,实际上对后来我们国家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一定作用。

      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WTO。中国又学习,又适应。学习什么?适应什么?适应原有的世界规则和秩序。我们一直在学习,在调试自己,幸运的是我们没有照搬别人的做法,而是自己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很幸运,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中国取得了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正因为这样,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模式,中国的经验,越来越引起了各个国家的关注。

      我觉得中国从拥抱世界,现在到了影响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去在外交场合,我们大都是对人家提的议题说Yes或者No,或者说弃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提倡议,我们提主张,人家去研究,去琢磨中国人的战略意图,这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去年召开的G20峰会,中国又向全球贡献了自己的全球治理的方案,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全面关注。

      去年国庆节去匈牙利参加中国与中东欧对话会,感触很深,这些中东欧国家原来是我们的学习对象,现在倒过来开始学习中国。而且这些中东欧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已经消失了——南斯拉夫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也分成了两个国家了。

      另外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这是一个极右的人物,他在会议上组织发言是说,20多年前难想像中东欧的这些政党能够跟中国坐在一起进行对话。原因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跟中国发展国际关系。

      中国智库要担当起构建以我为主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责任。中国的硬实力增强了,但是软实力还不够,我们的软硬不匹配。尽管中国的声音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大国之声,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当前国际话语权依然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基本上还是西强我弱的格局。而且有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地陷入人家的话语思维和话语体系里。

      最近有个课题研究,用了透明国际这样一个组织的“国家青年指数”来分析“一带一路”,涉及到的一些国家的制约因素、投资风险和重点国别,又用英国政治风险机构发布的国家风险指南来度量沿线国家的风险等级,分成了最低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高风险、最高风险这样五个等级。最后得出的结论令人哭笑不得。为什么我们要引用他们的结论?有人说,透明国际是一个很有名的、很公正的,很有影响的NGO组织,但是,NGO就公正了吗?世界上哪有一个纯粹的非政府组织?

      2013年,为了做“一带一路”规划,我当时率领外交部、发改委的同志到中亚进行调研,我们到了一个中亚的不足500万人的国家,据说这个国家有1万多个NGO组织,每个组织都有某大国的影子在里面。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缺少这方面的话语体系。正因为缺少,也突显出来我们要加快构建以我为主的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我们要挑战人家的话语霸权,有些国家太霸道了,有些机构也太霸道了,实际上并不公平,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智库要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也是我们中国智库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和责任。因为智库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库,理应为民族的复兴,为民族的崛起贡献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智库的研究,尤其是发声的时候要有敬畏之心。最近我读到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教授的一个讲话,他说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最大差别是,智库产品人命关天。他说智库研究哪怕一个很小的政策主张,有可能被决策层所采纳,被管理层所重视,最终可能付诸实践,因此,要特别小心,要有敬畏之心。他还讲,智库专家发声时都是以专家身份出现的,而且发声时背后是有备书的。所以他提出,要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现象。我认为高教授讲的非常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三年来“一带一路”的建设,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跟得不够紧。在对“一带一路”研究上,应该说文章和书籍出了不少,但是质量参差不齐。

      有的专家在外讲“一带一路”,张口就来,根本不顾及影响,尤其是给格外带来了很多的疑虑,也给人家的炒作带来了口实,当然也给实际推动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造成了国际上对“一带一路”的一些误解、曲解,甚至抹黑。

      所以讲好讲准“一带一路”非常重要,当然这需要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同时我觉得也要顾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敏感性,要有敬畏之心。

      “一带一路”的推进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智库的智慧。中国从学习者、跟随者、参与者到引领者,对于我们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带一路”作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增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担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所接受。2016年11月17日的联合国71次联大做出一项决议,其中有两句话,一个是关于“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一个是呼吁国际社会,世界各国为“一带一路”的倡议提供安全保障。所以有人讲,“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的方案,它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又非常复杂和困难,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研究,比如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在推进六个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时候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另外如何在推进中体现共商共建共享?是否需要构建机制性的平台,以及如何构建这样的平台?如何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的智慧?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需要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模式、中国的理念带出去。中国的经验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都需要我们对于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小国家、不起眼的国家,也许可能以后发挥大作用的国家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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