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朱文轶
大地震那天像一个停摆的时钟，人们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时刻了。要让人们大胆地迈向新生活，目前暂时也还只是一个遥远的鼓励。
5月27日，我第二次前往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和第一次一样，我先到都江堰，即使被专家验证为没有受损的新楼盘如今依然没人敢入住。在这个“帐篷城市”中，再结实的高楼也看起来“摇摇欲坠”，安全感和信心的重建需要时日。
惊心动魄的大救援持续两周后，灾区的时间仿佛静止下来。人们在观望中等待进一步的政策，等待来自政府的分配——对粮食、物资和住房的分配。如此巨大的灾难夺去生命的同时，也毁坏了这里的成就和经济秩序。灾民们倔强的自救令人尊敬，却不足以恢复这一切。他们期待着一场彻底的国家力量的重建。
一、20年的贫富差距没了
在都江堰、青城后山这些邻近成都的著名景区，20多年来因旅游形成的家庭收入差距一夜间被抹平。一些人似乎重新回到了平均主义时代，等待命运也许又一次公平的裁量。
周太军一家5口挤在泰安村一条河边走廊的入口处。他们在5月12日以来东躲西藏，逃避余震，终于在5月26日找到了这个还算“理想”的安身之所。
5月29日的一场小雨，让震后的青城山再现出它的迷人姿态。如果不是大地震，这条去年由村里投资修建的木长廊，会是一个理想的观景之所。因为它正对的那条“飞泉沟”，让1986年前来考察旅游资源的私企老板和都江堰市旅游局官员们一眼看中了青城后山的商业价值，也把泰安村从一个贫困、无力的农业村庄“拯救”了出来。现在，这个500米长廊成了古镇一些村民的临时避难所，收容了七八个像周太军这样的家庭。
象征性隔开这些家庭的，是长廊每个过梁挂下来的一条条花色床单，它们在这个局促的户外空间里制造了“家”的概念。白天，床单被撩起来;晚上，它多少保护了一些家庭隐私:泰安村的邻居们从来没有住得这么近过。“总比帐篷好。”周太军说，“不用两户人家挤在一起。”
5月28日，又有50顶帐篷从青城山镇送到了泰安村。这些天，新到的物资不断往山里运，不过，还是不够。整个泰安村有1400多人，随着旅游生意的深入，这里不断接纳外来的开发者，近10年内超过400名外来者在泰安定居，新的外来人口还在陆续涌入。泰安是青城山镇里的“大都市”，帐篷没有把这些新移民统计在内，甚至也没有计算到那些没有户口的人。
按照以往的防灾经验，帐篷的数量是按照受灾人口派出的，泰安村大概分到了200顶，7到8人要共用一顶。旧经验没有考虑到1个月甚至3个月以上的帐篷生活——而这次地震和以往灾难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彻底毁坏了居住——帐篷不仅用来应急，还要应对相当长时间的生活过渡。让两家人几个月挤在一个帐篷里显然不太合适，要是以“户”为单位，泰安村一下子就出现了至少200顶的帐篷缺口。泰安只是一个缩影，局部压力汇聚到全局，帐篷严重短缺成了这次抗震救灾从5月19日开始就要对付的大麻烦。
人们回到了一种公共生活的状态。生产队、大锅饭，这些消失了的组织单元和分配形式又一次出现了。村民们200多人一组共用一个灶，到吃饭时间，泰安古镇空旷的街道上就会出现长长的打饭队伍，大家端着锅碗瓢盆，聚到一起，或者把饭打回“家”。
村民大多家里是开餐馆的，他们把储存的蜂窝煤搬出来凑在一起，一天的烧饭煮水得耗掉将近100个蜂窝煤。不过，救灾物资里没有蜂窝煤，一周后，所剩无几的蜂窝煤撑不了多久了，这很是困扰泰安村人。
周太军说，他们没办法预料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旅游旺盛的好时光，像花一样，刚盛开就枯萎了。对于城市人来说，旅游是一种可以替换的娱乐，对他们，却是命根子。与离他们不远的都江堰不同，城市人用不了太久会回到既往生活的轨道上，新的城市生活在召唤他们。他们很快会克服房屋摇晃带来的心理障碍，许多人会回到工厂;一些人可能还会因为城市出现的新面貌而产生新的希望，获得新的机会。对这些青城后山的农民而言，生活方式有可能再次被根本性地颠覆了，就像20多年前突然发生在他们中间的变化那样。
青城后山的商业开发在1986年启动，农民们被引导到旅游这条道路上来，为此，农民们一点一点放弃了土地。先是乡里以每亩1000块钱的价格把村集体土地卖给了前来开发的企业和私人老板，这笔交易现在看来简直是赔了老本，但当时每个村民都被一下子分到的几百块钱弄得欢欣鼓舞。泰安村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更早尝到土地流转的甜头。
为了加快这个新旅游景区的成熟，两条政策再次加速了农民远离他们土地的进程。一是保护后山生态，政府对这里实行大规模的封山育林，农民告别耕作，退耕还林，玉米地和土豆田几乎绝迹了。二是实行宽松的信贷方针，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政府鼓励农民大胆贷款，所有信用社对农民敞开大门。曾祥贵是村里的老书记，他现在有些陷入自我否定的情绪里:他不知道当年自己对这些事情投的赞成票，是帮了这个村子，还是害了这个村子，尽管这一切实际上并不由他说了算。
建设这么大的景区，光靠政府财力当然不济，第一次投入由都江堰市28个乡镇筹资分担。这笔钱远远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向他们许诺前景和信心。人们很快被调动起来了，周太军，甚至包括曾祥贵本人，都加入了这场致富风潮。
周太军一次就借了15万元，第一批“农家乐”的参与者至少都借了这个数。借来的钱全部投在了房子的建设上，大大小小的私人旅社一夜间就在山沟里林立起来。与很多当地人一样，周太军毫无经营经验，刚开始只是把房子租给那些前来淘金的外地人，后来他们都按捺不住了，把房子收回来，自己当了业主。还有一些没有胆量伸手借钱的村民，则拿土地做筹码，出让给外面的投资客建设旅社，投资方承诺，20年经营期满，房产归村民所有。周太军们完成了由农业生产者到小业主和消费者的身份置换。
农民们被带入了一种看上去欣欣向荣的秩序里，青城后山的势头比商业化年头更久的青城前山还要好。人们把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旅社的建设和维护上，干净体面的住宿环境为他们换来更多的钱，他们把钱还了债务，然后继续贷款。青城山的未来支付这一切——而这秩序被地震瞬间摧毁了。
用借的钱盖房子，农民们虽然节省，用的是最简陋的砖混结构，不过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有人拿自己的产业开玩笑。这些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挨过了5月12日，这使得整个青城山镇基本上躲过了惨重的伤亡。“但里面全坏了。”曾祥贵说。对景区来说，房屋疏松跟完全坍塌没什么两样;更重要的是，整个大环境和大气候不复存在。周太军去年刚刚还清了20年前的15万元贷款，为了把旅社里所有的普通房升级成标准房，增加卫生间，他又接着贷了12万元，4月12日完成了翻修，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现在，他破产了。
“苦了20年，两分钟就没有了。”现任村长李桂伤感地对我说。20年来，旅游将财富不断带到这里，一系列巨大外力作用下，青城山镇正按照某种既定的规律分化。14个自然村的地理位置为它们在5月12日以前的命运已经做了注解:泰安村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这场变革的最大受益者，它和那些靠近旅游路线的“过道”村子分享了机遇;另一些村落分布在山头，远离干道，则和财富无缘。但5月12日，来自经济和体制的外力，遭到了来自地壳深处的自然力量的狙击——持续20年的滑动中止了，农民们和14个村子重新被拉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
李桂说，相比之下，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村子现在因为拥有土地，倒可以自力更生，而将赌注全部押在房产上的小资产者却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人们似乎重新回到了平均主义时代，等待命运也许又一次公平的裁量。-
二、那些恩怨也没了
齐心协力的村民有可能击败大地震，但要击退一种体制的溃败力量则更困难。
邵贤5月29日一上午就在找村长李桂。她正忙着把家搬离青城山。泰安村现在处于半戒严状态，一些经营者已经跑了，其他开店铺的村民也轻易不敢回到自己的旅社去取东西。大部分店铺都人去店空，保持着5月12日之前的模样，大量商品和货物都堆放在里面，无人看管。为了防止不法分子趁火打劫，借机偷盗，李桂和村委会决定，在进入泰安1公里有军队驻军的停车场那里设置一道关卡，所有车辆必须出示村政府开具、李桂本人签字的批条才能出村。
邵贤是到泰安古镇淘金的外来人员之一，她的家族企业在全国4A景区挑选可以投资的方向。原来一直在洛阳做生意的邵贤去年刚刚到四川来，在四川开张了两家工艺品店，一家在宜宾李庄，一家在青城山的泰安。现在泰安毁了，她把店里的东西打包装车运到宜宾去。和她一样的外来商户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旅游业是典型具有候鸟经济特征的产业，哪里景气，这个行业里的流动人口就会迁向那里。
“候鸟们”都飞走了，泰安村人却没法离开自己的土地，农民们陷入了僵局。他们大多负债累累，不要说没钱去修建那些摇摇欲坠的私人旅社，就算他们仍有些积蓄，他们也没有勇气投在这上面了。他们过去一直相信，房屋是固定资产，再大的投资，也是未来留给子孙后代的，现在这个神话破了。他们也无从知晓，这里的旅游是不是能很快恢复到之前的景气。
“可我们的退路也断了。”曾祥贵感叹说。如果农民们重操旧业，开山种田，青城山20年封山育林的成就就被毁了。农民们唯一的办法，还是“向上级政府要政策”。
青城山镇把这里的情况向都江堰市做汇报，都江堰市给四川省打了报告，但报告被积压在无数亟待处理的文件中间。救灾千头万绪，刚刚进行到灾民安置的环节，至于生产恢复的问题，更是后话，还没有被纳入到紧迫的时间表中。
但这不意味着，生计问题就不是青城山人最紧迫的问题。“这里经历的最大灾难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饥荒了，那时，我们还能去山上砍木头，拿出去多少换点粮食。”周太军的妻子戴文化抱着出生半年的孙子忧心忡忡。农民们还从来没遇到过失去一切生计手段的时候。她说，实在不行，他们就只有全家人出去打工了。
5月28日，一个接一个的小报告终于得到了反馈。李桂说，镇委书记李小明带给他们口信，说“上面有了新精神”，地震灾区每人每天“10块钱，1斤粮”的生活救助标准，在其他地方实行3个月，在他们这里将被放宽到一年。“李书记告诉我，‘视情况，最多可以延至两年’。”
这多少给了李桂一颗定心丸，只是喜忧参半。村民们不可能永远靠救助，青城后山的旅游看样子要3到5年才能恢复元气，还不论20年才完成的基础设施的重建了。更何况，太多的事情都需要特事特办，都江堰的重建同样迫在眉睫，政策绿灯没理由一再偏向泰安这个小村子。
更多事情需要李桂自己拿办法。比如，房屋补偿标准已经有了，活动板房过渡3到5年后，农民获得的永久性安置房将按照人均35平方米的规格建设。“35平方米对居住来说是肯定够了，不过，许多农民的老宅基地远不止这么个面积。另外，我们这里的人将来终归还是要靠旅游吃饭的，35平方米要拿来办家庭旅社就连底线也满足不了。”李桂向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大家已经倾家荡产了，拿什么来重建生产资料呢？大家还敢不顾一切地再贷款吗？”
5月29日午后，雨停了，青城山弥漫着的沉寂雾气被一声声沉重的斧凿声撕开了。李富福在山坡上奋力地敲裂石头，巨大的石山裂成块，看上去非常均匀。另一群人从泥泞里搬起石块，垒在路边垮塌的“宝坎”上。“宝坎”是四川方言，在山区修路，路边一定要砌出高高的防护层，以防山体滑坡。5月12日，“宝坎”也阻止不了崩塌的山体，通往泰安村山路的许多地方被毁了。路虽然被抢通了，但很多处的“宝坎”还没来得及修复。这些垒起整个坡面的巨大石头，从1978年第一次修路起，就被牢牢地凝结在一起，直到这次地震才散落一地。
李富福是尖峰村的一名老石匠。尖峰村3个组的村民从5月26日开始就自发组成了一个10人左右的自救队，帮助青城山镇重建、通路。“砌宝坎”是个技术活:石头要切得大小得当，垒在一起要压缝，必须保证每块石头冲外高、冲里低，这样，“宝坎”的重心才能向里，紧贴山体。上世纪60年代末“农业学大寨”，曾在青城山镇掀起坡地改梯田的热潮，尽管这被证明为一次盲目而失败的学习——全镇最后开出的可供开垦的梯田不到20亩，却给青城山镇培养了十几个能够熟练开石取石的石匠，李富福就是其中之一。这批难能可贵的技术人才在日后的旅游大开发中功不可没，他们全部参与修筑了1978年的山路，使得几年后青城后山的商业化成为可能。
可他们自己的村子，比如尖峰村，却没有从这条路中得益。尖峰村只有少数村民住在这条山路的边上，大部分人都分散在山顶各角落。在泰安人家庭年收入达到万元的时候，他们的年收入还不到千元。他们继续种地，靠出售山野菜、玉米给泰安村的农家乐经营者，来分享有限的一点旅游收益。以前，尖峰村和泰安村关系并不和睦，为了一点小事常有口角。他们总是抱怨，有钱的泰安人还要在菜价上跟他们斤斤计较，泰安人吃肉，他们却连骨头都啃不上。
牢骚是过去，现在没人再提起这些不快。和泰安比，尖峰的灾情和经济损失要小得多。“这个时候，我们要齐心协力。”李富福说，“目前需要帮助的，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