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了两年后，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告诉她，父亲死了。
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好好的”，大吃一惊：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
他们连夜拿锄头、粪箕，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父女俩到处逃难、讨饭。
控诉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
这个“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当时民风尚未开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
他回忆，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但只会说黎族语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妇女，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苏智良说。
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
苏智良介绍，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
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她对媒体表示。
死亡
黄有良90岁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颧骨凸出，不出门，也不爱说话。
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
村长胡亚梁介绍，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农忙时，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时间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一个月能拿100多元。
苏智良回忆，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两三天不吃饭，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
从2000年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给予受害人实质性的援助。当时还没成立基金组织，只能跟海外华人华侨联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给每个人5000元补助，财务负担很重，但仅够维持老人们的温饱。
近20年来，苏智良走访23个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时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渐渐地，这些老人相继去世，虽然财务负担慢慢减轻，却让他很不好受。这几年，他甚至“敦促”媒体人采访，“多写写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参加了黄有良的葬礼。今年1月她到海南为黄有良送慰问金时，她已无法下床，话也不多。有时还会记忆错乱，答非所问。唯有牙口还不错，尝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点心。
照片中，黄有良戴着深褐色的头巾和银色的耳环，穿着暗红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又过去16年了，8名“慰安妇”也相继死亡。
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放弃，继续提起上诉。
今年5月11日，陈亚扁离世。在她的葬礼上，志愿者们见到黄有良。“照片里，她看起来状态不错。”苏智良说，黄有良算几个慰安妇里身体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这么突然。
如今，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也逝世了。
她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