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每月谈：如何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_网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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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期经济每月谈

活动描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44期“经济每月谈”定于2013年2月21日上午9：00在北京梅地亚中心（近中华世纪坛）二楼多功能厅举办，主题为“如何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张大卫:
尊敬的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尊敬的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张大卫，欢迎大家来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44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经济每月谈”的主题是“如何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的低收入国家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进入了转型期，社会进入了矛盾凸显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增长进入了换挡期，在这个新的换挡阶段，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十八大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为4382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5年将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吸收国际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依据我国的国情，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稳步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发展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课题。

为了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课题，国内外学者都做了许多大量的工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工作人员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今天的“经济每月谈”活动我们特意邀请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以及中国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研究所副所长宗良，三位专家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讲解。每位讲解大体上30分钟左右，最后留出30分钟的时间供大家提问和交流。

首先发言的是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他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的起草工作，2009年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2013-02-21 08:56:03
郑新立:
同志们，上午好！我今天上午发言主题是“加快农业发展现代化步伐，力求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一个问题，未来十年是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去年我们人均GDP根据初步的匡算可能要接近6000美元，去年也是我们召开十八大的时候，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同时也提出了双倍增的定量发展目标，就是到2020年我们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再调整一下，以2012年作为一个基期，那么未来十年如果我们能够实现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双倍增，那么到2022年，也就是我们召开党的第二十大的时候，有可能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因为去年是6000美元，十年翻一番，可以达到12000美元。12000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世界银行划分的一个标准，他们把12000美元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数量也就是还不到我们中国人口的二分之一，亚洲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也只有一亿多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地区。

我们中国13亿人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书写抒写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

2013-02-21 09:11:39
郑新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十八大选出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带领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跨越中等收入区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领导集体，全国人民对我们新的领导集体充满了期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能不能够实现未来十年的持续健康发展？能够跨越中等收入区间，我们面临着许多难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好“三农”问题。

第二个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业现代化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多余的劳动力，使他们转入非农产业，使他们能够进入城市，变成城市人口。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所以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同步推进。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明显滞后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进程又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我们要从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入手推进城市化，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市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

2013-02-21 09:16:19
郑新立:
为什么说农业现代化滞后呢？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28%。现在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是10%多一点儿，而农业劳动力的占比是36%。36%的劳动力创造了10%的GDP。这就决定了我们农民的收入同城市的收入，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收入和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力的收入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只有城市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具体来讲，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比劳动生产率还略高一点儿，因为有转移收入在内。现在在农村还居住着近七亿人口，种地的劳动力还有2.8亿人，2.8亿人种了18亿亩耕地，平均一个劳动力只能种6亩4分地。按照现在的机械化条件，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像华北大平原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小麦、玉米，机械化非常成熟，可以实现全过程的机械化，一个劳动力种几千亩没有问题，但没有那么多地供他们种，只能种6亩4分地，大量的劳动剩余，所以劳动生产率低下，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我们要想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城乡收入差距停留在这样的大情况下，是不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今天本来想请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马晓河副院长来讲一讲，但他今天由于有别的事儿，调整了，所以来不了了。他的研究成果，研究了世界上各个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共同特点，有三个共同条件，第一是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第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或者是超过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是农民收入接近或者是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我们看一看世界上所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具备这样三个条件。

2013-02-21 09:21:46
郑新立:
像我们现在的情况，城乡居民收入是3.2：1，7亿人住在农村，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农民的收入这么低，要想进入高收入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要靠另外一半人收入提得很高，来背农村的7亿人口的收入，这样平均水平才能达到12000美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能不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看我们在农业现代化上能否有所突破。农业现代化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城市能不能够吸纳，进城的农民工能不能够真正市民化，像现在有户籍的城里人一样能够享受到共同的公共服务。这是未来十年我们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我们从现在起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寻找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途径、政策和方法，为未来十年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能够提出好的建议，供中央决策参考。

我们要研究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沿海地区前三十几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像长三角、珠三角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了。在那些地方城市化已经基本上任务完成了，大量的劳动力转入到二三产业，在那个地方，城乡居民收入大体均等，像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现在是1.9：1。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最好的是浙江省，现在只有1.6：1。浙江农业劳动力的占比已经下降到20%以下。我们去看很多县，像苏南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吴县，浙江的安吉县、湖州，还有宁波的很多县，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实现了半小时的生活圈，实现了就地城市化，农民住在自己原来的地方，出去工作，大部分是从事二、三产业，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基本上完成。现在大学生考上大学之后，户口都不愿意转。因为他离开农村以后，农村那些好的福利，特别是土地、宅基地都没了，考上北大、清华也不转户口，户口还要留在当地。在那个地方，当农民比当工人、在农村比在城市更令人羡慕。这为我们广大中西部地区未来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我们要总结他们的经验、推广他们的经验。

2013-02-21 09:24:22
郑新立:
第三个问题，怎么加快农业现代化？要积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哪个领域能够积极地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哪个领域的发展就快，就充满了活力。哪个领域拒绝社会资金的进入，这个领域就是一潭死水。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搞设施农业、农业技术装备现代化需要大量的积累。这些钱从哪儿来？现在看来，靠政府投入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财政资金现在对“三农”的投入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力，去年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已经超过1万亿元，但平均到7亿农民头上一个人平均1千块钱，所以靠财政的投入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只能起到鼓励投入的作用。靠农民自身的积累也不可能，因为农民自身的积累能力比较低。只能靠引入社会资金，培育新型的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通过培育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发展集约性的现代化农业，把农业劳动力能够解放出来。

我在这里想给大家讲几个案例，是我去年在调研中碰到的好的案例，供大家分析。一个案例是我到湖南洞庭湖地区调研，因为我们中心承接了湖南省委托的洞庭湖生态园区规划咨询任务。我们到了岳阳市的华容县，是一个传统的粮食产区，所谓的“湖广熟，天下足”就是指这个地方，稻米一年两熟，都是囤粮田。我们发现一个村子有70多户人家，有800亩水田。这800亩水田都让村党支部书记一个人转包了，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全村的佃户了。所谓的佃户是把地转包过来，一亩地给原来的承包者700块钱，然后他购置了全套的农业机械，包括大棚育秧，可以提前半个月育秧、插秧，亩产可以提高5%。都把全村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自己不种地了，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比原来自己种地的收入还要高。另外自己不种地之后，在当地打工，一个短工一天130元钱，愿意进城打工的现在农民工的平均收入达到三千块钱了，一年的收入就是3万到4万，如果两口子出去打工，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7万块钱，再加上土地转包的收入到七八千块钱，一年的收入可以接近7万甚至8万，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进入中等收入家庭了。因为国家统计局规定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是年收入6万到20万。也就是你不种地了，到城来打工，一下子就可以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这个例子就是这样活生生的，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到那儿亲自看一看。

2013-02-21 09:30:15
郑新立:
第二个案例，我在前几年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克山县去调研。那里有一个村子的地，都让一个农业合作社种了，就是几个人购置了全套的农业机械，全村的地种一级大豆。村里的劳动力干什么去了呢？党支部书记在大连搞了一个冷藏库，搞海产品的运销，把劳动力都吸引到大连去了。现在村里开一个村委会和党支部书记都要到大连开，村里面就剩下农业合作社的几个人了，都城市化了。

还有一个最新的案例，我看到前天新华社每日电讯稿上第一版第一条的消息，介绍了安徽省小岗村在春节之前，他们整理出4000亩耕地，春节之后要进行招标、招股，看谁出的价钱高，谁就能够承担这4000亩耕地的承包权进行经营。其中有一些是原来70年代末搞家庭承包的带头人，他们说三十多年前，我们带头按手印，把集体的地分到各个户，三十年之后重新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搞集约化的、机械化的大生产，效率又高，又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我自己不种地了，集中起来给人家种，我的收入还会更高。而且我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了，可以从事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小岗村的这个举动，我看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我想以上三个案例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业劳动力，实现城乡之间一体化发展的生动例子。

我就谈这几点认识供大家参考，谢谢。

2013-02-21 09:35:52
张大卫:
刚才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作了一个很深刻，当然又很生动的发言。郑主任是我的老领导，我对他这几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研究有所了解，但我觉得他今天提出的问题很新颖，首先我们在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上，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理论问题，但郑主任切入的点特别新。他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切入，引发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从农村的角度切入，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切入，我觉得很有意义。他讲的东西还需要我们下来之后加深消化和理解，但我觉得有几个问题的提出要引起重视。他讲到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把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虑。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农业现代化，它绝不是孤立的，它是协调往前推进的。我们讲城镇化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讲农业现代化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从这个方面来判断，说明我们党在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让我们很系统地理解问题的深刻意义，对我们很有帮助。另外，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提出了现在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镇化，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要想促进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和加快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条件。这个问题讲的也很深刻。我们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还讲到，我们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中间作为一种共性的现象，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应该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呢？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讲到城乡差距就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并不断推动解决的问题。他讲到我们国家现在城乡收入是3.2：1，又讲到在发达地区，像浙江是1.6：1，为什么浙江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是因为它有农业现代化的良好基础和条件。我觉得这些问题下来之后我们还要进行反思和理解。

2013-02-21 09:44:54
张大卫:
刚才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还重点讲到，要真正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包括积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现代化，培育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现代化。讲的都非常深刻。我也和大家一起听、一起领会、一起学习。下面还有两位专家要讲，讲完之后，我再结合自身的体会再梳理梳理，看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与大家一起分享三位专家的理论成果。

下面请张永军副部长发言，他从2009年10月一直到今天一直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从事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2012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始研究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课题，他这次发言也是代表课题组向大家作一个汇报。下面有请张永军副部长发言。大家欢迎。

2013-02-21 09:45:24
张永军:
大家上午好！正像刚才张大卫理事长所介绍的那样，我是代表我们中心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课题组作一汇报，因为原来负责我们课题的同志身体不太好，是代他来汇报，因此可能今天的汇报也许会有不全面或者是不太准确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介绍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一、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定义和内涵；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五；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六、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和内涵，大家都很熟悉，这是在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里提到的概念，主要是指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在突破人均收入1000美元，当然这个数量标准是世界银行根据所有国家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不断调整这个标准，这是当时的一个标准。过了1000到3000美元之后，到3000到10000美元的时候，社会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可能经济增速减速，或者说会停滞，这样就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最近几年关于中国是不是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本身，实际上是有争议的。有些人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觉得不是伪命题，从经验来看，证明不少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确实经济发展方面会出现停滞，出现社会矛盾的爆发。我们在表中列了一些，主要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拉美国家作了对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我们能看到它们和拉美国家，还有与马来西亚、泰国相比，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对比，我们看到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用的时间都很短。从低收入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一般用了几年的时间，从上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十来年的时间，总共二十来年的时间就跨过了中等收入的阶段。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拉美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短的都有三十多年，长的有四十多年。我们看到这两组国家之间有一个鲜明的对照，恐怕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不能说是一个伪命题，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经验的支持。

2013-02-21 09:45:43
张永军:
关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国家和地区，他们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现在学界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很多的探讨，从我们课题研究的角度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些国家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我国提出的改革，它的体制机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不高，我们回想1998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克鲁德曼，当时出了一本比较有名的书，在我们国家也流传很广。他当时讲到我们东亚国家基本上是靠汗水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发达国家是靠科技和智慧来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数据可以看到，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全要素生产要素、增长率的贡献不到30%，而发达国家大部分在70%左右，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再次，我们可以看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结构出现多重失衡。比如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失衡，产业关系的失衡，还有要素效率方面的投入失衡，甚至包括收入分配的失衡。这些问题对于经济的效率以及社会的稳定都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使得后来经济发展的过程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使比较快的经济增长进程有的时候被打断。最后，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比较，经济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我们看拉美国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些国家，能更多地看到他们国家频繁地发生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

2013-02-21 09:49:55
张永军:
第二大方面的问题，我们要看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都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与升级，比如说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产业发展进程了解比较多。比如说近年韩国的电子产业发展非常快，这样一个小的国家，在全球的电子产业里占这么大的份额，确实对全国经济形成了很大的带动作用。跨入“中等收入陷阱” 失败的经济体在产业升级方面一般是滞后的，甚至在产业升级方面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我们不需要用很详细的数据论述它，凭我们脑子中的印象，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比如说问在座的任何一位，像阿根廷、巴西，你能知道他在哪个产业上在全球是比较好，或者说他的哪个产品在全球比较有竞争力。其实我想大家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但这就很说明例子。但一些小的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像东亚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欧洲的比利时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日常不去研究的话，你觉得它凭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我们翻看它的产业资料，像比利时这样小的国家，它在生物医药方面，在全球占很大的份额，在全球有很大、很强的竞争力。在产业方面，它有很强的产业支撑。关于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我们认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成败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例，相互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资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高技术产品的比例占制造业出口的比例都比较高。而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例往往都是比较低的，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个例，我们中国占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但有一个问题，像中国代工做iPhone手机以及电脑等等产品，因为我们关键的零部件都是进口的，我们的产业链条只是参与了最后的终端环节，但把出口算在中国的头上，因此中国的数据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有了这样的结论之后，这些国家产业升级背后的推动力都和这些国家实行的比较好的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像日本过去实行的产业政策，这对于产业都有非常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2013-02-21 09:51:02
张永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比较成功的经验，还有人力资本培育和自主创新，这是关键因素。应该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都非常重视人才资本培育，国民素质能够得到相应的提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指标都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我们可以看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非常重视研发投入，也就是重视创新。

我们有一些数据的支撑，我们展示这些国家每百万人中的研发数量，我们可以看到拉美的国家、泰国，滞留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他们每万人所拥有的研发人员，和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相比，实际上是有数倍的差距，有的甚至有十倍以上的差距，这个对比是很鲜明的，另外就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都在2%，甚至在3%以上，但是这种比较低的国家只有零点几，但是这里面也有特例，像香港可能占的比例比较低，但是它利用其自身的资源优势推动自身的发展。

2013-02-21 09:55:05
张永军:
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我们觉得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重要的保障，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他们的收入差距往往控制的都比较小，后来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他们的收入差距，长期都处于比较高的一种状态。我们看到拉美国家，像非常典型的巴西、智利、墨西哥这些国家，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高的甚至达到0.6%。这在全球来说，近几年的统计，全球高于0.5、0.6基尼系数的只有五个国家，我们看到巴西曾经达到0.6的水平，现在降了一些，但仍然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我们看到东亚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他们的基尼系数都控制在0.4以下，这应该说是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我们知道，像拉美国家之所以经济上后期出现停滞，因为当年他们出现了社会动荡，像墨西哥到现在，国内还有“游击队”，说明他们的收入差距过大之后，造成了社会阶层分化非常严重，社会相应的会出现很多矛盾非常激化的情况，当然对于经济增长的过程都会有很强的影响。

2013-02-21 09:58:53
张永军:
我们看到差距，我们也梳理了拉美和东亚国家在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土地所有制的差异，刚才郑主任讲到农业的现代化是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非常关键的因素。这一点在课题中是有支撑的，比如说土地所有制，我们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发现巴西这样的国家，它的城市化率非常高，城市化率接近60%、70%，甚至更高一些。但它的土地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解决，巴西的土地集中度一直是特别高的，不像前面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日本、韩国等等国家，他们当年通过土地改革等措施，它的土地集中度都是比较低的。土地的高度集中，刚才郑主任讲到土地的集中经营，这两点是有差异的。这些国家在土地所有制的差异上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农民失地之后进入城市，二、三产业又不够发达，拉美国家有贫民窟的现象，大量的失地农民住在贫民窟里，这样就会激化很多社会矛盾。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是在拉美国家当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对于越是收入低的人影响更大，而对收入高的人，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投资来规避通胀的影响。这样使得刚才我们看到的收入差距长期保持，而得不到缩小。这样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东亚和拉美国家之间的长期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影响。工业化模式方面的差异，这方面大家都比较了解，东亚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往往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方式，而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及时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出现停滞，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可能没有刚才讲到的几点影响那么大。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作介绍了。

2013-02-21 10:00:51
张永军:
有效把握宏观调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通过几个方面的指标对此能够作一些说明。直观的印象是在东亚国家，尽管在1998年发生过金融危机，但当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几乎没有出现过金融危机，而我们说到的拉美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频繁爆发金融危机，这对于他们没有很好地把握好宏观调控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从财政与金融方面也梳理了相关的材料。比如，就财政方面来讲，拉美国家的公共财政里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比较高，而东亚比较低，在经济建设方面东亚国家的支出是比较高的，这是比较明显的差异。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你的社会保障水平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如果设置一个过高的标准的话，那对于经济发展是有不利影响的。应该说通过我们梳理的材料，我们看到过去拉美国家在这个方面是有一些教训的。近些年，欧洲的债务危机的国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美国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这给我们有启示。

2013-02-21 10:03:27
张永军:
刚才讲到了通胀率方面的差异。还有金融汇率改革方面的差异，我们看到东亚国家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前，汇率基本上保持稳定，即便是名义汇率会出现一些变化，但它的实际汇率往往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知道拉美国家在这个方面做的几乎是最差的区域。1994年以来阿根廷名义汇率和有效汇率都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图），巴西同样是这样的情况。稍好一点儿的是智利，它是拉美国家最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智利从90年代中期以来汇率保持在大体稳定的水平，这对其推进国内其他方面的改革，保持经济的稳定都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这也是智利后来经济增长情况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东亚和拉美地区金融自由化的差异，我想最主要讲拉美国家在早期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从美国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接受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因此这些国家都采取了银行私有化的基本策略，拉美国家的银行过早私有化，使得国家对于整个银行体系调控方面失去了主动权，这是这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相反，东亚国家在这个方面做的比拉美国家好得多，这些国家在银行私有化方面程度低，而且国家对银行的调控方面做的好得多。

2013-02-21 10:05:29
张永军: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遇到的挑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人口红利”减弱，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过去一年我们国家处于适龄劳动人口的量首次出现了下降，人口总量及劳动力总量的变化确实对未来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会形成挑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刚才郑主任讲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两个方面。我们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在农业就业，如果我们解决得好，人口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来，我们国家关于劳动力供应方面，对经济增长不会造成更大的影响。但这确实是一个因素，关键是看我们能否解决好，这是一个挑战。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从需求方面来看，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消费的贡献相对比较偏低。从产业来看，工业拉动作用比较强，而第三产业的贡献不够大。

2013-02-21 10:07:22
张永军:
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些年的基尼系数，社会上的争议比较大。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几的比较高的水平。在大国里面，我们国家是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在IMF公布的资料里，我大概排序，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差距在有统计的150多个国家里，我们国家处于30几位的水平，实际上属于前五分之一左右的情况。我们的收入差距相对来讲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大的状态了。

体制机制创新相对滞后。我们确实有很多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有滞后，对于要素的流动、要素的配置可能有不利的影响。

2013-02-21 10:09:19
张永军:
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增加。比如能源投入，我们大量靠进口。环境，现在江河的污染。像今年空气质量、北京的雾霾，可以说是受到了全球的关注。这个方面的约束力增强，对下一步经济增长会有不利的影响，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国家人力资本投入偏低，人才储备不足。我们国家在过去各个年份中，教育占GDP的比例，比发达国家，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都低很多，这是对人力资本的培育有明显的制约。（图）能源消耗，我们和主要的国家有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能源消耗强度比发达国家都高，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都高，比印度高，只有和俄罗斯比，我们略微低一点儿。

第四个方面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第一，我们国家总体来看还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还没有最终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还有保持比较快速增长的条件和空间。第二，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城镇化会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另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转移到二、三产业，有大量的人员转移。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城镇化都是推动我们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第三，区域经济结构差异是我国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国家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像过去的日本、韩国这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所不可比的，我们国家幅员广阔，是我们国家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有利条件。第四，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们做了这些量化的分析，我们觉得未来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会保持比较快的增长，至少从增量上来讲，我们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消费市场扩张最快的一个市场。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增长，甚至对全球经济的增长都会形成比较强的拉动作用。

2013-02-21 10:18:30
张永军:
第五，人力资本正在形成。我们用一个指标来描述，借鉴了胡鞍钢教授算的净资本红利的指标。我们看到90年代之前，中国的净资本红利是下降的情况，但进入本世纪以来，人力资本红利开始出现增长，而且后面会增长的更快。我们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近些年也出现了提高，而且关键的一点是这个比例的提高是伴随着GDP快速增长出现的。目前我们国家保持这么高的GDP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还能提高的话，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研发支出的增长规模是比较快的，从2005年以来，就几年的时间我国的研发支出规模大概增长了两倍多，甚至是原来的三倍多。这对于我们国家技术的研发投入，它增长这么快，能够产生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成果，比如说从2011年开始，我们国家申请的专利数已经超过美国，当然发明专利可能不是第一，技术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但这说明了我们投入的增加是带来效果的。

第五个方面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和目标预测。我们做了一些偏保守的预测，但是总的来讲，在未来的十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一个8%左右经济增长的话，中国可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刚才我们讲的时候，考虑了我们国家在做测算的时候，考虑了未来的阶段，我们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力有可能出现一定下降的情况下做的测算，但尽管我们讲到很多不利条件，但我们认为近几年我们国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2015年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2020年之后，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整个在这个阶段会有所下降，但还会保持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在7%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下，只要再保持1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国家是完全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2013-02-21 10:18:56
张永军:
课题报告中也讲到，我们国家通过经济转型、技术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能够保持相对比较快的增长，而避免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里。我们有可能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尽管有了这方面的风险，但具备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基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这和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致的，包括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资源能源方面遇到的问题，巩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二，推动经济增长由生产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们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要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力度，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这样使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增大，这种情况下能够弥补我国劳动力增长放缓、资本投入也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缓慢的影响，通过要素效率的提高，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

2013-02-21 10:19:17
张永军:
第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我国刚刚公布了收入分配方案，研究课题的时候还没有提出这样的方案，因此我们提了几个方面的内容。总体来讲，和国家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基本一致的，在这里我就不作介绍。

第四，可持续、低碳的城市化战略。城市化布局战略，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当年曾出现过到底是搞大城市群还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我想应该是两者相结合。城市发展过程中要选择绿色交通。我们借鉴了OECD的借鉴成果，OECD讲到中国近些年公共交通方面看起来已经取得了很快的发展，但像我们城市里按单位交通的距离，我们所拥有的地铁长度、每十万人拥有的地铁线路的长度等指标，即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和欧洲国家、美国这些大城市比，都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一方面是可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拉动经济增长，另外也可以使得城市运转的效率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我就不展开讲了。还包括绿色消费。

2013-02-21 10:21:19
张永军:
第五，审慎灵活的宏观经济调控。刚才我们讲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未来我们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从内部的重点来说，要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关系，使得两者之间形成合理搭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解决就业的问题，使得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到广大群众。这是一个重点。从外部来看，要把握好经济发展和汇率之间的关系，汇率的调整要以保持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像拉美国家的教训，汇率大幅度波动对经济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我们国家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把握好节奏，使得汇率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逐步调整，既不要使它滞后，但也不能超前，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我代表课题组就简要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2013-02-21 10:23:17
张大卫:
刚才张永军先生代表课题组介绍了他们对如何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成果，信息量很大。既介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介绍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分析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国际经验，也向我们分析了一些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同时向我们分析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向我们介绍了课题组提出的我们如何跨越的战略选择。他介绍的内涵很丰富，是课题组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

下面我们请宗良所长发言，发言之后再做一些分析。宗良所长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金融专家，著有《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与前景》《危机后的全球金融变革》等专著，在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下面大家欢迎宗良所长发言。

2013-02-21 10:26:50
宗良: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每月谈”来发言，我们这几年对这个题目也作了一定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有争议的问题，我首先讲

一个小例子，假如回到1948年，两个军官，一个是非常能打仗的军官，看得比较近，只看到自己会打仗，因为打仗的水平特别高。另一个是看到1948年之后三大战役一展开，发现解放的曙光就在前面。这只有另外一个人作了一项工作，开始关注经济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展开了一些工作。等到解放之后，发现了两个人的差异。一个人是没仗打了，干着急，找不到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另一个人说，正好别人都不懂经济、也都不懂财务，正好这个时候有财务的事情需要他干，结果成了共产党管理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角色。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不同的角度，大到一个国家，到了一定程度，整个条件发生了变化，做的好的有前景，做不好的就等在那个地方。

我们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到我们党十八大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现很多方面的第一步都迈开了，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在这个时候面临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原来的路径和动力没了。也就是说靠原来的发展方式，今天已经不行了，今天要转移动力。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还能不能这样做呢？不行了。过去是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是告诉你朝北走就行，朝北京走。今天到了北京城边了，要考虑到北京干什么、到北京哪个地方去，准备干什么职业，要想好才可以做。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到今天这个位置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中很重要的方面，在十八大报告中专门说到，要有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际上就是确定了明确的方向，讲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确定的轮廓。

2013-02-21 10:27:52
宗良:
刚才郑主任和张部长都与大家讲了很多内容，我讲的内容可能有一些重复，大家研究这个问题有共同的内容，我找一些不同之处与大家交流。

“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看看概念的内涵，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了经济增长徘徊的现象。关键是你不能搞好发展、不能搞好转型，下一步的动力找不着了。为什么那么强调动力？过去的那几个发动机不行了，有没有新的发动机？主要是在这个问题。很多国家走不过去，下一步找不到增长动力了。刚才张部长讲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国家走到今天，在全球没有一家大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最后你的市场会被别人占领。包括当年日本比较好的企业，今天在新的环境下没有转型、没有把握好方向，日本的大企业，像日本松下、索尼都面临巨大的风险。

2013-02-21 10:30:42
宗良:
我们看有几种类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这些没有跨越的太好的是一波。还有日本和韩国走的比较好的。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国家，有的是跨的好、有的是跨的不好，我们分析一下不同阶段的要素。

中国的经济分为四个大的阶段，重在看早期经济发展，只要是放开市场，让市场去做，坚持市场化的方向，这样就可以让经济成功。这就是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改革，这样做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在原来的路子上变化不大，但在要素投入上改了很多。把我们原来的土地上的房地产因素一下投进去，这十多年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到今天，十八大报告改为“提高质量和效益”，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要由效益来推动的阶段。再往下发展一定要达到中国能够创新的阶段，这就意味着你在全球保持着绝对的竞争力，就像美国这几十年一样。美国这几十年之所以牛，说句实在话，就是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的创新都在进步，别人根本无法和他比。中国下一步在效率和质量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创新，这样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就意味着未来的动力能够保持。

我们概括了十多个因素，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对十多个因素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假如这个框的面积越小，你一般是跨不过去的。也就是说整个圆圈，如果这十几个因素划上去成为一个图，假如说圆圈面积比较小，就有缺项。就像高考，你本来是考五科或者是六科，但你有缺项，这样面积小就跨不过去。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说，巴西是在这几个国家中做的比较好的。像张主任和郑主任刚才提到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方面巴西做的不行，巴西的人均比较低、劳动生产率也有待于提高。如果它把这几方面改进的话，巴西就会再上一个台阶。阿根廷也是同样的。我们看看中国，中国在能源排放上有很大的问题，在服务业占比方面，也就是刚才两位领导讲到产业升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方面做的也不行。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不行。消费，也不行。我们仔细看看，中国在今天的环境下，跟没有跨过去的国家相比，我们不占优势，我们在若干方面确实面临比较大的风险。我们看看他们跨不过去的国家，我们和他们相比，我们有共同之处，也就是说我们有过不去的风险。

2013-02-21 10:32:16
宗良:
我们再和能够跨越过去的国家相比，看看我们的状况。这张图是和韩国、日本相比。韩国和日本为什么能够跨越过去？韩国和日本的框图大体上是圆的。紫红色的图代表日本，我们看看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老龄化。劳动生产率，这几年日本的制造业方面，日本的大企业有点问题，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增长，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了。它在消费、服务业占比都可以，教育的投入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它最典型的是在抚养比这个地方，这说明了日本的教育也不足。韩国的问题，抚养比不成问题，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在进一步提高，韩国的消费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问题。中国和它们一比，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图的综合面积不太够，因为我们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排放成了世界第一排放，劳动生产率增长还行，消费、产业升级都没有实现。我们综合一看，中国在未来要想跨过这个门槛的话，我们至少有几个核心的方面需要作出变革和调整。

怎么能够成功跨越？我们有几个大的方面，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收入差距、资源消耗，这是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想说，我们国家的人口红利衰减了，有人提出一个思路，我不赞成，就是说等到今天一说人口红利衰减，大家想到什么呢？就是把60岁移到65岁，那只有少数人感兴趣，一般的人是不感兴趣的。我觉得中国部分轻易走这条路，走到这条路的时候，说明中国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是西方国家的人力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应该怎么走？第一是相应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是把中国边远地区的低龄劳动力能够加以培养和利用，能够把这块开发出中国广阔的劳动力市场，包括农村等很多劳动力市场，这样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道。不是靠节流，靠节约去生活，这样基本上没戏。一定是开源才会是最终的方向。中国这个时候是增长动力的问题，说穿了是在外部面临一定增长动力的压力情况下，中国只有培养自己的增长动力，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2013-02-21 10:38:51
宗良:
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最近刚刚发布收入分配相关改革的意见，收入分配为什么重要呢？刚才我们从图里也比较了，收入差距大，因为中国收入结构面临的问题是两头大、中间小。高收入的阶层太大了，太低收入的人也太多了。哪一块少呢？刚才郑主任说到，6万到20万的家庭收入的人占比少，说明中国社会整个消费增长向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不稳固。

那怎么办呢？我们原来是两头大、中间小，要改为两头小、中间大。这样一调，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消费增长的动力就有了。因为中产阶级阶层是编辑消费倾向总体来讲偏高的阶层，那是整个社会消费的主导力量，再加上也是一个国家比较稳定的力量，也有利于中国实现整个全民整体富裕，有少部分的穷苦人，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帮一帮，这就是中国的整个社会。

关于能源供应、土地、矿产资源，我想说说环境污染，通过几十年的发展，问题出来了，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面临大量的雾霾天气，这些雾霾天气最初是吸收，它会给人的整个生命安全带来影响，雾霾里含有很多东西，呼吸空气我们面临着压力。最近大家在山东看到一种状况，排污的水平高。排污方面是看怎么净化地排，过去是排在江河里，污染河了，不行。他们想了另外一招儿，把污水朝地下导，用高压枪，这危险很大，这是中国地下水都有污染，况且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如果真做到这种地步，上面我们呼吸的空气不行，下面喝的水不知道是怎样的状况，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将来生活质量将会极大幅度地下降，这是绝对不行的。

2013-02-21 10:43:50
宗良:
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分析。我们承认确实中国面临几个因素，人口红利逐步减弱，但不是消失。我们不能和日本比，我们的问题大得多，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日本的问题肯定是在我们之前就有。世界经济的趋势，指望过大的依赖国际市场不太现实。改革，原来改一下就行了，但现在不行，这几个都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转入稳定阶段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压力。但中国经济有几个因素是别人不具备的。这几个因素决定了中国如果是处理好的话，能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中国经济处于后工业化发展期。中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韩国年均7%以上高速增长时间保持了38年，1962年到2000年。我们是30年，至少还有10多年，没有问题，这个新加坡也保持了35年，我国的台湾保持了49年，将近50年。我们中国只要能保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到那个时候再下3%到5%，那也不怕，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解决问题。

2013-02-21 10:46:51
宗良:
中国要解决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工业竞争力的问题，大企业培养出50-10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相当于德国或韩国的主要工业实体的水平，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实体。在这个方面要向德国和韩国学习，同时还要培养出大量的中小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小企业。

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差异，这和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中国的经济结构差异就相当于给经济发展不断地注入动力，类似于德国的经济发展，当年西德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制约，一下就把东德并过去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投入才可以带动，就相当于这几个发展阶段，东部相当于发达国家，西部还落后于十多年，这样不同的发展阶段轮流变为动力。比如说早期的经济增长点在珠三角，中间转到长三角，最近这几年是在环渤海。环渤海继续作为比较强的经济增长动力，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朝什么地方转，中西部，比如说中原和中南，这有可能是在中国未来经济中发展的重要点。这样区域结构的差异正好为你确立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增长点。

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我们消费市场成长也非常快。再加上我们的政策也会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进行主动调整。总体来看，我们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2013-02-21 10:48:05
宗良:
中国怎么应对？就像过去我们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已经看明白了中国大体上要朝哪个方向走。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很重要，中国这个时候要求目标明确、完善机制、动力充足、解决难题。中国的模式要创造中国成功发展的模式，能够在全世界借鉴中国模式，这也要求有一套比较相对固定的中国的制度设计，甚至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你得有一套东西，比如说人家一说美国经济，就能够拿出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一说中国，你连适用于中国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还没有特别成型的东西，好象原来是有一套，好象完全用原来的那套也有问题，完全借鉴西方的东西，也有问题，就是看如何在这中间找一套独特的适用于中国的设计。

2013-02-21 10:51:13
宗良:
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根本之策是转型。第一是改革收入分配，第二是优化结构，一个是工业结构，一个是基础设施结构。这两个结构的优化是其中的重点。第三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第四是鼓励创新。

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经济增长动力要作转化。关于收入分配，最后通过改革实现两头大、中间小改为两头小、中间大。有一个具体的方面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刚才郑理事长还特别对中国的道路，包括对农业现代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今天国家提到这个战略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这个争议。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希望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状况？你肯定是希望中国未来是城乡基本平衡、消除城乡差距、让全国人民收入基本平衡、过上基本幸福的生活，只有少数人相对比较贫穷一些，但还能够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中国社会如果能够走到这样一天，那就对了。要走到这样一天，有几件事情必须做。首先中国需要解决“三农”，所谓的“三农”问题，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在中国的今天“三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假如你把农民分流，中国有2.8亿农民，平均每个人经营6.4亩地。这就像每天给每个人的工作量，每天就让你打打开水、扫扫地的概念。像这样的话，10分钟或者是1小时就做完了。另外干什么呢？你最好是能够找到另外的职业。前提是你只来1个小时扫地，给500块钱。那另外的时间得找到另外的生存空间，在另外的生存空间找到之前，我不能先把这500块钱断掉，如果断掉的话，你就会急了。假如每个人在社会上能够找到另外挣到大钱的工作，那这500块钱去掉，可以解决问题了。“三农”的核心，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也有很多途径，一部分是走向大城市，大量的中小城市，中国社会未来是大中小，尤其是中小城镇有机结合的群体。农民工有很多趋向，该干什么干什么，到各种各样的城市来，在城市安家落户，有社会保障，他不回家，以后可以不回家了。在当地搞农业现代化，整个人口分散，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只要能够在城市里稳定生活和保障，就可以把土地的关系割开，也就是刚才我说的500块钱不给他，这一块隔开，这就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这样就实现城镇化，假如说农民都走了，农业问题变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变成了良田加秀美山川。凡是不种地的，就变成旅游休闲的地方，变成古典的村庄，变成了风景区。这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今天我们还要面临低碳城市和倡导绿色消费，这块是长远的发展保障。

今天就与大家交流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3-02-21 10:54:21
张大卫:
刚才宗良所长给我们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他首先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述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增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特别鲜明地向我们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关键期，我们确实存在着跨不过去“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他用蛛网图对我们进行了非常形象的表述，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短板在哪里，让我们知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向我们介绍了我们面临的挑战，引起了我们的深刻思考。他也对我们落入陷阱的可能性分析和跨越陷阱的可能性的深刻分析，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选择和政策的建议，都说的非常深刻，也说的非常生动。

2013-02-21 10:59:47
张大卫:
以上三位专家的发言，我和大家一起听和记。我想谈谈我的一些体会。今天三位专家的讲演，讲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的意义，首先这个命题存在不存在，在没开会之前，我向三位专家请教，第一，这个问题成立不成立；第二，有没有意见。刚才三位专家有人提出这是伪命题，他们用了大量的数据和现实的分析，向我们解释了这不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中国到这样的阶段，就是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今天的状况之后，我们前面有很多国家没有跨过去，而且没有跨过去的国家数量相当大，真正跨过去的国家屈指可数。前面就有人落入这个陷阱中，他们提出的问题让我们理解和深刻警醒。还提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着挑战和巨大的风险，刚才专家讲了很多方面，讲到了有哪些挑战和风险，现在我们说中等收入陷阱，一般说有几个突出的表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长期放缓，社会矛盾增多、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环境和要素的严重约束，这些问题都摆在中国发展的前进道路上。十八大提出的一些问题，通过三位专家的解读，使我们感到思考问题的重要性特别突出。我们相信今天三位专家提出的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它的意义还会逐渐释放出来。

2013-02-21 11:01:39
张大卫:
三位专家还讲到制定战略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另外也要加快研究这个问题，还要有明确清晰的战略。这是下一步全社会应该做的工作，是我们关键性的问题。刚才宗良所长还讲到十八大提到时间表、路线图。永军也提到顶层设计的问题。无论是什么，这都说明了战略抉择上进入了关键的阶段，必须有坚定的决心、清醒的判断和明确的战略来引领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位专家也提到路径和举措，我觉得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都很关键。我粗略地概括了一下，我们要在改革上下工夫，特别是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下大工夫。刚才三位专家都讲到这个问题，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要释放出来，中央领导同志讲到要把改革的红利得到充分的释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另外还要有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我们面临社会矛盾增多的现象，这些现象有很多是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环境不公平等引起的，政府就要在这个方面下工夫。另外就是要调整差距、缩小差距，当然要积极调整分配政策减少收入的差距。现在存在着贫富差距，形成的因素有很多，三位专家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和地区收入的差距，这两大差距是我们应该切实引起高度重视和今后加以认真调整和解决的。

他们还提出创新发展的问题，怎样使创新驱动力更强一些。还提到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也就是城镇化。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我们巨大的发展动力。城镇化的战略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和走下去，还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利用可持续发展来破解现在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等要素瓶颈的约束。

2013-02-21 11:04:38
张大卫:
这是我的一些体会，我愿与大家一起分享。我是来自河南的一位新朋友，原来是在河南省做副省长，现在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有幸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理事，以后可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大家见面。我从河南的角度谈很多问题，在今天的场合不太合适，但自己确实在思考，河南现在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也是属于蓄势待发的区域。刚才几位专家都讲到中部地区的发展，通过区域经济的均衡或者是协调发展，也是我们经济增长今后的一个巨大潜力和动力，这一点我也是有很深体会的，河南有1亿多人口，是我们国家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我们国家城镇化率比较低的一个省份，这些都使我们面临很大的问题，整个经济增长的质量、素质还不太高，大量的农村人口的存在也面临着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就业问题，包括收入水平低的问题等等。刚才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特别讲到了“三农”的问题，“三农”的问题和城镇化率的问题，河南在全国是最具典型意义，我们现在结合十八大提出的重大问题，我们也在研究，加快河南经济的发展，怎样解决好我们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我们考虑这些问题，从一个省区域经济发展来考虑，也是要带动全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和全国一块讲“中等收入陷阱”好象还不太够资格，但也确实到了这样的阶段。好在中央政府提出中部崛起、中部发展的政策，也是看准了的，包括下一步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发挥巨大的潜力和优势，如何把城镇化布局好、战略选择好、工作尽快向前推进。今天这个场合，我过多讲河南的问题，好象也不太合适，也是借今天的机会多说两句。希望大家多关注中国中部的一个非常大的省份，人口又多，农业比重又多的省份，关注河南下一步的发展，它如何和全国一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下面我们进入互动和交流的阶段，请参加今天论坛的朋友向三位专家提出问题。

2013-02-21 11:07:19
记者:
请问三位专家和张大卫理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是为给高层提供决策依据的。想问一下，在汲取民间的智慧方面，是如何把民间的智慧通过多种渠道反映到高层？

2013-02-21 11:11:36
郑新立:
十八大专门提出来要重视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门当研究室的主任，搞写文章的工作，研究的思想观点受到好多部门的利益、部门观点的限制，因此我们就跟几个刚刚退下来的老同志商量，搞一个民间智库，不吃财政饭的智库。现在全世界有上万个智库，美国有两千个智库。美国的两千个智库没有一个是吃财政饭的。我们这个智库也是创建一个新的制度，不代表任何方面的利益，没有任何部门利益，从客观来研究问题，向中央提供智力支持。我们现在对上的渠道是非常畅通的，最近习总书记专门指示，要多听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意见。我们有要情，每个礼拜出两期，直接送给政治局委员以上，还有人大的副委员长以上，还有政协的副主席，供他们参阅。我们还有研究报告，还有智慧言论、信息反映，反映我们的研究成果，为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提供。我们“经济每月谈”每个月一期，讲完之后就上网了，我们每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通过网络看到。我们通过社会舆论的作用，影响民意、影响决策、影响社会舆论。“经济每月谈”已经有两年多了，最近我们想改进一下，争取每个季度出一本书，不仅有声音、有文字，还要把大家的观点汇集起来出一本书。“经济每月谈”抓住当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抓住当前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矛盾提出意见，也欢迎媒体和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参与，提出问题共同讨论，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谢谢。

2013-02-21 11:14:06
记者:
郑理事长，您刚刚提到设施农业和调研的情况，我比较感兴趣，我来自山西，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情况。您刚才所说的推进，我觉得挺难的。投资，像互联网、光伏，风投比较多，但是在农业方面很少有人去投资，包括去年说山西煤老板去投资，但我也没有看到特别的动向。您认为“十二五”期间，山西、河南、河北这一带不发达的地区，西北可能更差一些，西北会有什么进程？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如何引导投资进入？这些投资进入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2013-02-21 11:18:34
郑新立:
你提的问题很有针对性，提得非常好。现在社会资金进入农业现代化，面临一个政策瓶颈。现在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很容易，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各种要素在大量支持工业化、城市化，但从城市流到农村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资金进不去，要解决你刚才说的矛盾，要打破政策瓶颈，吸引社会资金进入，而且投资农业现代化可能回报率不低于搞煤矿、不低于制造业。比如说奶粉，现在中国人都跑全世界采购，全世界的人讨厌中国人去买奶粉，都把货架子买空了。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文章，说奶粉这件事一个是让中国企业脸红，一个是让中国人脸红。如果我们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奶业的生产，创造一个绿色的牛奶品牌，让中国的母亲、中国的消费者都相信你的奶粉，都买你的奶粉，价格即使高一些，与从国外买差不多的价钱，那我们的消费者也愿意接受你的商品。我去年看到一个温州的商人，在新疆发展的不错，搞了很多商场，后来把这些商铺全部卖掉，然后用资金在喀什戈壁滩上搞了一个奶牛场，生产奶粉，卖到长三角。广告词就一句话，我的奶粉收集的奶源没有一个是个体户的，全部都是我牛奶奶厂生产的牛奶，因此质量绝对有保证。就一句广告词，引起了长三角那么多家庭母亲的信任，尽管卖的价格高一点儿，卖得相当好。

2013-02-21 11:24:20
郑新立:
所以社会资金投资农业现代化，搞现代化的大农业，搞农业的机械化，统一的采用规范的现代化的栽种方式，只有搞集约化的大农业才能解决，也只有这样的农业才能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问题。去年在价格上涨因素里，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占70%。有人说这和银根有关系，所以中央银行使劲收紧银根，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我想这是南辕北辙，你想用收紧银根的办法来解决老百姓买牛奶还是不卖牛奶的问题，买猪肉还是不买猪肉的问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只有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农业，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出符合老百姓要求的，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产品，这样才能够解决供需的矛盾，才能降低价格，才能保持生产和市场的稳定。所以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现代化里。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养猪，这几年猪肉的价格在食品价格里面占了40%多50%，猪肉价格三年波动一次，改革开放二三十年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早已经解决了，他们通过现代农业，比如说美国，养猪的企业一共有2个半，一个公司一年生猪的出栏量3千多万头，还有一个公司一年的出栏量是2千多万头，一个公司的出栏量相当于我们几个省的生猪出栏量。这就可以按照市场需求，按照各个国家对质量标准的要求来调整饲料结构，调整养殖规模，做到按计划生产、按标准生产，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包括我们的养殖业、种植业要达到美国、欧洲这样的水平，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我们的第二产业距离世界水平有差距，第三产业也有差距，但是差距最大的是在农业上。农业的生产效率，农业的生产方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很可能会陷到“中等收入陷阱”中去。谢谢。

2013-02-21 11:24:44
记者:
请问宗良所长，前不久刚刚发布的收入分配改革意见其中提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其中明确要求要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制度，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其中投资运营制度是从哪方面着手呢？谢谢。

2013-02-21 11:25:15
宗良: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养老金很大，出来之后要确定一个基本的投资趋向。养老金比较特殊，包括在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也面临着缺口。在中国是比较突出的，整个养老金制度可能面临若干方面需要做调整，如果更广义来看，一个人一生中，尤其是劳动力，专门负责创造这块的劳动力，或者说必须要交养老金的这波人，他们交这些钱，最终能够维持他的，还要维持未来全部人的平衡。这就说明对这块资金有比较整体上的考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需要解决投资问题，因为养老金往往是长期资金，需要建立一套制度，到底应该投哪个地方去，就像风险管理，是投到债券还是股票，还是以什么方式，会有很具体的操作。我们这些年已经做了一些探索，但在未来也能够进一步完善，在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才有可能。

2013-02-21 11:26:01
记者:
请问张大卫理事，刚才您讲到河南的情况，郑主任刚好讲到农业产业化，河南可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知道河南现在在提“三化”，农民职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试图探索一条如何解决城乡差距过大，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刚刚郑主任讲到农业产业化、吸引社会基金的投入，我不知道河南省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在这些年探索过程中有哪些特别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分享？因为河南实际上就是中国目前这个问题的典型案例，人多、地少、农业比例比较高，耕地资源比较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个典型代表。不知道您有什么特别好的经验与我们分享？谢谢。

2013-02-21 11:27:29
张大卫:
我简单说两句，我今天和大家一样，是分享三位专家的智慧和成果。我们郑主任的老家也是河南，河南确实是全国比较重要的缩影，特别是在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上特别有典型。河南有1亿多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相当于10个百分点，意味着农民人口占的比重相当大。刚才郑主任讲，全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大体上是6.4亩地，河南每个农业人口是1.2亩地。刚刚郑主任举了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清楚了。洞庭湖边华容县的一个村支部书记在转包土地的过程中，每亩地给给户主700块钱。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每亩地农产品价格，换句话说你在土地上辛勤耕耘，最后每亩地的收入也就1000块钱，这些钱怎么折腾都不可能致富。刚才宗良所长也讲到了，在这块土地上，随着农业的发展，现在每年每个农村劳动力对土地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一个生产季节20天足够了，他在农村不需要投入365个工作日，这两大问题就决定了不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农民没有出路，“三农”问题永远解不开。

2013-02-21 11:28:18
张大卫:
要想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要把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富余人口转移出去，这样才能实施农业现代化，才能

提高效率，才能让农民通过种粮食、搞农业增产增收致富，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现在很多人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没法解答这个问题。现在河南通过城镇化的过程，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还是非常有成效的。现在农村也出现了大量的土地合理流转，我们现在也在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方面虽然进步不大，但确实是在往前走。包括一些专业合作社，包括社会资金投入农村，都出现了非常积极、非常可喜的现象，不管怎么说，农村的生产效率在提升。

另外，我们确实把农村地区，把它和我们的城镇化结合起来。中央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既要把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把一些投资的重点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时也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使留在农村的那部分人也能够过上文明的和比较宽裕的生活，在这个方面也都在积极地进行尝试。我们现在提出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来实现“三化”，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实现“三化”。第一条路，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希望。第二条路，我们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我觉得河南进行这两个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大家关心的话，欢迎大家到河南进行调查和考察。

2013-02-21 11:30:33
记者:
刚才郑主任说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我国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我想问在我们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不匹配，造成了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又会返过来制约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不匹配这个问题，用通俗的话讲，好象我们现在的农产品，产量上去了，蔬菜是大棚产的，人看的是这个东西，但吃的不是这个味道。让大家觉得越是大棚菜，越不敢买。实际上农民为了增收增产现在广泛推广这种东西，请问郑主任和张主任回答一下。

2013-02-21 11:32:02
郑新立:
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一个是要加强监管，这是政府的责任，国务院成立了食品安全办公室，正好是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楼下，每天中午我和食品安全办的几个主任交流，我们每天中午在一个桌上吃饭，他们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加强监管既包括队伍的建设，也包括技术手段的建设，都要有很大的投入。我刚看到德国马肉事件，马肉代替牛肉，总结了原因，这段时间监管的力量投入减少了。英国也是这样的，由于监管的投入减少了，所以就出现了市场用假的牛肉来代替马肉、代替牛肉的事儿。我们国家在监管上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将来都要有对有害物质的检验检测设备，所有的市场都要有完善的市场监管人员和监管机构负责。包括要制定严格的法律，通过严刑峻法，让那些搞假的东西危害居民健康的东西，把他重罚，让他经济犯罪的成本要远远几倍大于搞假冒伪劣产品所得到的收益，起到威慑作用。第二是要通过扶持和培育现代的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品牌，代替目前数以亿计的小商品生产者。现在几亿农民作为商品生产主体，创造品牌、保证品牌信誉，不掺假，这很难做到。只有农业现代化，形成了现代化、规模化的经营主体，创造一个绿色的农业品牌，珍惜品牌，维护品牌的信誉，从这个方面来保证食品的质量。这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我想未来中国要通过从这两个方面的努力，解决你说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通过大棚生产的蔬菜，是不是就变了味？我想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像以色列培育一些新的品种，我们去看了，质量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你讲的质量问题，现在已经关系到农业发展的前途，关系到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声誉。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相信能够得到解决。

2013-02-21 11:36:25
记者:
我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也有一些研究，今天听了三位专家讲的，我特别受启发。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中等收入陷阱”从东亚成功跨越的国家来说，基本上是靠有效的资本积累，从拉美来看，资本的积累过程相当不成功，工业化进行的相当不成功。我觉得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主导型的资本积累的模式，包括前苏联、东亚国家的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我想问张主任和宗所长，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和东亚其他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向拉美国家靠近。这种情况包括前苏联和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国家出现的不是很明显，但中国现在比较明显。

另外，如果靠政府积累，就算中国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下一步的发展模式上就会面临下一个瓶颈。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中国经济到底能走多远呢？长期政府主导型的，在投资方面是很有效的。如果下一步转成消费型和创新型，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何改善？

2013-02-21 11:41:04
张永军:
刚才你讲到可能从拉美和东亚国家的情况对比来看，确实东亚国家能够普遍达到比较高的持续率和投资率，而拉美国家当时只有比较短的时间能够达到相对高的储蓄率，但和东亚国家还是有差距。像中国，如果从投资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确实是中国有利的条件。即便现在讲到下一步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一般来讲，那些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会出现问题，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储蓄率降下来了，比如说泰国都有这样的情况。高的储蓄率维持不下去，相应的经济增长都会受影响。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做了分析，中国至少从居民储蓄来看，尽管现在适龄劳动人口的量是下降了，但按现在的人口结构往前推，未来十年内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还会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居民的储蓄率，比如说中国是25-60年龄段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这样的比例在中国至少是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会下降。以前关于储蓄的问题、消费函数的问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专家，美国莫尼·迪安尼（音）教授就是靠消费函数理论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去世之前，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曾经和中国的一个学者合作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储蓄率的论文，他讲到中国目前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包括东亚国家的储蓄率的变化，可以用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解释的，我们用他的思路来看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储蓄率，这个结果是还是能够保持比较高的储蓄率。

再加上以前的论坛中讲到，中国还是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像轨道交通，未来多少年内还是有比较大的投资空间。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地铁建的比较好之外，其他的城市开工了大量的轨道交通，这方面有很大的投资。像中等城市，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像这些方面对中国未来的投资是有空间的，而且能够带动中国未来的产出保持比较快的增长。比如说中国的水、电、气，所谓的公共事业。从产出角度看，中国和美国比，我们的制造业、工业规模上都超过美国了。差距最大的是在服务业和公共事业方面。这方面我们有投资和需求，将来会带动这方面的发展，也形成比较强的动力，能够使中国经济规模上继续扩大，也是我们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比较有利的条件。

2013-02-21 11:42:07
宗良:
你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中国的发展动力到底如何转换。经济发展中如果从大的动力来讲，三大块比较明显，出口、投资、消费。但如果细化的话,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方面。可以再稍微分开一点儿，在调整过程中，总体使不同的消费，可能涉及到不同的层次，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层次里又有不同的消费倾向，你在调整过程中会发现，再加上城乡收入差距，整个过程中是轮番上升，总体是升级的，把这个动力做的越来越大，同时结构也越合理。投资的动力，短期来讲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会涉及到政府管控，基础设施，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企业，当然有企业市场化的，这一块主要在于达到一定阶段了，重在优化结构升级，保持增长。政府那块，该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投资管控力度也变好了，出口的话管控不了，这样慢慢的实现了良性的动力转换。

2013-02-21 11:47:33
宗良:
第二是你说到政府管控的模式会走多远，也是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一个观点，中国的改革怎么改？改革的目标实际上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可以考虑，我们过去高度依赖政府的经济是走不下去的，完全走西方的路是不是也行呢？完全按照西方的市场化走，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中国的模式怎么走？可能还是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我倒有一个倾向，我纯粹是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图中，一边是政府，一边是市场。两个极端不行，发达国家自己都说完全靠市场了，金融危机实践证明了不行。

哪个比较合理呢？比如说在中间的某一个环节。但从实际来看，市场化的东西多一些，应该是对经济发展总体比较有利的。按所谓的黄金分割，市场化程度70%、政府是30%，或者是在某个区间就能够比较合理化地解决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70%-80%的市场化，另外的20%几的是调控。这样有一个合理的搭配。当然可能说的不一定对。

2013-02-21 11:48:43
张大卫: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围绕如何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几位专家在现场做了讲演，大家也进行了互动，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用掌声既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在座的听众。祝大家新春愉快，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2013-02-21 11:51:46